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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积 天南地北阳春人 昨天 摘 要:中国的文人群体自古以来就有聚会结社之风。明清之际,由于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知识分子的增多与文人聚会结社制度的逐步完善,文人群体间的聚集开始有了自觉的群体归属意识,也即是“圈子”“群体”的归属意识。晚清报刊媒体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文人社交的“圈子化”。鲁迅在初到日本留学时就开始有了“圈子”意识,先是加入了“同乡会”,继而结交《浙江潮》的编辑,后来自己组织人员想创办新的文艺刊物《新生》,在经历《新生》创办失败后的多年沉默,鲁迅在北京又加入了《新青年》的文化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盟军。鲁迅深知文学圈子的重要,多年来不断组织身边的青年创办各种文学杂志,并最终形成了以鲁迅为核心的文学圈子与文化圈子。 关键词:“鲁迅圈子”;《新青年》;《浙江潮》;文学圈子;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I210.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19)03-0053-12 一 “圈子”一词在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集体的范围或活动的范围”,有明显的界限之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动物界与人类社会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圈子”。“文人圈子”是中国知识群体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国的文人群体自古以来就有聚会结社之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曾子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说就赋予了文人聚会道义上极高的合法性。东汉末年以后,传统的文人聚会结社制度开始正式形成规模,西晋的“竹林七贤”、南朝的“竟陵八友”等文人团体的相继出现,不但使文人会社有了典范的模仿对象,也使得文人聚会结社的风气从最初宫廷、贵族间诗文唱和式的自娱自乐开始在民间得以广为流布。明清之际,由于有钱、有闲的市民阶层知识分子的增多与文人聚会结社制度的逐步完善,文人群体间的聚集开始有了自觉的群体归属意识,也即是“圈子”“群体”①的归属意识,明代文学家方九叙在《西湖八社诗帖序》一文中很明确地指出了文人的“人以群分”这一群体特征:“士必有所聚。穷则聚于学,达则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以托其悠闲之迹,而忘乎阆寂之怀,是盖士之无事而乐焉者也。”[1]196 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也曾指出文人群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而具有“封闭的”“圈子”属性:“早先,文人们组成了某种封闭的等级社会,今天,它既不与某一阶级、也不与某一阶层同化,甚至也不加入一个社会职业团体。也许可以这样给文人们下定义:这些人接受过智力培养,有相当高深的美学造诣,因而有能力作出个人的文学评判,并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从事阅读,有经济条件经常购买书籍”,“这个文人群体从前是属于贵族的。后来它又同有文化教养的市民阶层融为一体,而市民阶层的文化堡垒就是古典式的中学教育。如今,这一群体中又补充进了脑力劳动者(特别是从事教育的人,他们组成了文人群体的主力),艺术劳动者,以及由初级教育或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一部分体力劳动者(其实是很小一部分)。这个文人群体同我们所说的‘文学阶层’相符合,这一阶层中聚集着大多数作家,以及所有同文学事实有关的人。即从作家到大学里的文学史家,从出版商到文学批评家。这些‘搞’文学的人统统都是文人。文学事实以封闭方式在这个群体内展开着。”[2]53 文人群体内部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圈子”属性,不但是文人间渴望更多思想交流,促进文学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 “文人圈子”作为一个知识群体出现,有其特殊的形成机制和组织形式。朱寿桐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文人会社组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模式一般有四个条件,即有闲(情逸致)、有权、有钱与有资质(资格或资历)。其中有闲情逸致是共同的条件,也是必须具备的条件。至于其他的三个条件,即有权、有钱和有资质,则是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备选条件。也就是说,组织者和参与者只要有了聚会结社的兴趣和闲情逸致,其他三个条件只要有一项满足即可:有权威者可以赢得文人们的拥戴,有财力者可以通过奖募和金钱刺激的方式吸引读书人,有相当资质者可以凭借自己的名望招致有雅兴的人士[3]27。 而“文人圈子”发展到近现代社会,其形成条件不再依赖于传统文人的闲情逸致和特殊的经济基础等条件,“圈子”同人的文学理想、文学主张等因素反而更容易促成文人群体紧紧团结在一起①,因而其组织形式和传播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圈子”的组织形式变得更为严密,出现了更为成熟的社团组织形式。传统的文人会社成员结构松散,自由随意,大多数没有明确的宗旨和规章制度,而现代的文学社团不仅有明确的结社宗旨,一致的目标,社员之间还实行分工负责制,具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等。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宣言就声明:“我们发起这个会,有三种意思,要请大家注意。一,是联络感情。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这虽然是将来的事,但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希望。二,是增进知识。我们发起本会,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相互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 最后,“文学研究会”还大声呼吁:“希望同志的人们赞成我们的意思,加入本会,赐以教诲,共策进行。” 朱寿桐指出,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文献与组织机构都相当完备,发表了《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简章》(即章程),改革了《小说月报》,创办了《文学旬刊》等刊物,“还规定了相当严密的组织程序,包括公布12个发起人,包括设立‘书记干事,会计干事’之类的组织机制,包括‘组织读书会’,‘设立通信图书馆’等,此外还试图建立各种专题研究机构。可见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且有相当规模的文学社团。”[3]74 其次,“文人圈子”文学传播形式的改变,使“文人圈子”间的文学与思想传播得更快更广,其受众也越来越多。传统的文学传播是集会上的诗文酬唱、结集流传等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也仅限于圈子内流传。而现代的文学社团主要以办报纸、办杂志等公开出版物的方式传播,其受众是文人知识群体中的大部分读者,传播范围明显要比前者广得多。刊物这一新媒体的出现,可以说引发了文学传播的一场革命。刊物作为现代文人圈子向读者与社会发言的载体,起着凝聚社会成员精神的作用。刘纳指出:“刊物对于文学社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有了刊物才有‘社’,刊物是‘社’的凝聚力之所在,刊物是‘社’的形象的体现,刊物是使‘社’立足于文坛的唯一方式,刊物几乎就是社团的一切”[5]8,而朱寿桐在对比传统文会与现代文学社团的区别上则进一步指出,传统的文会以文人雅集或诗文荟集为基本运行方式,而现代文学社团则以现代传播媒体为基本运作载体。作为一种文学存在方式的刊物已经从纯粹的文本流传转为现代的传播媒体,文学传播方式的改变使得现代文人之间的交往更方便、更频繁,同时也使得传统文人集会的那种情趣横生的雅集方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条件。报纸刊物等现代传媒为现代文人发表各自言论与作品提供了很大便利,迫使文学远离了悠闲自在的运行模态,文学不再仅是精神余裕的产物,还与现实生活、时事等联系越来越紧密,所有的文人以及文学社团都不得不处于“有所为”的状态[3]。晚清《时务报》《国闻报》《新民丛报》《民报》等各大报刊的创办在宣传各种政论主张的同时,也带动了文学的翻译和传播。而各种文学社团的成立,更有着自己的刊物。创造社成立之初就是由于几个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拍即合地想要创办文学刊物,发表自己的声音,而创造社在1924年5月9日《创造周报》出终刊号,同样是因为刊物的难以为继而自行解散。由此可见,刊物是社团的灵魂和核心所在。 再次,报刊批评空间的开创与知识分子“承担”意识的觉醒,使文人的身份意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晚清报业的发展极为迅速,“从1873年到1894年的20年间,是中国近代报纸实践初步建立并日趋活跃的一个时期。这一实践形式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和书函往来的单向而又有限的思想交流和知识传播方式,尽管上述20年间,清政府的报禁依然很严,近代新型知识者的报纸实践在数量上也相当有限,但作为一种实践形式和实践领域,它的开创意义是重大的。”[6]24而报纸上“文艺副刊”栏目的开辟,在给报纸增添活泼气氛的同时,也引进了各类针砭时弊的文体,形成一种带有批评性的话语空间①,如《申报·自由谈》上的“游戏文章”,往往在幽默诙谐的调侃当中讽刺当下的时政。程光炜认为,报纸上这种批评话语空间的开创,不仅“将作家从小作坊式的、自产自销的历史写作状态下解放出来,使他本人和其作品进入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之中。作家第一次不是以‘末技’和‘小道’,而是以社会批判家的姿态出现在社会大众的阅读视野,它们不仅参与到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同时也参与到公众的大到道德反省、小到日常叙事的过程当中”[7]59,而且“还以它巨大的魅力将二三十年代的文坛才子们从大学和个人书斋中吸引出来,投身到它们的生产当中”[7]59。 与此同时,传统知识分子在变法图强的要求下“冒死进谏”却不被理睬的遭遇,则使他们意识到,救国更应该从自我做起,以唤醒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亡国灭种的命运。这种自觉“承担”国家、民族命运的意识,使传统的知识分子很快完成了身份意识的转变,最终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孙中山早年向清王朝上书却不被采纳的遭遇①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代最早觉醒的知识分子,正是其自我承担的意识,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和救国意识,而意识到“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求“朝廷”推行“新政”已经没有希望,要救国只有倾覆清王朝。传统知识分子“承担”意识的觉醒以及近现代传播媒体的诞生,两者的结合使传统文人的“身份”和“社会意识”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们不再把自己安于原来“卫道”“尽忠”的附属角色,而是一变而成为强烈的民族自救的主体。这种意识的觉醒,促使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各种社团、刊物,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投入到“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中去。 在近现代传媒发展的推动下,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现代文人社团、文人圈子开始逐步形成。自1895年康有为的“强学会”成立以后②,“仅在1899年至1911年间,各种公开的结社就多达六百余个”③,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全国各地兴起的学会社团更是呈级数增长,仅文学社团、文学圈子就大有遍地开花之势。据茅盾的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全国各地就有一百多个文学社团成立④。20世纪“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文人团体、“新潮社”北大学生团体、《甲寅》文人团体、20年代“语丝派”文人团体、“现代评论”派文人团体、30年代的“左翼”作家群、“京派”作家群、“现代主义”作家群和“通俗文学”作家群等规模较大社团的相继出现,使得“文人圈子”的活动既透露出“山头主义”“宗派林立”的硝烟味同时又给新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蓬勃的生机。 社团的纷纷兴起给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更大的发展空间,知识分子们也因各种社团的创办从而有了更多选择的余地。 鲁迅作为近现代的一名爱国知识分子,在其留学日本之初就受到各种爱国学生运动思潮的影响,从而迅速被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团体吸纳进去,开启了鲁迅的“文人圈子”生涯。 二 鲁迅最早参与的文人团体是“浙江同乡会”。该会为浙江籍留学生及在日本游历或侨居日本者所组织,于1902年11月由鲁迅与许寿裳、陶成章、厉绥之、张邦华等浙江籍留日学生101人在东京共同组成,并于1903年2月17日出版会刊《浙江潮》。“浙江同乡会”的成立不但使初到日本不久的鲁迅找到了一个大集体,同时也使他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许寿裳作为鲁迅一生中重要的挚友,正是在这一时期与鲁迅建立了良好友谊关系,并于日后给予鲁迅极大的帮助,成为“鲁迅圈子”中重要的人物。而其他的同乡如张邦华、陈衡恪、顾琅、伍崇学等人或成为鲁迅日后重要的文友,或成为教育部的同事,都与鲁迅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关系,成为后来“鲁迅圈子”中人的组成部分。 “浙江同乡会”对鲁迅产生的影响远远不限于此,随着“浙江同乡会”的不断扩大,一些有名望的浙江乡贤也迅速被吸纳进来,蔡元培与章太炎的相继到来,不但为“浙江同乡会”带来了两位思想领袖,增强了“同乡会”的凝聚力,他们所拥有高等的社会地位与强大的政治权力同时也改变了不少“同乡会”会员的人生道路走向,鲁迅就是其中的一员。鲁迅与蔡元培最早的接触大概始于1904年冬蔡元培与龚宝铨等在上海成立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时,而他们的直接交往则要追溯到1912年初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时,鲁迅通过许寿裳向蔡元培的推荐,于1912年4月到南京教育部上任,从而摆脱了在绍兴光复后受排挤的命运。1912年后的《鲁迅日记》记录了鲁迅与蔡元培长达24年的交往历史①,也给世人展现了鲁迅与蔡元培深厚的友谊。蔡元培在人事关系上对鲁迅影响颇深,如果没有蔡元培对鲁迅的器重以及关怀,鲁迅很可能在1912年教育部迁 往北京时就被教育部次长暗中“刷掉”,而难以进入北京的文化圈。1916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请鲁迅设计北大的校徽,其后又聘请他担任北大教授,讲授中国小说史。也正是由于蔡元培的从中穿插,鲁迅才得以顺利地进入北大的文化圈子,包括进入后来产生影响很大的《新青年》文化社团等,蔡元培对鲁迅的提携与帮助直接改变了鲁迅的任职生涯与文化环境,以至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没有蔡元培就没有鲁迅”[8]227。 1906年,章太炎进入日本的“浙江同乡会”,同样给鲁迅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早在1903年,鲁迅就已从轰动全国的“苏报案”②中了解到章太炎的为人、性格与治学,对章太炎独立不倚的革命精神敬仰不已,在其后1907年创作的《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就曾深受章太炎思想的影响,而在1908年,鲁迅更是与几位朋友一起“从章先生学”。章太炎曾一度影响过鲁迅的革命思想,尽管后来鲁迅超越了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但鲁迅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曾时时想起这位给他带来巨大思想影响的革命先驱①。从“浙江同乡会”这两位领袖人物可以看出,“同乡会”中相互提携、深入交流的风气甚为盛行,这对于初到日本、人地生疏的鲁迅来说,其所提供的人脉关系网与精神交流所产生的影响就是让鲁迅直接、快速地融入整个时代氛围当中,成为其中的一个活跃分子。 “浙江同乡会”的“圈子”意识不但给鲁迅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社交网络,同时也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影响。 1903年“浙学会”在东京的成立以及筹办光复会、加入光复会等一系列革命事件进一步激发了鲁迅的革命志向,而1905年在“浙江同乡会”集会上关于留学生革命何去何从的讨论则使鲁迅进一步认清了“激进派”革命存在的危机,鲁迅在接触到秋瑾、陈天华、王金发、陶焕章等更多的革命党人后,对辛亥革命虽有暴力形式却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的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都对鲁迅后来“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浙江潮》作为“浙江同乡会”的会刊也对鲁迅革命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浙江潮》在其创办之初就显出浙江籍留学生群体要求参政、议政的鲜明特色,在其发刊词中,曾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呜呼亡国,其痛矣! 不知其亡,勿痛也;知之而任其亡,勿痛也。不忍任其亡,而言之而勿听,而以身殉之而卒勿听,而国卒以亡,呜呼!”“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吾杂志亦如之”[9],而尤其是许寿裳接编后的《浙江潮》,其“革命”之声更是风起云涌。鲁迅对《浙江潮》的关注和投稿,成为鲁迅进入东京留学生群体中“文人圈子”的开端。在许寿裳主编的《浙江潮》期间,鲁迅自第五期开始至第十期一连发表文章5篇:第五期的《斯巴达之魂》《哀尘》;第八期的《说鈤》《中国地质略论》;第九期的《斯巴达之魂》与第十期的《地底旅行》,这些文章体现了鲁迅丰富的知识、过人的胆识以及真挚的爱国热情,每发表一篇都会在当时的留学生群体当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鲁迅当年的室友沈瓞民就曾见证过《斯巴达之魂》诞生时的情形: 同学写好一篇文章,首先奇文共欣赏,大家围拢来看,还高声朗诵。此文以斯巴达人誓死不屈的坚强意志,来唤醒国人沉睡的灵魂,刺激性相当大,读到“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 必有掷笔而起者矣!”一段公认为是妙句,用笔加上密圈,传诵一时。有的各抒己见,有的手执日文书,一边说,一边补充。那时风尚,不分你我,只要对革命有利,于愿已足[10]。 在这种热烈的革命风潮影响下,同学间的激赏与鼓励,留日学生群体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潮等事件,无疑更能激起鲁迅的革命思想与文学作品的创作欲望,而鲁迅对革命形势的准确判断以及革命思想的逐步形成也使他与朋友、师长之间的交往有了更明确的自我意识。 鲁迅思想的逐步形成反过来又为鲁迅形成自我圈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鲁迅初到日本时就已表现出很强的圈子意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往集会,听讲演”[11]578,而随着这种“圈子”意识的不断强化,鲁迅的革命热情也随之被点燃,不但主动去思考一些如“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等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同时还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科学救国”的革命实践当中,“医学救国”就是鲁迅当时想通过“科学”而“救国”的典型事件之一①,然而,“幻灯片事件”[12]438-439 却彻底摧毁了鲁迅原先乐观、盲从的救国思想。 “幻灯片事件”使鲁迅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学医并非一件最紧要的事,因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再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国人麻木不仁的精神面貌,所以鲁迅认为第一重要的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而最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首推文艺,于是鲁迅和他的团队想要提倡文艺运动②。1906年1月至3月间,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彻底改变了鲁迅“科学救国”的方案,这为鲁迅“弃医从文”并着手从事文艺事业,借以形成自己的文艺圈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和行动纲领。“刊行杂志,开始一种文学运动,这是鲁迅在丙午年(一九○六年)春天,从仙台医学校退学以后,所决定的新方针。在这以前他的志愿是从事医药,免除国人的病苦;至是翻然变计,主张从思想改革下手,以为思想假如不改进,纵然有顽健的体格,也无济于事。”[13]174而伴随着鲁迅“改造国民性”、推行文艺思想运动的形成,鲁迅对未来的文学运动也有了更强的“圈子”意识。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逐年增多,但大多数人都选择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专业的,几乎没有人选学文学和美术。然而,即便在当时冷淡的艺术氛围中,鲁迅还是幸运地寻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大家商量之后,第一步决定出一本文艺杂志,取名为《新生》,是取其“新的生命”的寓意,“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12]439 《新生》的筹办计划充分体现了鲁迅借以形成自我圈子的决心。自1906年3月底,鲁迅从仙台医学校退学、回到东京开始筹划办文学杂志事情始,在3月到8月间,鲁迅涉猎、搜罗了多国文艺作品,为筹备稿件而作积极准备。而计划中筹办的刊物,也是想采用同人办刊、多人撰稿的方式,鲁迅“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包括担任文字的周作人、许寿裳、袁文薮、苏曼殊等人以及担任美术设计的陈师曾,在商量出版文艺杂志期间,鲁迅分别与周作人、许寿裳、袁文薮等人有过较多的精神沟通,尤其是袁文薮,鲁迅对他的期望很高③,鲁迅与他周围的人取得了很高的共识,出版物的名称也从最初拟定的“赫戏”“上征”而最后确定为“新生”,而出版一期杂志所需的部分稿件、封面设计、插图以及印刷用的纸张等前期准备,鲁迅都已经安排得井井有条,只待出版资金以及其他稿件一到,就可以顺利出版了。从这些前期准备来看,鲁迅筹备的文艺杂志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意料不到的情况最后还是发生了,最先是几个担任供稿的人悄然隐没了,“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鲁迅、周作人兄弟以及许寿裳三个人。为此,鲁迅不免慨叹:“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12]439 《新生》的夭折给鲁迅带来的精神打击可谓是空前的,鲁迅由此也深刻地反省自己。而《新生》夭折所带来的精神创伤以及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篡夺的事实,更让鲁迅曾经慷慨激昂的革命热情逐渐化为莫名的悲哀,精神上处于极度地消极、悲观状态:“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12]439然而,更为致命的打击是,鲁迅却因此而对自己的救国热情和号召力都产生了怀疑,在深刻地反省与自剖中,鲁迅得出了一个冷静的结论:“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12]439鲁迅因此而变得无端的悲哀起来,为了驱除寂寞、痛苦,他用了种种方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12]440 《新生》的创办以及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的失败,使鲁迅“文艺救国”的主张沉寂了将近十年,鲁迅除了把准备发表在《新生》上的几篇稿件:《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改投了《河南》杂志,以及翻译作品汇聚在《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以外,此外没有进行更多文学创作上的努力。在北平教育部的任职前期,鲁迅都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放逐到佛经、古碑的抄写、校对上,而少有对现实发言,在沉闷的民国初期,也很少关注世界文学的发展以及传播,更是消退了重组文艺圈子,以浪漫派诗人“反抗”的精神来警醒国人,摆脱受奴役命运的雄心壮志。然而,1917年8月9日,钱玄同的来访还是打破了鲁迅沉闷的精神世界的僵局,这便是著名的“铁屋子”对话[12]441。 三 钱玄同的多次造访以及书信来往,把鲁迅逐步带进了《新青年》的编辑圈子当中。早在1917年初,鲁迅就曾把《新青年》从创刊到最近的一期共10本杂志寄给二弟周作人阅读,而当时的鲁迅对《新青年》颇为冷漠,用鲁迅的话来说,“我那时对‘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周作人也回忆道,鲁迅开始“对《新青年》总是态度很冷淡,即使并不如许寿裳说的觉得文谬”,可是也“并不怎么看得它起”[14]355。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新青年》倡导思想革命的文章频频出现①,又经钱玄同对《新青年》的不断提起,鲁迅对《新青年》开始重新关注起来。钱玄同与鲁迅关于“铁屋子”的对话便是他们多次深入交谈中的一次,然而,这一次的谈话却是深深地触动了鲁迅曾被佛经古籍麻醉了的灵魂, 使他对“希望”一词所蕴含的人性之光重新焕发了巨大的热情:“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12]441 鲁迅的思想转变看似突兀,如同火山爆发般,然而,对当时鲁迅思想状况更为了解的周作人却揭开了其中的秘密:“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即使是改写的白话文的问题,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从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现在经钱君来旧事重提,好象是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这旗帜是打倒吃人的礼教。”[14]355恰逢《新青年》1918年1月份编辑部的重新改组,变陈独秀的一人主编为《新青年》社同人共同组成的编辑部,轮流主编,鲁迅在1918年5月份的《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狂人日记》前后,开始成为《新青年》编辑部的重要成员之一,参与杂志稿件的撰写与编辑工作。 鲁迅与《新青年》编辑部同人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周启明、钱玄同、刘半农等人①的交往成为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重要的社会交际,1917年1月从上海迁移到北京的《新青年》也为鲁迅提供了一个观察当时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重要平台,而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又重新找到了一个致力于社会思想变革,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反对封建文化运动的青年文化团体。鲁迅在《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的再三邀请之下,决定参与这一青年文化团体,而在《新青年》的编委会议上,鲁迅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说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等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就是在《新青年》的编辑会议上认识他们的,并对他们的发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②。而鲁迅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深入交往,也进一步激发了鲁迅当年“文艺救国”的雄心。在倡导“文学革命”、打倒封建礼教、生气勃勃的《新青年》同人面前,鲁迅也一改以往消沉、颓唐的精神气息,与《新青年》的同人一同并肩作战,以其洪钟大吕般“呐喊”声发表了揭露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狂人日记》,从而正式成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阵营中一员猛将。从鲁迅进入《新青年》编辑圈子,发表《狂人日记》的1918年5 月15 日出版的四卷五号起,到1921年终刊的九卷四号止,鲁迅在《新青年》上共发表了随感录27篇,思想批判论文2篇,小说5篇,新诗6首,通信3则,翻译文学作品4篇等,共50篇。另外,鲁迅还辑录了“什么话”5条[16]。 四 “语丝社”“莽原社”与“未名社”都是在鲁迅的指导和支持下创办的。1924年11月,原《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因鲁迅《我的失恋》一诗被撤而与总编辑发生意见分歧,愤而辞职,后邀集了鲁迅、周作人、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章衣萍)、曙天女士、李小峰、淦女士(冯沅君)、江绍原、钱玄同、林语堂、春苔(孙福熙)、顾颉刚、林兰女士等16人为长期撰稿人而创办语丝社,定《语丝》为社刊。《语丝》创办之初,鲁迅曾给予极大的经济援助,而“《语丝》的形式、内容,以及稿件的处理,我们都去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23]197。 参考文献: [2]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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