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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姬发（？―前1043年），姬姓，名发（西周青铜器铭文常称其为珷[wǔ]） ，周文王姬昌与太姒[sì]的嫡次子，岐周（今陕西岐山）人，西周王朝的开国君主。 约前1050年文王崩逝，姬发继位，号为武王。 武王继位后，继承父志，重用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等人治理国家，周国日益强盛。约前1046年，武王联合庸、蜀、羌、髳卢、彭、濮等部族，进攻商纣行在朝歌，讨伐暴君纣王统治下的商朝，是为牧野之战。殷商大败，纣王自焚于鹿台，殷商灭亡。周王朝建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 克殷三年后（约前1043年），周武王驾崩，葬于周陵，为后世尊崇为古代明君。 武王伐纣直接原因即文王死因 看文王是否“寿终正寝”。这个问题极为复杂，我们先来看古籍中有关记载中的问题是多么令人疑感不解： 一、《无逸》篇说：“文主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古释“惟中身”为中年四十七岁受天命①。以上已证明文王受命在其少壮之时，非在中年，那么这里的“惟中身”三字应作何解？ 二、《周本记》说：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古时诸侯，各有其国，非秦汉以降的大臣常在君王左右者。天子有德, 诸侯归之,天子无德,诸侯去之，纣何得随意执文王而囚之？ 三、《左襄十一年传》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其时文王已“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且一再出兵征伐商之与国,先后灭掉了密、邘、崇等国。其灭商之心，路人皆知，纣既囚之，为何不当即处死，竟在七年之后,又纵虎归山？ 四、《伯夷传》记伯夷、叔齐叩马谏,武王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屈子《天问》也说:“武发（武王）杀殷，何所悒（悁悒而不能久忍）？载尸集战，何所急？”文王倘若寿终正寝，武王为何不埋葬父尸，就急急忙忙地去伐商呢？ 五、《周本纪》记武王伐纣，“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父传位于子,理所应当，武王为何不即王位，却要自称太子？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襄四年传》),武王伐纣为何却说是奉文王之命？而且为何还要将文王木主载到战车上？ 六、《礼记·坊记》引《太誓》云：“予克纣，非予武，惟联文考无罪。纣克予，非联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太誓》是武王伐纣的誓师词,为何武王要反复辩说文王无罪？ 七、《周书·克殷》记武王灭商,纣奔至鹿台之上，自焚而死，武王还不甘休，“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剑名），之以黄钺，折（斩纣之首）县（悬）诸太白（旗名）”，汤克夏，仅放逐夏桀而己,而一位“泽及枯骨”的慈善家的儿子，为何对君主痛恨到要戮其尸身？ …… 文王被纣所囚一事，古籍言之甚多。但为何被囚，则诸说不一。《周本记》谓纣听信崇侯虎的谗言而囚文王,郑注《尚书》引《大传》则说：“文王三伐皆胜,纣始畏而恶之，拘于羑里。”《赵策》又云，纣醢鬼候、脯鄂候，由于文王对此不满，喟然而叹，故遭到株连。唯独《尚书大传》雅雨堂刊本说：“西伯既耆（黎），纣囚之牖里。”我以为《尚书大传》的说法，是比较有道理的。“西伯耆”, 即指周文王伐黎之役,这是商周史上的一桩大事。周从太王始,就有灭商之心。文王即位后,便开始了战略进攻。“黎”则是他灭商的战略计划中最后的一举②（关于文王伐商的步骤，容待另详）。 …… 文王被囚，对周人来说，实为大不幸，在《诗经·文王之什》中，文王之功,歌颂备详,唯独不言“勘黎”之事,因为这不是值得称扬的光彩事,故避而不谈。后儒又认为文王为一代圣王，当有一个好的下场,因此为他设计了多种“出狱”方案。《左襄十一年传》：“囚文王七年，诸候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尚书大传》“纣乃囚之，四友献宝,乃得免于虎口。”《殷本纪》：“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但以《左传》囚七年而释与《大传》《史记》受命七年而崩推之,所谓文王被释之年,恰是其所死之年。而且根据当时商周对立的形势推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灭商之心,路人皆知,纣既擒之,是不会轻意放走的，因此文王很可能是被纣直接害死的。 “文王受命，惟中身”，乃周公对成王的私语,惟中身者,谓文王未能尽其天年也。 武王之所以“父死不葬”,匆匆伐商者,是因急于为父报仇,而且文王之尸未曾归国,武王也无法埋葬。 武王伐纣时自称“太子发”,是因为文王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交班。武王急于替父报仇,服丧伐纣,未及即位。直到伐商胜利,他方才正式改元称王。 武王之所以耍将文王木主载到战车上，是为了表示要完成父王没有完成的事业,也表示复仇的决心,以鼓励士气。 武王伐纣誓师，之所以一再说文王无罪,是因为文王为纣所杀,他的目的是表白文王伐黎与商无关，纣因此杀无罪的文王,是无道的行为。 武王之所以要把已死的纣王，碎尸枭首，是因为非此无以泄杀父之仇。周是带有浓厚的氏族意识的社会,而血族复仇则是氏族社会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大戴礼·曾子制言》说：“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武王对纣采取的残忍手段，正是氏族意识的反映。 《楚辞·天问》里有一问说： “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 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翻译一下就是：为什么圣人的德行都是一样的，而结果却不一样？梅伯被剁成肉酱，箕子佯装疯狂。诗人的意思，梅伯和箕子都是古代的圣人，最终一个被醢，一个佯狂。箕子在先秦书里比较有名，不仅经典《尚书》、《周易》里有，诸子文献中也经常提到，《尚书·洪范》这一篇也是箕子对武王说的一番大道理，是个圣人没什么疑问。可是其中“梅伯”却非常奇怪，他有名无实，也就是只留下个名字和被杀的记录，并没有实际故事可考，…… 关于“梅伯”的故事，是隐藏了一个周人讳莫如深的重要历史事件，就是文王之死。周代大部分文献记载中，文王曾经被纣囚在羑里，此后获释归周，而得善终。可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的，丁山先生在《商周史料考证》中，通过对先秦一些文献记载的梳理研究之后指出，在文王受命七年的时候，曾经大举兴兵征伐殷商西北的黎国，又称耆国，这是殷商的西大门。为了抵御周人的进攻，商王纣举行了“黎之蒐”，也是大规模军事行动，击败了周人，俘虏了周文王把他囚禁在羑里，最终把他杀掉并菹醢其尸，因此周武王没得传位，在灭殷之前一直称“太子发”。文王之死对周人来说是奇耻大辱，故对此事讳莫如深，在记载中尽量回避，后来又编造了文王从羑里获释归周的故事予以弥缝。《太公金匮》、《帝王世纪》等书甚至还编造了是文王之子伯邑考被醢，也是为了转移文王被醢的舆论视线。刘毓庆先生在《文王之死献疑》一文中，也持相同的结论；王玉哲先生在《中华远古史》中赞成丁、刘两先生之说，并又做了一些补充论证。…… 那么，《天问》里的受醢的“梅伯”应该就是“西伯”，为什么称“梅伯”呢？其实“梅”应该作“某”的，《说文解字》里说：“某，酸果也。”段玉裁注：“此是今梅子正字。”也就是“某”是“梅”的本字，《天问》本应是说“某伯受醢”，“某”、“梅”古今字同，故被写成了“梅伯”。因为西伯（文王）是周人的先王，也是周人心目中的圣人，屈原在写他被醢的时候不忍直呼为“西伯”，所以说成是“某伯”。就象《墨子·非儒下》里指责孔子的时候不欲直呼“孔子”或“孔丘”而称之为“孔某”一样。…… —————————— 1.关于黎（耆）的地望 西周晚期的黎国墓地已经被发现，在山西长治黎城县，地处上党盆地东北部，扼守太行八陉中滏口陉（今309国道从涉县至武安段经过）的西口。此外，长治其他地方出土过几批商代青铜器。文王和武王两次讨伐黎也说明上党一带的战略地位在商周之际确实十分重要，与战国晚期秦赵对峙的形势相似。  2.关于周翦商、灭商的大致路径 按李零先生的说法可以概括为三步走。第一步是先完整夺取“周板块”，以今宝鸡地区为核心，以“牧誓八国”为后方依托，北征犬戎、密须（甘肃灵台），东征丰、镐，占领整个关中地区。第二步，是夺取“夏板块”即传说中的夏人故地，平定舟（河南新郑）、鹿、崇（都在河南嵩县），于（河南沁阳）、耆（山西黎城）、石（河北鹿泉？）六国。第三步，是夺取“商板块”，即对商王畿形成合围之势，进行牧野决战。二次东征之后才彻底完成。  3.周灭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对政治秩序的重建： ……四个重要政治舞台的空间关系，即西边的关中、中间的晋南与洛阳、东方的河内，成为理解周人历史观的基石。从周人的关中视角来看，这四个地理单元呈现出时空倒置的排列次序——年代越早的政权，距离关中越近，时间越近的政权，地理位置越远：陶寺与石峁，位于关中的近东和正北；二里头位于更东部的洛阳盆地。殷墟最远，位于周原东方近千公里之遥的河内。这个大约有一千年时间纵深，一千公里空间跨度的时空框架，帮助我们理解周人如何运用过去的知识营建其政权的正当性。……周人正是以这些历史记忆为号召重建了晋南和洛阳社会，并因此恢复和巩固了中原中心的政治秩序。 ……虽然殷商时代距离龙山时代已历时千年，祖先的事迹与世系是古代贵族社会的基石。高地龙山到二里头社会的政治遗产是周人与其高地盟友们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周人不需要从一个历史的真空中发明一个早于商王朝的强大政权——过去的知识仍在山川形胜、典籍文物、传说故事中传续。周人正是以这些历史知识为基础，营建其以王朝兴替为前提的天命观。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 根据江晓原教授和钮卫星教授的分析，这个天象的大部分是可以和利簋铭文以及其他史料相吻合的，经天文学数据库的推算，武王伐纣的出师日是公元前1045年12月3日，克商的“甲子日”是公元前1044年1月9日。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岁在鹑火”这一天象的描述是不可靠的——作者检测了《国语》和《左传》的九个岁星纪年法例子，无一正确，包括此处。如果真的要做出解释，只能认为“岁在鹑火”指的是武王观兵孟津那一年（伐纣两年前）。 《史记·殷本纪》：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於是纣乃重刑辟，有砲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 翻译：纣如此荒淫无度，百姓们怨恨他，诸侯有的也背叛了他。于是他就加重刑罚，设置了叫做炮格的酷刑，让人在涂满油的铜柱上爬行，下面点燃炭火，爬不动了就掉在炭火里。纣任用西伯昌（姬昌、西伯侯、周文王、陕西岐山）、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献给了纣，她不喜淫荡，纣大怒，杀了她，同时把九侯也施以醢（ｈǎｉ，海）刑，剁成肉酱。鄂侯极力强谏，争辩激烈，结果鄂侯也遭到脯（斧）刑，被制成肉干。 到这里“武王伐纣与奴隶社会的发展形态”也就告一段落，虽然通过以上有关“纣王”的分析，并不能得出确切对“商纣王”的评价。但商朝最大奴隶主“纣王”荒淫、暴虐的历史评价，应该为“纣王”本性的根本特征，这也是“纣王”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依笔者看来，这些安加在“纣王”身上的70多条罪名，有一部分具有虚假性，但很大一部分应为真实可信的。当然还有其他诸多因素，才导致商朝最终亡国的命运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後至者斩。」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昬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饹，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於郊。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 ----《史记·周本纪》 周文王姬昌时期，国力逐渐强大，“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为灭商奠定了基础。姬昌崩逝后，其子姬发继位，史称周武王。 姬发对内重用贤良，继续以姜太公（即姜尚）为军师，并用弟弟周公旦为太宰，召公、毕公、康叔、丹季等良臣均各当其位，人才荟萃，政治蒸蒸日上。对外争取联合更多诸侯国，壮大力量。武王审时度势，积极为灭商准备条件，等待时机。为便于进攻商都朝歌，周武王在沣水东岸建立新都镐京（今西安）。 周武王即位后的第二年，率大军先西行至毕原（今陕西省长安区内）文王陵墓祭奠，然后转而东行向朝歌前进。在中军竖起写有父亲西伯昌名字的大木牌，自己只称太子发，意为仍由文王任统帅。大军抵达黄河南岸的盂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有八百诸侯闻讯赶来参加。人心向周、商纣王孤立无援的形势已形成，诸侯均力劝武王立即向朝歌进军。武王和姜尚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在军队渡过黄河后又下令全军返回，并以“诸位不知天命”告诫大家不要操之过急。因时机还未完全成熟，还是班师回朝了。这次灭商预演，史称“孟津之会”或“孟津观兵”。 孟津观兵后，武王一面加紧练兵，一面派人去探听殷商的动向。他们听到探子的3次汇报后得知，殷商已是“谗恶进用、忠良远黜”：王子比干被剖胸挖心；箕子装疯，被罚为奴；微子感觉无望，已经出走，隐居起来；百姓们不敢口出怨言了。武王觉得殷商已是分崩离析，众叛亲离了，征伐纣王的时机已经成熟。 武王即位后第四年春天，发动了空前的灭商战争。拜姜尚为帅，发兵五万渡过黄河东进。大军到了盟津，八百诸侯也率兵前来助战，武王便在盟津举行了誓师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姬发左手执掌象征军队指挥权的黄钺，右手握着用以发号施令的牦尾杖，在吕尚和叔旦的左右护卫下登上土坛，向全体将士发表了被后人称为《牧誓》的著名誓词：
诸位友邦君长和将士们，殷纣荒废国政，不敬神道，离弃同胞，肆暴百姓，天怒人怨。现在，上天命令我向殷国行使惩罚。众将士们，举起你们的戈，拿起你们的盾，要像虎那样威武、如熊一般雄壮地去战斗。努力啊，将士们！ 誓师典礼结束后，盟誓后，武王便率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奔商都朝歌，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便打到了离朝歌只有70里的牧野，双方军队就在牧野附近摆开了阵势进行决战。 纣王认为自己有军马70万，可周军只有5万，这简直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可他哪知武王的军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锐之师，作战勇敢顽强，而他那70万大军中，一多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从东夷捉来的俘虏，他们平日受尽了纣王的压迫和虐待，对纣王恨之入骨，又有谁肯为他卖命。所以两军刚一交锋，奴隶们就掉转矛头，纷纷倒戈投降，配合周军攻打商军，纣王所谓的70万大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姜尚便指挥周军，乘胜追去，一直追到朝歌。 牧野战败之后，纣王逃回朝歌，感到已没有回天之力，就命人将宫里珍宝都搬到鹿台，然后放起火来，自焚而亡。朝歌的百姓闻听纣王已死，便列队欢迎周军入城。武王入城来到鹿台，看到纣王的尸体便连射三箭，并砍下纣王与妲己的脑袋，悬挂在宫廷外的白旗下示众。纣王的两个宠臣恶来、费仲也被斩首。群凶斩除，人心大快。从此延续了600多年的殷商王朝，随着恶贯满盈的纣王的自焚而彻底灭亡，史称武王克殷。 关于武王伐商的史实，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的利簋可以证明。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为周武王时期有司（官名）利所作的祭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利簋腹内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 ， 大意为：武王伐商，甲子日凌晨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战胜商朝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当地的军队驻地赏“有司”利以铜，利觉得很荣耀，就用铜来铸造宝器以纪念这件事。利簋记载的史实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的记载。 《诗经》中对牧野之役歌咏道：“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牧野之役，以武王为统帅，太公望为总指挥，可能是持着绘有鹰徽的军旗，随风飘扬，士气高昂，故曰“牧野鹰扬”。 周王朝建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武王追封父亲姬昌为文王，并分封诸侯。 由于过度的辛劳，姬发在灭商后的第二年就病倒了。当时，天下尚未安宁，周室大臣们都担心姬发的逝世将会带来动乱。姬发的病情一度稍有好转之后，很快又恶化了。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尚未安宁的天下，他担心自己的儿子姬诵年纪尚幼，缺乏政治经验，不足以担起管理天下的重任，便把辅政的大事全部委托给了叔旦。不久驾崩，谥号“武王”。
《诗经·雅·文王之什·大明》：时维鹰扬，凉彼武王。 《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议兵》：“故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 商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 孟子：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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