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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誉为西方世界拥有最全面的亚洲艺术收藏的藏家。 他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卓越的中国陶瓷收藏家之一，被认为是英国收藏中国瓷器的执牛耳者。 他是1910年英国伯灵顿美术俱乐部（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举办的中国早期陶瓷展览的主要借展人，而正是这次展览开启了高古瓷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奠定了陶瓷收藏的正统观念。 他是代表当时西方中国陶瓷收藏和研究最高水平的东方陶瓷学会（OCS）的建立者，并被推选为首任会长，担任终身会长直至去世。 他的藏品有一大部分现在都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包括镇馆之宝《女史箴图》。 他去世后，其藏品由伦敦苏富比举行了连续四天的专场拍卖，被誉为欧洲拍卖史上的一个传奇。 他就是乔治·尤摩弗帕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1863-1939，下文简称“尤摩”）。 尤摩出生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利物浦。他的父母Aristides（1825-1897）和Mariora（1840-1908）的祖先都来自于希腊的希俄斯岛（Chios,传说为诗人荷马的出生地），但他们出生在另一个爱琴海岛屿锡罗斯（该岛最有名的就是出了著名哲学家Pherecydes）他们1861年在雅典结婚。他们的家族逃脱了1822年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奥斯曼军队对于希俄斯人的大屠杀。小尤摩在伦敦长大，并在希腊学院接受教育，他的父亲在那里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著名希腊诗人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Constantine P. Cavafy，1863-1933）和尤摩关系密切。尤摩家族经营的是对俄谷物贸易，乔治作为长子，帮助父亲料理生意，他的弟弟尼古拉斯（1872-1942）则去上了大学，然后在伦敦大学学院（UCL）做了一名化学系的教授。1902年，尤摩开始为Ralli Brothers商业贸易公司（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成功的希腊公司，其创办者也来自于希俄斯岛）工作，直到1935年退休。他和妻子Julia(1864-1944)于1890年结婚。他的妻子也是希腊裔，他们在1922年前一直居住在萨里（Surrey）的Clandon，之后搬去了泰晤士河旁的Chelsea Embankment7号的豪宅里。 尤摩从结婚之后就开始了收藏艺术品，一开始收藏的是欧洲瓷器。19世纪末，他的兴趣开始转向了日本艺术。然而，1906年与中国陶俑的邂逅，开始了他对于中国艺术的追求。1910年英国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举办的中国早期陶瓷展上就展出了他的不少藏品，包括这件彩绘陶骆驼。 1913年，在曼彻斯特市美术馆（Manchester City Art Gallery）的中国应用艺术展（Chinese Applied Art Exhibition）中，尤摩又出借了不少藏品，包括一件明正德写有波斯文的三足炉，其上所写波斯文为一诗人所写诗句，这不同于当时通常书写《古兰经》经文的做法，较为特殊。明代龙泉窑兽首三足洗，一件南宋龙泉窑鬲式炉，一件宋代建窑兔毫盏，一件金代磁州窑系玉壶春瓶，还有一件明代的钧窑花盆。 明正德青花波斯文三足炉，直径16cm 明龙泉窑八卦纹兽首三足洗，直径33.5cm 南宋龙泉窑鬲式三足炉，直径9cm 宋建窑黑釉兔毫盏，直径11.9cm 金磁州窑系褐彩玉壶春瓶，高33.3cm 从1912年开始，他把自己的104件藏品长期租借给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其中一些可以在Benaki博物馆中确定地找到：清嘉庆粉彩石榴寿桃纹碗、清乾隆粉彩石榴寿桃纹碗、17-18世纪德化窑佛像、17-18世纪德化窑观音像、17世纪孔雀蓝釉真武大帝像、仿万历青花五彩龙纹执壶、金酱釉褐彩飞鸟纹玉壶春瓶、隋/唐褐釉模印龙凤纹扁壶 、唐三彩宝相花纹三足盘）；他还为亚洲，拜占庭和意大利艺术的展览做出了贡献。 清嘉庆粉彩石榴寿桃纹碗，直径15cm
清乾隆粉彩石榴寿桃纹碗，直径15cm
17-18世纪德化窑佛像，高17.1cm
17-18世纪德化窑观音像，高16.3cm
17世纪孔雀蓝釉真武大帝像，高33.2cm
仿万历青花五彩龙纹执壶，高25.5cm
金酱釉褐彩飞鸟纹玉壶春瓶，高26.6cm
隋/唐褐釉模印龙凤纹扁壶，高23.7cm
从1925年至1932年之间，他的中国，韩国和伊斯兰藏品共分为11卷得以出版，从而使他成为西方世界拥有最全面的亚洲艺术收藏的藏家。用Arthur Lonsdale Hetherington（1881-1960）的话说：“在这个国家，没有人在研究中国艺术方面比他做得更多。他的收藏品在完整性方面无与伦比，只有慷慨地向公众开放才能与之相配。” 1927年，尤摩决定向他此前未曾访问过的国家——希腊捐赠一大批藏品。他从剑桥撤回了104件物品，又增加了237件。这些陶瓷于1929年乘“亚述号”抵达比雷埃夫斯，但由于尚未确定展览地点，因此其外箱直到1930年10月才被打开。这要得益于Antonis Benakis（1873-1954），他是1920年代初移居雅典的另一位亚历山大港的希腊人。当他的父亲Emmanuel（1843-1929）逝世时，Antonis和他的姐妹们决定将这个家庭住宅和藏品呈现给希腊人，从而构成了Benaki博物馆的核心。尤摩的捐赠恰逢此次遗赠活动，并被纳入这座博物馆的收藏，该博物馆于1931年4月开放。这是尤摩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其父母的故乡。陪同他的是鉴藏家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和收藏家奥斯卡·拉斐尔（Oscar Charles Raphael，1874-1941）。1934年12月，尤摩告诉Benakis，他打算将其大部分藏品出售给英国（分给了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但同时，他会通过提供另外250件（后来变成350件，最终为452件）藏品来增加对希腊博物馆的捐赠，这些藏品于1936年登陆索伦托而进入雅典。Benaki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陶瓷由Arthur Leigh Ashton爵士（1897-1983）于1935年首次整理出版。新版本由霍布森（Robert Lockhart Hobson，1873-1941）增补，并于1939年问世。尤摩于同年12月去世，等他妻子去世后，他的私人收藏的其余部分于1940年和1944年拍卖。 关于尤摩的个人回忆很少留存下来。他受到普遍的欢迎，并被认为是博学而又“谦逊”的。波普（Arthur Upham Pope，1881-1969）赞扬说：使尤摩先生在中国艺术领域脱颖而出，这要归功于他多方面的品质：广泛而准确的知识，大胆且无可挑剔的品位，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坚持追求最高品质的美，追求体系以及为之付出努力和牺牲的意愿。”他的名字如今与远东艺术联系在一起，这主要归功于他的中国收藏归英国政府所有，这使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一点可以从一张广泛流通的香烟卡得以证明。
然而，他的收藏范围不局限于遥远国度的古董，还涵盖了欧洲当代艺术。在1944年出版的Leo Walmsley的自传小说So Many Loves中，意外出现了关于尤摩的一幕： 一天晚上，所有私人收藏家中最著名的一位来到Royce。那是希腊的百万富翁尤摩，仅他的现代艺术品收藏就价值数十万英镑。当他和杰克和芭芭拉（芭芭拉穿着她最具异国风情的礼服）一起在工作室时，我们自然都回避了。他呆了很长时间。当他走了之后，芭芭拉跳上地下室的台阶，可想而知他们谈的很顺利。他从每个人那里都买了雕塑，我相信还有杰克的一些动物园素描。我忘记了所有东西的价格，但是肯定有数百英镑。 这里的杰克是雕塑家John Skeaping（1901-1980），芭芭拉则是他同为艺术家的妻子Barbara Hepworth（1903-1975）。后者的两幅作品可见于1934年底在尤摩的家中所拍摄的照片，被放在一排中国瓷器下面，与Jacob Epstein爵士（1880-1959），Ivan Mestrovic（1883- 1962）和Henri GaudierBrzeska（1891-1915）的雕塑并排在一起。这座位于Chelsea Embankment7号的豪宅里，装饰的都是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现代艺术家创作的雕塑和绘画。
John Skeaping的雕塑作品
尤摩房间摆放的雕塑，其中就有Barbara 的作品
Barbara Hepworth
Jacob Epstein
Ivan Mestrovic
除了收藏外，尤摩还在塑造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方式上起了关键作用。他借给“早期中国陶瓷展”的藏品将创造“现代主义伟大艺术典范”。受他影响最突出的莫过于他在切尔西的邻居——维斯夫妇（Nell&Charles Vyse）在1920年代和30年代在工作室创作的陶瓷。维斯夫妇经常光顾位于尤摩豪宅后方的陈列馆。由于维斯夫妇能够上手这些古董陶瓷以及对釉料做化学分析，使他们能够模仿出中国的炻器。
以下器物说明了这些努力。左边瓶子上的釉色和出筋模仿的是金代的器物。中间罐子的形状和彩绘装饰模仿的是半坡文化的陶罐。右边碗内刻划装饰的碗也是借鉴磁州窑的盖罐。对于Hepworth，Skeaping，Vyses以及开创性的陶艺家Bernard Leach（1887-1979）和浜田庄司（1894-1978）来说，尤摩充当了他们所在的艺术场景（其宗旨必须首先表现他的品味）与启发古代手工艺品其技术和美学原理等表现他们设计之间的中介。
维斯夫妇（Nell&Charles Vyse）创作的艺术陶瓷
尤摩作为赞助人和促进者，参与了创作过程，突显了他在艺术圈活动的社会意义。这在他的中国收藏最早展览之一的地点选择上得到了进一步证明——1913年在白教堂画廊（Whitechapel Gallery）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旨在“将伟大的艺术带给东伦敦的百姓”。从他决定将数百件物品捐赠给他遥远的家乡希腊中，也可以借鉴一种以社会为导向的方法。在他提出捐赠时，甚至没有去过这个国家。在1922/3年，他提出了更为慷慨的捐献，这是在希腊动荡的时期，因为有超过100万从土耳其流离失所的希腊籍难民涌入。但是，这次捐献并未实现。Benaki 博物馆的中国陶瓷收藏不论在1929/30年初具形态，还是在尤摩寿终正寝时所呈现的面貌，都被认为是一种教学工具，旨在教育普通大众和专家，为此，捐助者还完成了一次特别购买并在发货中增加了几本书。他特意购买并捐赠了三件不同尺寸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彩绘罐，旨在用这些1921年由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先在中国河南仰韶发现的新石器陶罐来让希腊的考古学家产生兴趣。他可能注意到在希腊新石器文化的发源地之一Thessaly出土的新石器晚期的陶器与中国这些彩陶的相似性。
白教堂画廊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陶罐，高31cm
尤摩捐赠给希腊的800件陶瓷，意在反映中国过去的历史，这是这个遥远国度的精髓，尤摩只有在1935年去过一次。因为当时的陶瓷被视为“最充分和最容易获得的有形物质，用于追随中国思想的变化。”，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种媒介上就不足为奇了。1921年1月，伦敦的学者，古董商和收藏家着手创建一个致力于远东艺术的学会，他们发誓“为了讨论的目的，通过定期会议加深欣赏东方陶瓷艺术并获取其知识”；它的名字叫“东方陶瓷学会”（OCS），而尤摩是其第一任主席，也是终身主席。陶瓷代表了一种以微观方式表现中国文化的方式，并塑造了一种标准，这种标准将在更多种类的媒介和更深层次得以体现，即1935/6年由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在伯灵顿宫（Burlington House）举办的 “国际中国艺术展览”，这是重新发现中国过程中的重大事件。 这种过程主要发生在作为帝国权力和全球金融中心的伦敦。在那里，尤摩及其左右包括撰写图录的作家和古董商，其商品充斥着他的书架，获取、评价、阐释和使用中国物质文化。但是，这些物品和关于它们的许多知识都来自中国本身。从1911年清朝灭亡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这些年，中国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也恰好是中国早期文化考古研究的发轫。尤摩迅速做出反应，购买了瑞典人安特生（1874-1960）发掘的彩陶，并加入了由另一位瑞典人卡尔贝克（Orvar Karlbeck，1879-1967）创立的所谓的“卡尔贝克联合会”（Karlbeck Syndicate），由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参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历史的整个篇章都在戏剧性的揭示中得以再现，让人联想起海因里希·施利曼（1822-1890）在1870年代发掘的“特洛伊”和迈锡尼，埃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1851-1941）在1900年后发现的米诺斯文明，或是1922年至1934年查尔斯·伦纳德·伍利爵士（Sir Charles Leonard Woolley，1880-1960）在乌尔的发掘，在考古学家本人的邀请下，尤摩于1929年也实地参观了该发掘。 除了现代主义美学，艺术赞助，爱国主义和对于考古发现的痴迷之外，尤摩对中国陶瓷的认知方式还受到了中国传统鉴赏家的启发。从19世纪中叶开始，法语和英语的陶瓷史书籍最初侧重于瓷器生产技术，后来又侧重于受考古序列法影响的视觉分类法。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于1896年出版的《东方陶瓷艺术》（Oriental Ceramic Art），该书首先介绍了中国的鉴赏法以及基于经典文献的器物分类法。霍布森（Hobson）和其他学者以及大维德爵士都沿用了他的方法，从1930年代起，后者将成为伦敦中国陶瓷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924年后，中国国民政府将紫禁城改建为博物馆时，大维德就在场，并重新评估了尤摩把青白瓷错与神秘的汝瓷联系起来的问题，并通过严格的文献梳理，确立了汝窑的特征。 尤摩和大维德都迅速回应了由于中国政治环境及中国式鉴赏而所能提供的材料，尽管是大维德能够使自己更加深入研究。尤摩的藏品在整个1930年代仍在不断发展，以适应品位和学术的发展，尽管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的去世使他的收藏实践止步于二战之前的时代。之后，是大维德爵士开创了全新的收藏，着重于中国式鉴赏，坚持由中国权威所倡导的规范方法，以及毕宗陶（Stacey Pierson）所说的“皇家品位”，意指对于宫廷收藏来源的迷恋。他非凡的收藏品以及其学术性和独占性，塑造了二战后对中国陶瓷认知的样式。 在1929年7月6日的一封信中，尤摩向Benakis建议分为四组，以安排他捐赠的物品：一、新石器时代到唐末；二、宋元；三、明清颜色瓷；四、明清带有各种装饰的瓷器。这种分类混合了年代和风格标准。从那时起，所有目录和展览都遵循这个分类。尤摩成为二十世纪初转折点的化身。陶瓷在由挖掘者，贸易商，古董商，消费者，收藏家，策展人和博物馆参观者精心安排下的不断发展中，充当“演员”的角色。最终，它们以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陈述出现，所移植、囊括的含义远超过其在博物馆中的说明牌。 （本文主要翻译自George Manginis：China Rediscovered:The Benaki Museum Collection of Chinese Ceram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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