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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禁学焚书之后，儒生们开始讲习《周易》，却面临着两大尴尬：一是在讲究“师法”的秦汉之际，他们突然改弦易辙地去讲习与儒学毫无关系的卜筮之书《周易》，虽然是迫不得已，可也免不了受人嘲笑。二是他们讲习《周易》是属于别开生面，没有前学可以继承，更没有什么“师法”，他们对《周易》也陌生，即搞不懂筮法，也读不懂卦爻辞，自然讲《周易》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儒生们就开始做三项工作： 一是编一些孔子读《易》、谈《易》的说辞，作为自己讲习《周易》的历史根据，这个和子思之儒的想法如出一辙，毫不奇怪。最有名的就是上面引到的《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的话，这当是司马迁从《易传》里撷取的材料，本田成之先生则认为是田何的弟子杨何所作，他说： “殊作《史记》司马迁之父谈，受《易》于杨何之事实，尤不可轻易放过。彼谓孔子晚年喜《易》，而作《十翼》之传说，想由《易》学者杨何而出，是不容疑。”[1] 其实还有比这个更早的，就是马王堆帛书《易传》里的《要》这篇，它里面是这么说的：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悳行亡者，神霝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囗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2] 下面还有一大段孔子解释的说辞，限于篇幅兹不赘录。只这一小段，就告诉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1、孔子以前不读《周易》，是晚年才“好”的。 2、孔子好《易》，子赣（贡）还跑来责问他，说明儒家本来不仅不读《易》，还轻视卜筮。 3、说孔子读《易》、谈论《易》就是出自儒家的《易传》，先秦书中无之。 看看《要》的说法就可以明白，儒家门人开始编造孔子读《易》、谈论《易》的时候是底气不足的，他们不敢说孔子一直读《易》，更不敢说孔子一直传授、讲习《易》，所以编了个孔子晚而好《易》又有子贡来指责的故事，然后通过孔子的口来作辩解，说明要学《周易》的重要性，这样既给以前儒家不传习《周易》找了个相对合理的理由，又给自己研习《周易》找到了合理的“历史依据”。 特别是《要》里面还借孔子的口说“《尚书》多阏（遏）矣，《周易》未失也”、“文王仁，不得亓志，以成亓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亓知之。[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亓事纣乎？”这不分明说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儒生们的境遇和心情吗？同时也可以知道，不仅说孔子作《易传》是秦汉儒生的编造，连包牺氏（伏羲氏）作八卦、文王作《周易》的说法也同样是他们编造出来的，此类的说法，在先秦典籍里根本找不到任何踪迹，最早就是见于儒家的《易传》，其目的是拉些古代的名人来抬高本为卜筮之书的《周易》的身价。 这种编造，必定在秦代儒生们开始讲习《周易》时就已经有了，产生比较早，所以有了《要》这一篇，当然还会有其它的类似的内容，它产生在司马迁之前，到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周易》已经是儒家的经典，《易传》与《周易》在社会上并行流传，他把这些材料收集到并写进《史记》自然也顺理成章，有学者认为是“后人窜入”的，实在是大可不必。平心先生就说： “须知司马迁受到时代和材料的局限，《史记》中有关《周易》沿革的记述，多得自《易》家的传闻，其中很多夸诞不实之处。上引孔子晚而喜《易》之说，显然是出于《易》家的伪托，与《古论语》改‘亦’为‘易’当同出一源。”[3] 此可谓的论，所以说孔子有读《易》、论《易》的话大多数是秦汉儒生的杜撰，还把许多解《易》的话伪托到孔子口里，称“子曰”或“孔子曰”，拉虎皮当大旗来给自己壮胆儿。 二是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师法有渊源，在祖师爷田何之上又编造一个直到孔子的传授谱系：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 《汉书·儒林传》：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 《前汉纪·孝成皇帝纪》： “始自鲁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以授鲁槁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人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国田何子装。” 《史记》的记载和《汉书》《前汉纪》的略不同，《史记》的人名除馯臂子弘（名臂字子肱，“肱”或写作“弘”、“弓”）外，人名都是用的古式，即姓+字+名，先秦惯例人名字并称时是先字后名，如矫子庸疵，是姓矫，字子庸，名疵，只有馯臂子弘例外，是用先名后字的新式，郭沫若先生认为是被后人篡改过，[4]应该是对的。《汉书》《前汉纪》都是用新式，即姓+名+字，和《史记》比较，馯臂和矫疵的位置颠倒了。这个谱系，从田何是个分水岭，田何以前的都是编造，其人可能确乎有，可是这个易学传授谱系则全是编造，绝不可信，田何以后才是真的易学传授系统。 三是讲《周易》的时候避难取易、大量创作所谓的《易传》，把本门的学说附丽进去。儒生们刚开始讲解《周易》卦爻辞时，只取卦爻辞中从字面上看比较好懂的来解释解释、发挥发挥，那些看不懂的就不说，回避了，所以那时候的《易传》大多就是这么东说说、西讲讲，根本就没个什么系统可言。为了给自己壮胆儿，还把许多解《易》的话托到孔子口里，称“子曰”或“孔子曰”，是模仿《论语》的形式。 这些讲学内容被记录下来，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彼此也没什么关联；这些零碎片段积累得多了，拼凑起来，就形成了大篇的《易传》，大家看到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里的各篇基本都是如此，那就是比较早期的《易传》的形态。这点宋代的朱熹早发现了，他说《易传》是“《文言》与《系辞》中数段说得较详，然也只是取可解底来解，如不可晓底也不曾说”（《朱子语类·易二·卜筮》），“不曾说”不是不想说，而是他们根本读不懂，想说也说不了。 这种尴尬情况总不能这么持续，于是儒生们除了自己拼命大开脑洞之外，开始了各种抄袭和剽窃行为，从《子思子》《公孙尼子》《荀子》等古书里抄一些内容，来解释《周易》卦爻辞或阐发易理，还饥不择食，甚至从其他学派比如阴阳五行家和道家那里挖材料，特别是汉初人们崇尚黄老之学，《易传》也受其影响，里面也有很多黄老道家的内容，陈鼓应先生甚至认为“《易传》的哲学思想，是属于道家，而非儒家。”[5]——总之，只要能用来解释阐发《周易》的，都可以拿来用，加以改头换面，写进《易传》里，所以，《易传》里实际上是思想内容驳杂，简直就一锅大杂烩。因为多有抄袭，故有不少内容看上去很象先秦古书，有学者就据此认为《易传》是先秦的作品，和这些古书是同时产生的云云，那不免是上了当，因为先前的不能抄后出的，可后出的完全可以抄先前的，不能根据它们内容相同或相似就下断言说它们是同一时代的作品。 同时，既然要称“传”，那必须得是与“经”密合，得逐条逐段、逐字逐句地解释才能象个“传”的模样，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零零碎碎毕竟太不像话，所以大概是在汉初的时候，有人很勇敢地出来作了《彖传》、《象传》和《文言》。 《文言》的作者最狡猾，他很有文学才能，也明白自己解释不了《周易》，怎么办呢？他用了扬长避短的策略，以最主要的两卦“乾”、“坤”为题，打着解经的幌子，作了两篇洋洋洒洒的抒情散文，端的辞藻华丽、文采飞扬。其中《乾卦》的卦爻辞从字面上看相对好理解些，所以他很耐心地一条一条地解释，先列卦爻辞，然后用“子曰”进行阐发；到了《坤卦》，大概卦爻辞不太好懂，弄不清要说什么意思，他就露了怯，只是各条笼统地简单说说蒙混过去，连“子曰”都不敢说了。可大家仔细品品就会明白，不管是乾卦还是坤卦，他说了那么一大通仁义道德之言，基本上都是在闪烁其词，和解释《周易》卦爻辞有什么关系呢？ 《彖传》的作者次之，他大概觉得自己才学不足，没法所有的卦爻辞都解释，所以只解释卦辞。《象传》的作者则勇气可嘉，卦名和爻辞一起解释，二者配合起来，再加上《乾》《坤》二卦的《文言》，《周易》才算有了像样的“传”，所以后来抄写《易经》的，都是把《文言》《彖传》《象传》逐条按照卦爻辞的顺序抄在下面，当成解经的“传”来对待了。 可勇敢与不勇敢是一回事，懂得与不懂得又是一回事，因为这些“传”的作者本身也读不懂《周易》，是勉力而为，写得十分笼统粗糙。最差劲的就是《象传》，作者有雄心壮志把每条卦爻辞都要作出传解来，可惜能力实在是有限，大部分爻辞也读不太懂，虽然也写出来很多很精彩的句子，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类，可许多句子都是在没话找话地说废话，比如： 《讼卦》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象》曰：“不克讼，归而逋也。” 《师卦》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比卦》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这类的都是废话，说了和没说一样。里面还有很多打马虎眼的话，恐怕连作者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是为了凑数随便凑合两句。比如《象传》的作者每解释到二爻或五爻时，如果找不到话说了，就喜欢用“中正”来凑数，这是他的套路，因为二、五是下卦和上卦的中间爻，如： 《需》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讼》九五：訟，元吉。《象》：訟元吉，以中正也。 《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姤》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九五含章，中正也。 《井》九五：井冽，寒泉食。《象》：寒泉之食，中正也。 《艮》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艮其輔，以中正也。 这种解经的方法简直就是在儿戏，如糊弄小孩一般。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参看李镜池先生的《易传探源》一文，里面有较详细的论述。[6]总之，看着这样低能弱智的作品，除了觉得可笑之外，怎么能让人相信是“圣人之言”，其他篇中那些“子曰”或“孔子曰”实在是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孔子能起于地下，肯定得说“丘没这么‘曰’过”。这种情况，宋代的欧阳修早就看出来了，他在《易童子问》卷三里说： 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 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辩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若馀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 说得是多么干脆直接、明白透彻！究其原因，就是直到这个时候，儒生们对《周易》的卦爻辞还是一知半解，多数读不通，又不懂得卜筮，解释卦爻辞实在无力得很，只能从以前的诸子百家说中挖取材料来使用，混乱驳杂且词意肤浅，的确是难以让人相信它是“圣经”，欧阳修博览群书，就明确感受到这一点，所以很直接地说《易传》大多“非圣人之作”，可算是个明白人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周易》，根本就没必要把《易传》看得那么神圣——本来就是一群不懂卜筮和《周易》的人写的“传”，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明白的解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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