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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诗人鲍照（426年——466年，字明远），在诗歌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如果没有他，唐诗将失色大半。很多唐代诗人都无法避免地受到他的影响，比如，李白，尤其是在乐府诗上。 宋人朱熹说：“鲍明远才健，其诗乃《选》之变体，李太白专学之。”就说李白其实学的是鲍照；清人沈德潜说得更直接：“明远乐府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后太白往往效之。”在乐府诗领域开辟新天地的是鲍照，后来李白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不知道这些话李白听了心里啥滋味……） 鲍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诗人？ 提起鲍照，不得不提他的“寒士”标签。与之同时期的虞炎《鲍照集序》中说：“鲍照字明远，本上党人，家世贫贱。” 才华横溢却出身寒门，这是鲍照一生的软肋，他全部的苦难与不幸皆由此而来。 在鲍照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和品流成为一个人鲜明的标签。也就是说，出身基本上就决定了人的一生。不同的人凭家世分类，甚至造成歧视，好恶亲疏，在一个人脸上明白写出。寒门就是原罪。 当然，这不单单是鲍照一人的遭遇。如若鲍照只是一名普通人，在田间忙碌一生填饱了肚子，然后死去，倒是很快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而偏偏，鲍照才华很高。 出身低微才气很高，再加上鲍照执着地想凭借才华打翻身仗，这就构成了他一生悲剧的底色。 向上的道路并没有完全封死。 战乱给这种阶级固化打开了一个空隙。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年代，同时也是思想上极为解放的时代。毕竟，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因此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 原本自东汉就已开始发生动摇的儒家思想，此时对人们的束缚便更松懈了。儒家思想中着重强调的对集体的重视、对个体的忽略也逐渐瓦解，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存在价值，开始关注自身的感情、个性与价值。儒家思想的失位，老庄、玄、佛、道家的思想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自由的同时又有多元化。 与此同时，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处于大变革的时期，士族势力有衰落的趋势，政治环境的改变让寒士有入仕的可能、有向上发展的机会。 但是我们还需明白，任何改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此时期世家大族仍然居于优势地位，像鲍照这样的寒士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不得不说，时代给了贫微如鲍照这样的人一定的机会，否则像侍郎、中书舍人、参军这样的哪怕已经很低的职位都是寒门士子无法触及的。 鲍照希望能够依靠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来实现人生的逆袭，同时，鲍照性格上又是孤高正直，且又是急脾气，这样的性格，大抵是不太讨喜的。这种性格俨然隐藏着他命运的伏线。
鲍照的出仕就是靠献诗刘义庆（刘义庆，就是组织门客编撰《世说新语》的临川王），获得赏识才被委任为国侍郎的。但是从上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鲍照其实是非常急切的，别人劝他不要定太高的目标，他却一鼓作气、一举拿下刘义庆的认可，这正是他极自信，甚至可以说是自负的具体表现。 从此，鲍照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作为皇室宗亲的幕僚，还是有盼头的，如果宗室权力大增，受信任的幕僚当然会得到好处。不过，这条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后来，在同僚小人的谗言诬陷，刚直的鲍照失去刘义庆的欢心，接二连三地遭到处分和谴责。他在刘义庆幕中长达八九年的时间，始终没得到很大的重用。 元嘉二十一年刘义庆去世，鲍照借此离开临川王府，进入衡阳王刘义季幕府，不过这段时间很短暂，也没有鲍照施展才华的机会，因为衡阳王很快病逝了。 随后鲍照做了始兴王刘濬的幕僚，刘濬是孝文帝最为宠爱的儿子之一，看起来前程大好的样子。刘濬有文学方面的爱好，鲍照正是因为才华再次入幕。鲍照在此期间奉命写过为宴会助兴的歌词与一些游山玩水的诗句。不过，任期满后，鲍照却主动提出了辞职。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这不失为一个幸运的选择。因为在这之后的元嘉三十年，刘濬和他的太子哥哥刘劭发动了一场弑父的宫廷政变，文帝和许多朝臣就此丧命。很快，不受文帝宠爱而常年领兵在外的儿子武陵王刘骏带着大批人马杀回京城，除去了谋逆的两位兄长，继而登上皇位，即孝武帝。 如果鲍照与刘濬关系紧密，那么在新主上位以后他一定会获罪。而在一切恢复了平静了之后，鲍照却有机会去接近武帝。 这位帝王同样对文艺相当感兴趣，但也相当自我，他不愿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不论朝堂大事或是日常小事。为了求得近幸，鲍照经常“为文多鄙言累句”，也就是说他故意写东西写得很一般。 再加上鲍照在武帝身边做的是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官职不高，皇帝赐死宗室、大臣时，往往派遣中书舍人为之。这个职位的人一直被视为“小人”，难以获得士人阶层的认可。 这些，成为后人挖苦讽刺鲍照的证据。 事实上，鲍照的谄媚技能并没有充分发挥。也许，一路走来，在权力边缘观望的鲍照看惯了许多生死浮沉，再加上骨子里的孤傲。这次，在武帝身边，距离权力中心最近，他反而犹豫了。正所谓“浮生急驰电，物道险弦丝。”（鲍照《答客诗》）他在武帝身边不过5年左右的光景。 总之，鲍照终其一生，并未显达。 人啊，大抵都是十分复杂的。 鲍照一以贯之的手段就是用文学来引起统治者的注意、欣赏，这是他在文学上竭力求奇创新的巨大动力。他要尽量与别人不同。 这对自负的鲍照而言，是极其沮丧与郁闷的。这也是鲍照诗歌尚奇特点形成的一个原因。另外，当他仕途不如意时，诗文辞赋也是他发泄愤懑情绪的方法。 文如其人，鲍照的诗歌风格在当时就被评价为“险俗”。 “险”：诗歌追求奇、险。诗人放飞想象，有意写一些奇异的人或事物。据考证，鲍照本人从未去过边塞，他的边塞诗全是靠想象写出的。“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蝟，角弓不可张。”这几句写在恶劣的环境下将士们行军井然又壮观，边塞风物写得相当逼真。 此外，他的不少诗句，有意使用一些奇异的意象、生僻的字词，甚至达到“注家不知”的地步。如《从登香炉峰》。（的确很难懂，原诗不再贴出。） “俗”：在内容上指的是诗歌多表现寒士抑郁、思妇怨恨、征夫愁苦，这些内容在那些“贵族诗人”看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阶级对立往往也意味着教育垄断，那时混迹诗坛的一般出身都不错。） 鲍照诗歌在题材上，多从自身处境与感受出发，从下层角度进行观察。
如《拟行路难》其六：
或写游子思妇主题，如《拟行路难》其十三：
这里不仅有游子思念家人故乡的情怀，同样表现出思妇对游子的感念。 纯粹写思妇对远行人眷恋的如：
或写因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导致的民生疾苦，《拟古》其六就具有代表性：
如《代出自蓟北门行》：
描绘了边塞严酷的气候以及将士们慷慨卫国的激情，表现了诗人爱国热情与建功立业的愿望。 鲍照诗歌之所以被视为“俗”，在写作技巧上看，鲍照的诗歌尤其是乐府诗，多得益于汉魏乐府和南朝民歌的艺术经验。学习民歌的做法，在当时曾被文坛盟主颜延之等人轻视，被认为是“俗”。 此外，鲍照诗歌语言上不用典，也被视为“不文雅”，没有雍容华贵、从容冲淡的格调。 可是，艺术往往是非常残酷的，唯有原创（甚至说“首创”）才有巨大的价值。能够写入文学史的人、作品能够能流传千百年的人，大多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既能吸收前代文学优秀养料，又能在此基础上超越时代特征而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鲍照正是如此。 鲍照坚持在这些俗体俗调的诗歌中，以跳荡雄肆、酣畅淋漓的笔力，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尽情抒发一个孤寒之士的所见所感。“险俗”就“险俗”吧，艺术价值要交给时间评判。 他的边塞诗写得波澜壮阔，沉郁悲壮，成为唐代边塞诗的先驱。 清人王闿运评：“（明远）作边塞诗，用十二分力量，是唐人之祖”，指出鲍照对唐代边塞诗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点明的那样，鲍照对李白乐府诗的写作影响很大。其实不仅李白，鲍照对唐代歌行体（歌行是乐府的变体）影响是不可忽视，清人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中有：“七古自晋世乐府以后，成于鲍参军，盛于李、杜，畅于韩、苏，凡此俱属正锋。”此言不虚。 以及，鲍照在十八首《拟行路难》这组乐府诗中，最早使用“君不见”句式，这组诗用十个“君不见”，位于单首诗的篇首（组诗全貌不再贴出，只看“君不见”部分）：
“君不见”句式，深受李白的喜爱，其他唐代诗人也喜用。 鲍照诗歌中的那一种奇特想象也被李白继承，李白诗中的浪漫想象是他独特的标签。《蜀道难》中用五丁壮士开山和杜宇化鹃、曦和驾日等神话传说，不仅营造了一种极度浪漫的风格，同时也写出了蜀道之难。 鲍照诗的丰富想象同样启发了李贺的作诗思路，“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这是李贺展开想象，想象鬼域之中，幽幽传来无数生前没有实现抱负的鬼魂们吟唱鲍照的诗。 自然，那种自命不凡的气质、那种“士不遇”的郁愤，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更为深远。 当然，细读文学史，能够扒出来的“鲍照接受”现象远非这么多。 从现世的功成名就这样的标准来看，鲍照尽管为实现阶层跨越奋斗终身，但最高的官职也不过是杜甫诗中“俊逸鲍参军”中提到的“参军”（孝武帝大明王五年，临海王刘子顼守荆州，鲍照任前军参军）。 但是他因想要改变命运修得高超的艺术水平，因不满现状而发的慷慨之音，却在其身后成就了他。努力了一生，竟然还是有意义的。 文学史上无法忽视鲍照的存在，后世无数诗人在自觉不自觉间受到鲍照影响。如果鲍照地下有知，也许会再赋诗一首，嘲弄这该死的命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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