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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的勃兴(一):二重证据法

 黑龙江波涛 2020-04-24

导语: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浩如烟海,这些文字记载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宝贵资料。考古学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学者是非常陌生的。考古学源自西方,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兴起,中国考古学的勃兴与王国维极力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关系极为密切。

1. 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历史背景

历史学的不断发展,史料的范围必然要扩大。传统的传世文献记载固然是重要的历史载体,但是基本上都是间接资料。早在西汉时期,在孔子旧宅的墙壁里就发现了用先秦古文字所撰写的《尚书》。特别是西晋时期,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魏襄王墓中发现了《竹书纪年》,这些发掘出来的文献资料有效的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到北宋时,金石学已经有所发展,如北宋著名学者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就是金石学家。到清代时,随着考据学的发展,特别是乾嘉学派的出现,广泛利用各种资料来考据历史的方法都已经出现。但是这些考据学的方法与近现代的考古学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国考古学的勃兴(一):二重证据法

《竹书纪年》

到清末时,考据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鼎盛阶段,同时西方现代的历史学、考古学的理论方法都已经传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阳殷墟的发现带动了中国考古学的极大发展,在王国维之前,孙诒让就利用甲骨文论断作为官名,纠正了流传两千多年的谬论,同时著名文字学家罗振玉也利用丰富的甲骨文资料在考证古史上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1913年,王国维在《明堂庙寝通考》中首次提出了“二重证明法”的概念。他在文中认为自从宋代以后,古代的器物频频出土,这些器物上的铭文,以及由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了大量史实,这些史实有很高的可信度和价值,但是周朝晚期、秦汉时的史书也未必不可信,因为这些时代离上古也不算远,秦汉时的史书记载的制度有可能是附会,但其中所记载的名和物是不能作伪的,因此两者不可偏信其一,这就叫做“二重证明法”。但是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并未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中国考古学的勃兴(一):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

1925年,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在《古史新证》的总论中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二重证据法”明确提出历史文献与地下出土的考古文物相互佐证,以期达到探求历史史实的目的。二重证据法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流行了数十年,自然有它正确的地方。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针对当时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而提出的。古史辨派在西方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之下,民族自信心有些动摇,对本国传统历史记载的准确性发生怀疑,这种疑古思潮具有思想解放的伟大意义,但是对守旧派的知识分子和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而二重证据法则借用现代西方传进来的考古学来反对“古史辨派”,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因此这种概念的提出立即受到学术界和社会上的欢迎。

2. 对二重证据法的评析

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主要依托于在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残片和某些器物上的铭文即金文。依靠甲骨文和金文记载,对传世的历史文献起到了很好的补充印证作用。这对历史学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但王国维所运用的甲骨文和金文资料也是传承自中国传统的金石之学,王国维之“二重证据法”,实际不过是以新的文字材料印证原有的文字材料。这种方法仅强调“印证”而排斥否定,具有片面性和学术思想的守旧性,与西方现代的考古学思想、理论和方法都有着不小的差距。不过我们不能苛求于前辈学者,王国维本身出身于传统的读书人家庭,中国的学术传统对王国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各种新的思潮不断传入国内,引起了很多守旧学者的强烈抵制,他们固守传统,因此现代学科体系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命题,指出中国旧的上古史体系的不可信从,揭示出许多大的疑点,立即引起很大的反响。随后,关于中国商代以前古史的辩论在学界展开。1926年,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使辩论更为升级,且随着《古史辨》第二至七册的陆续印行,一波继一波地愈演愈烈。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者,提出许多具体的辨伪事例,许多争论往往在具体事例上纠缠,但是顾颉刚申明了他的学术宗旨有四点:(一)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即将神话中古神“人化”,多了一层伪史;(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中国考古学的勃兴(一):二重证据法

顾颉刚

古史辨派的新颖观念引起了守旧势力的强烈不满与猛烈批评。顾颉刚在回应这些不满与批评之时,也同样希望借助于现代考古学作为武器,来支撑自己疑古的观点。王国维在这时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一方面因王国维个人的权威和在学术界的地位,赢得了很多守旧派的认同,一方面王国维则用巧妙的方式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扫清障碍。我们不用管二重证据法在逻辑上、方法上有多少漏洞,它确确实实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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