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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发动一场新的武装起义。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十余省宣布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而独立，史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促使清朝走向灭亡，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但是，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却认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是个意外，他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澄一逃;倘瑞澄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为什么孙中山会这么说呢？ 第一，许多革命党人不认为在武昌起义是上策。 武昌虽然是九州通衢，却也是四战之地，正因为这里水陆交通比较发达，所以很容易受到敌人重兵集团的进攻。也因此，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等才执意要先在广东发动起义。事实上，武昌起义爆发后，部分装备精良的北洋军迅速赶到了武昌城下，准备进攻。但是清军统帅荫昌，非要等清军主力集合完毕，才发动进攻，给了革命军十余天的准备时间。之后，黄兴赶到武昌，率革命军反攻，饶是如此，还被清军拿下了汉口、汉阳。若非袁世凯对革命军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以胁迫清廷退位，武昌城真的难以保住。 图：清军统帅荫昌 第二，武昌地区的革命形势及基础并不优越。湖北是清朝政府统治的堡垒地区，群众的革命热情并不强烈，因此许多革命党高层如孙中山等人并不看好湖北，未把湖北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区域，对湖北的革命形势未抱希望。1911年9月29日，雷铁崖批评湖北人在保路运动中的表现既远逊于“拼死以争”的川人，又落后于“亦尚有罢课开会之举”的湘粤两省，“声息俱无，群仰清政府鼻而嘘而沫”。“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没有想到湖北人闷声发大招，给全国革命形势送了个大礼包，武昌起义成功敲响了清朝封建统治的丧钟。 第三，武昌的反革命力量比较强大。 当时湖北省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民心较为安定。而且，武汉是清朝新军重点布阵的地方，清末练新军的翘楚，首推袁世凯，次推张之洞。在张之洞苦心经营之下，湖北新军设一镇一协统，人数在全国较多，实力也很雄厚的。武昌起义前，张之洞虽然已经去世数年，但是在任的湖广总督瑞澄向有贤名，貌似文武双全、思想进步的干才（没想到会是个纸老虎）。瑞澄曾在苏州等地编练内河水师，一举击溃盘踞太湖一带的水匪；升任湖北总督后他还与锡良领衔联名十八省督抚致电军机处，请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历史学家章开沅说：“瑞澄并不是腐败官僚，他是个积极推动改革的人。” 第四，起义的领导力量并不强大。 辛亥革命的领导中坚是孙中山、黄兴等领导的同盟会。而武昌起义是由文学社与共进社领导的，他们只能算同盟会领导下影响力不太大的分支机构，并且共进会、文学社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甚至到起义前夕仍未做好协调组织工作。共进会、文学社原定请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来武汉领导起义，但他们均未能赶到武汉，于是起义指挥部决定推迟到10月16日发难。武昌起义的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但是，由于情况泄露，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都已泄露，彭楚藩等人被杀，蒋翊武、刘出逃，孙武受伤住院。武昌城内戒备森严，无法与各标营革命党人联络，实施起义计划。 正因如此，无论是革命党还是清廷，都对于武昌起义的成功颇感意外。那为什么武昌起义还能成功？这主要得益于这个大清王朝的“送命总督”——瑞澄！瑞澄号称干吏，却临危处置失当。武昌举事之初，主要是士官出身的革命党人在筹划，旧派军官及北洋将领皆观望不动。待到革命党领袖或死或逃，起义本来已告失败。但由于瑞澄先将抓获的革命党领袖砍头示众，后要按搜到的革命党的名单按图索骥式抓人。这引发革命士兵恐惧，于是在没有革命党领袖领导的情况下，新军士兵自发起义，诚可为各国军事史上罕见之行动。 图：瑞澄 所以，武昌起义能够意外之中获得成功，确实得益于这个大清王朝的“送命总督”！对此曹汝霖说：“武昌兵变，由于中央集中军权之后，引用士官出身之军官与北洋将领遂分派别，有新旧之分。武昌起义，由于新派主谋，初仅两营起事，余皆观望不动。后鄂督瑞澄搜得叛军名册，牵涉新军士官很多，士官恐株连，遂先发响应。假使瑞澄处以镇定，将名册销毁，即可使反侧者安心，徐图处置，何至酿成大祸。” 不仅如此，一见革命爆发，瑞澄突然逃跑了。总督一跑，负责军事指挥的镇协张彪也跟着跑了。之后赶来的北洋新军在陆军大臣荫昌的领导下逡巡畏战，没有倾力镇压起义，这些情况在客观上帮助了起义成功。对比之下，“黄花岗起义”就比较不幸！虽然两广总督跑了，但水师提督李准却比较镇定，迅速调来大批人马平息了这场起义。其实，缴获党人名册后，见上面列许多军人姓名，湖北布政司陈树屏曾建议销毁名册以安人心，但师爷张梅生力劝按名捕之，瑞澄听张的意见，很快抓获三十二人，诛杀三人。于是军心骚动，第二天就爆发武昌起义，瑞澄则弃城而逃，先逃上海，再逃日本，诚可谓大清王朝的“送命总督”。 当然，给大清王朝“送命”的，不仅是瑞澄、张彪、荫昌等人，还有摄政王载沣。当时的有识之士均意识到要早日立宪，开国会，组织内阁。连瑞澄这样的高官也联名请朝廷早开国会，没想到载沣压制大批士绅的和平请愿，好不容易开了内阁，却大部分都是皇族。这连立宪前朝廷高官满汉对半的比例都不如，一下子激化了民族矛盾，把大批立宪派人士及地方实力派推向了革命阵营。武昌起义后，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即表示赞成革命，出面承担民政工作，之后黎元洪也表示赞成革命，两人同时署名通电敦促各省谘议局响应革命。 立宪派及清军加入革命阵营，给朝野极大的震慑，如黎元洪被迫出任湖北军政府总督后，武汉军政各界都感到意外，说“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这使得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给当时实力占绝对优势的顽固派以巨大的心理打击。 可以说，正是清朝中央的错误做法，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待到清政府终于答应实行君主立宪时，时机早已过去。汤化龙说：“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联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名义，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此次武昌首义，并非专行种族革命，实为政治革命。出现在二十世纪时代，君主国逐渐减少，民主国日益增多，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则满清永久立于优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较之君主时代之危险，至有世世子孙莫生帝王家之惨，胜百倍矣。” 正因如此，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领导的十三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许多人都认为革命成功还得好多年。湖北革命党本希望黄兴来组织和领导起义，然而当时黄兴只注重两广和云南地区而忽视武汉，他此时又在海外并明确表示不看好湖北的革命形势，甚至要求推迟起义。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一场群龙无首，仓促上阵，一帮名不见经传的、找不到合适的领军人物的，由士兵自发发动的起义竟然能获得成功！出现这种情况真的是只能说明大清王朝气数已尽，诚如赵烈文四十四年前所预测“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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