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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登于《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2期 ❖ ▼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南宋文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这样评价西湖。西湖秀美的山水风景四季不同且四季宜游。自南宋以来,以西湖为中心的游赏活动一直延续,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晚明文人高濂在杭州生活期间所著的《四时幽赏录》(以下简称《四时》)从时节角度对西湖及其周边风景进行梳理和评述,对今人研究明万历年间西湖的风景建设情况,理解晚明文人的山水游赏心态和行为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对《四时》的作者及创作背景、所记录的幽赏活动进行探讨和分析,进而归纳总结出晚明文人在西湖游赏时所呈现的若干特点。 - 1 -高濂与《四时幽赏录》1.1 高濂其人 高濂,字深甫,号瑞南道人、湖上桃花渔,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史》无传,生卒年不详。今按徐朔方先生推断,高濂出生于嘉靖六年(1527 年)或略前,卒于万历二十八年(1603 年)或略后 [1] ,即主要生活在嘉靖、万历年间。高濂出生于商贾之家,家境优裕,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但仕途并不顺利,早年曾在北京鸿胪寺待职,在此期间遭遇了秋试失利和丧妻的打击,萌生了退隐之心。万历二年(1574年),父亲去世后,47 岁的高濂便选择南归故里,隐居西湖。他一生爱好甚广,著述颇丰,著有传奇剧本《玉簪记》《节孝记》,诗文集《雅尚斋诗草》(已佚)、《芳芷楼词》,以及《牡丹花谱》《兰谱》等,其养生著作《遵生八笺》被视为我国古代养生学的集大成之作。此外,他与汪道昆、冯梦祯、屠隆、董其昌等人均有交集。 1.2 《四时幽赏录》的创作背景 隐居西湖的高濂一直坚持文学创作,根据作者自序可知,万历八年庚辰(1580 年),54 岁的高濂创作完成了《四时》,该书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提炼了西湖及周边地区春夏秋冬各 12 种“幽赏”活动,共计 48 事。10 年后,即万历十八年辛卯(1590 年)高濂又完成了 19 卷 60 余万字的《遵生八笺》,并在该书的《四时调摄笺》里以“高子幽赏”的形式分季节插入了《四时》的内容。因此,《四时》是先于《遵生八笺》完成的,而非从《遵生八笺》中摘出的单行本。厘清这一关系后,可以更加明确《四时》的创作年代和作者的创作行为。在本研究中亦将《遵生八笺》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对理解高濂的思想和行为有一定帮助。 早在南宋时期,西湖景物就已频繁出现在书籍文献中,如《咸淳临安志》《梦梁录》《武林旧事》等,但往往只是书中的一个篇章。到了明代出现记述西湖的专著,最早的是嘉靖年间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和《西湖游览志余》,此为西湖专著之滥觞。《西湖游览志》 依地域进行编排,其后书籍亦多沿袭。相较之下,《四时》虽内容简短,但匠心独具,以四季为序,别有一番情趣。 - 2 -《四时幽赏录》中的幽赏活动分析 2.1 幽赏与真趣 高濂在该书《自序》中即表明态度:“余雅尚幽赏,四时境趣虽异,而真则不异也。即武林一隅,幽境幽趣供人赏玩者,亦复何限？……若能高朗其怀,旷达其意,超尘脱俗,别具天眼,揽景会心,便得真趣。”[2] 高濂推崇以“幽赏”的方式观察四季景物,在他看来,只要有超然脱俗的胸怀、善于发现的眼睛就能在杭州(旧称“武林”)的湖山之间得到“真趣”。因此,在品读和理解书中所录景物时需先对书中反复提到的“幽赏”和“真趣”进行一定解读。 到的“幽赏”和“真趣”进行一定解读。“幽”有隐藏、不公开、沉静而安闲之意。对于“幽赏”可以理解为在一种安静的、隐逸的氛围中对某种事物进行观赏和品味。“幽”是一种状态,要达到这种状态不仅需要观赏时外在氛围的保证,更需要观赏者内在心境的调适。为了强调这一点,书中多次提到“幽赏”,如“因思古诗‘草长平湖白鹭飞'之句,其幽赏自得不浅”(三塔基看春草),“此听不悦人耳,惟幽赏者能共之”(三塔基听落雁)等。此外,书中还频繁地用“幽”来遣词造句,例如“幽览”“幽趣”“幽情”“幽香”“幽冷”“幽胜”“风致幽闲”“野花幽鸟”“幽立高空”等。 而对于“真趣”的理解则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真趣概念起初指诗文反映出的真实义理,物象中存有的自然道理;宋元时期逐渐突出了本真性情的义涵指向;到了明代,李贽、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人主要论述并立起真趣概念的理论内涵,强调了真趣概念的本真性、自由性和灵慧性等美学特征;明代真趣用例更加丰富,诗文评论中也颇多见 [3] 。因此,追求真趣应是明代文人,特别是晚明文人的一种普遍态度,显然,与李贽、三袁生活在同一时期的高濂也秉持着同样的观点。 2.2 命名与内涵 笔者对书中记录的 48 种幽赏活动的景观或活动类型、发生地点进行分析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1《四时幽赏录》48事统计表
从命名上来看,与“西湖十景”等规整的景观题名不同,高濂对这 48 种幽赏活动的命名未做统一要求,其中短者 5 字、长者 9 言,但在命名的结构上大致相同,为地点(或时辰)和活动的组合。进一步分析,高濂在各个季节的景物命名上尽量做到两两对仗,如春时的“虎跑泉试新茶”和“保叔塔看晓山”,夏时的“湖晴观水面流虹”和“山晚听轻雷断雨”,秋时的“保叔塔顶观海日”和“六和塔夜玩风潮”,冬时的“湖冻初晴远泛”和“雪霁策蹇寻梅”等。当代园林美学家金学智先生认为:“没有题名序列的园林,在精神的领域里只具有散文的结构,而有了规整性优秀题名序列的园林则具有了诗的结构。”[4]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高濂的幽赏世界,通过题名在不同的活动之间建立联系,搭建诗的结构,进而产生诗的韵律和趣味。 笔者将书中所录的 48 事分为景观与活动两大类:景观细分为植物景观、动物景观、山水景观、城市景观、乡村景观、天象景观、水文景观等 7 类;活动分为饮食活动、社交访友、文人自娱、生活体验等 4 类。同时,对各类型出现的次数进行统计,如表 2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景物所包含的景观类型并不单一,例如“步山径野花幽鸟”是在山林中观花赏鸟,既有植物,也有动物,同时还是在山水环境中。针对这类情况,笔者在分类时会结合题名和文字描述进行综合判断,根据其表述的重点进行归类。 表2景观与活动类型数量统计
其中出现最多的当属植物景观,因为植物景观历来就是西湖游赏的主要内容,而且具有典型的季节性,在南宋“西湖十景”中就有苏堤春晓、柳浪闻莺、曲院风荷等以植物为核心的特色景观,而在《四时》中高氏提及了梅花、油菜花、柳、桃花、桂花、菊花、芦苇、茶花、竹等多种植物。高濂本人对植物颇有研究,有《牡丹花谱》《兰谱》传世。杭州有三大赏梅胜地———孤山、西溪、灵峰,其中孤山、西溪植梅历史悠久,在本书的“孤山月下看梅花”和“西溪道中玩雪”中可得印证。 春季“登东城望桑麦”与夏季“东郊玩蚕山”都是杭州东郊的乡村景观,亦可称为农业景观,反映的是农业生产所形成的特殊景象,而且这两者在时间上有连贯性。此外从位置上来看,“桑田蚕山”景观之所以发生在东城外是因为在杭城东北门———即艮山门一带自宋元以来遍布个体丝织与机纺作坊,为著名的“杭纺”主产地,城东旷野多桑园,许多农民以植桑养蚕、剿丝为生,杭州古谚“艮山门外丝篮儿”由此而来。 与乡村景观相对应的是城市景观,书中最后收录的“除夕登吴山看松盆”和“雪后镇海楼观晚炊”即属此类。前者是杭州当地特有的一种风俗,在除夕晚上,杭城百姓吃过年夜饭后,听鼓楼炮响,一起“放炮起火”,此时登上吴山看“红光万道、炎焰火云”,可算是一年中只有一次的城市景观。后者是雪后登高楼,看城中屋顶积雪如玉,待到“日暮晚炊”,看“千门青烟四起,缕缕若从玉版纸中,界以乌丝阑画”。这两处景观在全书中显得颇为独特,景物本身发生在城市里,属于社会风俗,这与文人崇尚的山水之游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但联系当时的社会风气来看,高氏将其收录书中其实并不意外。因为晚明社会开始追求人的正常生活,并把日常生活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视日常生活为人伦大事。有了这样的基础才会对人文社会有细密的观察,把社会风俗当成是研究记录的对象,并将如画的自然景色与社会风俗融汇在一起,在旅游的同时注意到人文世界[5] 。然而对社会风俗的观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高氏的观赏方式较为特殊,都是采用一种鸟瞰的视角,与景物本身的纷繁热闹保持一定的距离,以达到“幽赏”的目的。 风景游赏是综合的感官体验,除常规的视觉体验外,提倡“幽赏”的高濂还特别注重听觉、味觉等方面的体验。从内容来看,这 48 事中以听觉为主的景观有 7 处,以味觉为主的有 5 处。听觉对应的是声景,当代学者认为声景指的是“特定场景下,个人或群体所感知、体验及(或)理解的声环境”[6] 。书中提及的声景包括雨声(天然阁上听雨)、雷声(山晚听轻雷断雨)、雪声(山窗听雪敲竹)、泉水声(水乐洞雨后听泉)、鸟鸣声(三塔基听落雁)、芦苇声(乘舟风雨听芦)、潮水声(六和塔夜玩风潮)和人声(山居听人说书)等。而味觉体验,则是本书的另一大特色。因为高濂对养生颇有研究,在饮食上非常讲究,所以书中出现了像“虎跑泉试新茶”“西溪楼啖煨笋”“湖心亭采莼”“乘露剖莲雪藕”等以饮食为主的体验活动。在高氏看来,味觉体验也是不可多得的幽赏活动。 《四时》不仅包含了多元的游赏对象,也反映了当时多样的游赏方式,其中舟行就是很重要的一种,如夏季“压堤桥夜宿”和“湖心亭采莼”,秋季“乘舟风雨听芦”和“三塔基听落雁”,冬季“湖冻初晴远泛”皆是在船上完成的。舟船不仅被文人作为交通工具,也被当作临时的居所,例如“压堤桥夜宿”一文描述的就是高濂乘船在苏堤的压堤桥下夜宿的情形。这种“舟居”的方式受到很多文人的青睐,如明代文学家谭元春(1586—1637 年)在《河霜草序》中记录了自己在游西湖时“不寓楼阁,不舍庵刹,而以琴尊书札,托一小舟”,并列举了舟居的五大好处。可见在晚明文人看来,泛舟游湖是颇有趣味的旅行体验。 2.3 空间分布 关于游赏的地点,这 48 事中有特指也有泛指,其中 38 处高濂明确给出了地点,另外 10 处为泛指(见表 1)。笔者将书中景物定位到今日杭州地图上,其空间分布情况如图 1 所示,对于某些泛指或不能考证地点的景观未标出。这张空间分布图相当于高濂心中的风景资源分布图,巧合的是,其所列景物基本位于今日西湖风景名胜区所划定的边界内,另有几处分布在明代杭城东郊西溪、天目山(今临安市境内)等地。也就是说,高濂所推荐的游赏活动几乎都不在杭州城内,而在以西湖为核心的城市近郊地区,其中分布比较密集的在宝石山、苏堤、孤山、西湖湖心、灵隐天竺等地,这些都是西湖风景区的传核心地带。由于当时杭州城被城墙围合,市民及游客需出城西的钱塘门、涌金门和清波门才能到达西湖地区,因此可以明显感受到城墙的存在(见图 2)。 需注意的是,高濂在西湖边有一处自建别业,即“山满楼观柳”中提到的苏堤跨虹桥东侧的山满楼。每次出游,他都会在此居住(“余每出游,巢居于上”)。山满楼为其遍览湖山风光提供了极大便利。可以想见,山满楼既是高氏出游的落脚点,也是出游的起点,因此他对这里的景物更为熟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在山满楼周围景物分布比较密集。 关于景点分布的另一特点,就是四季景观或活动在地理位置上有重叠的现象,即同一处地点有不同时节的景观或活动。如春季“苏堤看桃花”和夏季“苏堤看新绿”;春季“保叔塔看晓山”和秋季“保叔塔顶观海日”;春季“西泠桥玩落花”和秋季“西泠桥畔醉红树”等。这说明高濂注意到了某些景点在不同时节有不同的关注点,是值得在不同时节反复去的。
▲图 1 《四时幽赏录》所列景物分布图(据杭州市规划局网站“西湖风景名胜区保护规划图”改绘)
▲图 2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海内奇观》中的《湖山一览图》，此图上为西，下为东，图下方即杭州城墙及城门 2.4时间要素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以四时为序,引入时间这一维度,体现了高濂所提倡的“四时调摄”的养生观,即顺应一年四季时令节气阴阳变化的规律,运用相应的养生保健方法。他认为养生是“时之义大矣,天下之事未有外时以成者也”[7] ,而出行游赏也是日常养生的组成部分,也应当遵循四时变化。 高濂不仅对幽赏活动的时节有所要求,而且对时机也颇有讲究,因为有些景致非常短暂,甚至可能转瞬即逝,例如“湖晴观水面流虹”“观湖上风雨欲来”“北高峰顶观海云”等。有些景观对时机的要求源自人文典故,如春时“孤山月下看梅花”特别强调“月下”,即夜晚幽静之时,在孤山赏梅才能体会到林逋那句著名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意境。不同的时机会产生不同的幽趣,例如在“苏堤看桃花”一节中高濂认为赏桃花有“幽趣数种,赏或未尽得也”。他列举了6 种幽趣对应6 种不同场景,或在晓烟初破,或在月夜,或在夕阳时,或在细雨时,或把酒看花,或在花谢时。因此在高氏看来,时间要素是幽赏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 - 3 -晚明文人西湖游赏的特点 基于对《四时》的分析,再结合其他同期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以高濂为代表的晚明文人在西湖游赏时心态和行为上所呈现出的若干特点。 3.1游赏观念的转变 明中叶以前,旅游处于一种受压制与不发达的境况,而且旅游还不被文人当成正经的活动;而在嘉靖、隆庆以后,随着社会控制的松动,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旅游逐渐兴盛繁荣起来,成为文人中普遍的风气。对于晚明文人而言,旅游已经不仅仅是休闲性质的游山玩水,而是标志着一种生命生活的雅化,是一项集自然美、艺术美与社会生活美为一体的综合性审美活动[8-9] 。周振鹤先生认为晚明社会盛行的好游之风,已经促使许多人对旅游这一事物进行认真的思考,将其上升为人的生活中必须认真对待的正经事。比起前代来,晚明文人不只是一般的好游,更进而耽于山水,好游成癖,甚而成痴 [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高濂的诗文“主于得乎自然,以悦性情”,这与他不断接近自然,喜好山水之游是分不开的。 杭州西湖是晚明全国最知名的旅游吸引物之一 [10] 。嘉靖十七年(1538 年)田汝成参加会试时路过苏州,与黄省曾说起西湖,黄因羡慕西湖之美而放弃参加会试,转而游览西湖。从晚明文人的论述和当时出现的大量西湖旅游书籍中看出,西湖已成为当时文人旅行的重要目的地。这类书籍有袁宏道的《西湖记述》、张岱的《西湖梦寻》、俞思冲的《西湖志类钞》、高攀龙的《武林游记》、王绍传《西泠游记》、浦祊的《游明圣湖日记》等。这些作者中有长期生活在杭州的本地人,也有从外地慕名而来的文人。明末文学家王思任(1575—1646 年)在《游杭州诸胜记》里对西湖大加赞赏,称:“西湖之妙,山光水影,明媚相涵,图画天开,镜花自照,四时皆宜也。” 由于观念的转变,文人雅士将旅游当成一件正经事来对待,进而开始重视旅游的行装,甚至还发明了一些实用的游具,高濂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遵生八笺》的《起居安乐笺》中专门有《游具》一篇,介绍出游的服饰、装备,甚至还自制提盒、提炉等便携器具,并配以图式(见图 3)。其好友屠隆(1544—1605 年)在《考槃馀事》一书中也对这些游具进行了转述。
▲图 3 高濂《遵生八笺》中的《山游提盒图式》与《提壶图式》 3.2静观万物的审美心态 古代文人普遍存在趋静避噪的倾向,即便在风景游赏中也是如此。随着晚明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城市的繁荣,普通市民在旅行时喜欢追求热闹,而文人雅士则更倾向于静观万物。晚明张岱那篇著名的《湖心亭看雪》表现出他对雪湖的偏爱,因为此时的西湖最是寂静、空灵。而追求宁静对高濂来说,还多了一层“静以养生”的意义。养生者认为神气的躁动易产生精气的漏泄,所谓动则损耗,静则增益。高濂对养生有着系统认识,并贯穿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四时》中的 48 事中许多都适合独自完成,同时需要有幽静的环境,即便是热闹的场景,幽赏者也要抽身出来,与热闹保持一定距离。 与此同时,静下心来,细心观察,还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景象。如冬季“湖冻初晴远泛”中首先总结了“西湖之水,非严寒不冰,冰亦不坚”的现象,然后描述“操小舟敲冰浪游”时“观冰开水路,俨若舟以长蛇,晶荧片片堆迭”的景象。也只有在幽静环境下才能激发人敏锐而细腻的感知能力,获得那种绵长、幽微的审美感受。 3.3记录山水与塑造品味 游山玩水,更是一种审美活动。相较于普通游客,文人会在游赏之后,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通过诗文、绘画等方式记录下来。将游记诗文整理出版,是晚明人非常乐于做的事。据统计,现存明人文集中,游记类作品数量众多 [5] 。 由于明代杭州有众多刻书作坊,对于生活在杭州的文人来说出版书籍十分便利,这些由文人雅士书写的游记、指南等可以向公众发行。撰写游记,已然成为士大夫重要的文化资本,一方面用来塑造品位,另一方面以此区别于一般游人 [12] 。在这些书中,作者将西湖风景资源进行梳理、总结,相当于给纷繁杂乱的自然环境建立有序的结构,同时也将自身的审美情趣赋予景物中。游记诗文出版发行以后,必然会对阅读者产生行为上的指引和审美上的引导,不断塑造并加强西湖景物的内涵和品位。 - 4 -结语 《四时》所辑 48 事肯定不是当时西湖游赏的全部内容,高濂在《自序》中也说:“况赏心幽事,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跬步可得,日夕可观。”[2]通过此书,高氏更多地是在传授一种景观审美方式,为读者提供欣赏西湖山水的另一种视角,一种与四季同步、于细微处见真趣的视角。借助对本书的研读,可以让我们深入到历史上的一个个体或一类人群,借他们的眼光窥察当时的山水风景、城市风貌、园林建设等情况。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高濂通过《四时》和《遵生八笺》等书传播的既是一种养生观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风景游赏也是日常养生的重要内容。在注重生活品质的今天,该类书籍对于风景园林与健康养生等议题有一定借鉴意义。晚明是中国园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西湖园林及以西湖为中心的风景建设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与西湖旅游的发展和文人的山水实践有密切关系。通过对晚明文人旅游类文集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明代风景园林建设和景观审美的时代特征,而且对于今天园林营造中的内涵建设,游人观赏方式的引导和旅游品味的塑造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 徐朔方. 晚明曲家年谱第二卷:浙江卷[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197-198. [ 2 ] 高濂. 四时幽赏录[M]∥王国平. 西湖文献集成(第3 册):明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1106. [ 3 ] 王世海. 真趣:审美主体的艺术化[J]. 唐都学刊,2014(2):114-119. [ 4 ] 金学智. 中国园林美学[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315. [ 5 ] 周振鹤. 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72-78. [ 6 ] 何谋,庞弘. 声景的研究与进展[J]. 风景园林,2016(5):88-97. [ 7 ] 高濂. 遵生八笺[M]. 刘立萍,李然,校注.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35. [ 8 ] 巫仁恕. 晚明的旅游风气与士大夫心态:以江南为讨论中心[M]∥熊月之,熊秉真.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227-228. [ 9 ] 李娜. 《湖山胜概》与晚明文人艺术趣味研究[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8. [10] 魏向东. 晚明旅游地理研究(1567—1644):以江南地区为中心[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406. [11] 王思任. 王季重小品[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97. [12] 巫仁恕. 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M]. 北京:中华书局,2008:193. -End- 作者：洪泉，唐慧超 编辑：孙欣悦 九樟学社编辑部 | 版权声明 | 本文版权归作者所有 | 联系邮箱 | jiuzhangsociety@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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