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中有个故事说，闪族人来到示拿平原，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并且起个名字(to make for ourselves a name)。耶和华担心，如果塔能够建成，那么“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于是，他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上帝把那城称作“巴别 (Babel)”。“巴别”一开始便有的双重含义表明：语言的源头并不是一个点，而是差异。从此，“巴别塔”不仅代表了语言的多样性，也暗示了某种建构或完整的不可能性，同时说明了翻译的必要性和困难性。 翻译的历史 翻译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一种人类语言到另一种人类语言的第一种翻译可能是《吉尔伽美什史诗》，写于公元前2000年苏美尔人的陶土板上。有人说，用古希伯来语写的《圣经旧约》和用希腊文写的《圣经新约》，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2000年来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就不会产生，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 自翻译《圣经》起，将近2000年来，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圣经》的翻译是一件大事，它帮助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 在古代希腊、拉丁文学方面，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喜剧和抒情诗，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310～前250）、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7～前54）、普卢塔克（约公元46～120或127）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 在保存古希腊文艺方面，阿拉伯译者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于欧洲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如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安徒生、易卜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里哀等等的作品，也都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 在东方文学方面，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能剧、中国的小说诗歌，印度的《故事海》《薄迦梵歌》《沙恭达罗》等等都被译成了欧洲语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五卷书》，它通过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反反复复地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翻译史则可能与华夏文明史一样久远。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臧仲伦在《中国翻译史话》一书中介绍到，根据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可以推断出夏商时期、甚至史前时期已有翻译活动的存在。 有文献记载的翻译活动仍可追溯到公元前十世纪至十一世纪。古书《册府元龟》中记载，越裳国为表示友好，经过三道翻译，向周公进献珍禽拜雉（即山鸡）。 我国最早出现的翻译文字则是诗歌，西汉刘向的《说苑·善说》中记载的《越人歌》即是优秀的翻译作品。相传春秋时代，楚王母弟鄂君子皙在河中游玩，钟鼓齐鸣。打桨的越女爱慕他，趁乐声刚停，便抱双桨用越语唱了一首歌。鄂君子皙听不懂，叫人翻译成楚语，即前文提及的歌谣《越人歌》。歌中唱出了越人对子皙的那种深沉真挚的爱恋之情，歌词声义双关，委婉动听。《越人歌》是中国最早的翻译诗，也是古代楚越文化交融的结晶和见证。它和楚国的其它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源头。 我国第一次翻译高潮产生于汉代，盛于唐，延续至宋，历时一千多年，以佛经翻译为主。这一时期不仅逐渐产生了有组织、有规模、有系统的翻译活动，而且出现了关于翻译理论的研究。 《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玄奘就是一位佛经翻译家。他精通梵文（古印度语），学贯中西，致力于佛经翻译达十九年之久，翻译作品数量多且质量高，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自佛教初传时，我国就有佛典中关于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内容的翻译和传习，历代也都有科技知识的输入和输出。得益于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的合作，科技翻译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峰。 梁启超曾说：“中国知识界和外国知识界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为第二次。”到晚清时期，出于维新救国的需要，我国翻译界又兴起了一次翻译高潮，大量翻译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 严复可谓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翻译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天演论》中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翻译标准，且至今被广泛接受。 此后中国翻译事业继续蓬勃发展，鲁迅、郭沫若、瞿秋白、傅雷、杨绛、草婴、朱生豪……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起桥梁。  翻译与文化之间的互动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必然触及原语和译语的社会风俗、心理特征、历史、宗教、价值和思维方式，即翻译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因此，文化和翻译间的互动关系一直以来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 文化与翻译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杨仕章在《略论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中论述得十分清楚：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发展，除了依靠自身的力量外，必须吸纳外来文化，纯粹自给自足的文化注定是要灭亡的，而翻译则为吸收异域文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 翻译丰富和促进了译语文化，这是翻译最为显著的功能。古今中外，翻译从来都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的翻译，古希腊的文明就不会得以保存，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将无从谈起。同样，没有“五四”时期的翻译，中国就不可能引入诸多先进的思想理论。翻译的这一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无须赘言。 翻译活动除了传入新思想和新知识外，还带来了一些人们起初未曾料到的“副产品”，其最主要的表现是丰富了译语的语言和文学。历史上，翻译对一些民族自身语言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翻译在民族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英国人约翰·弗洛里欧（JohnFlorio）在17世纪初翻译蒙田的《散文集》（Essays），第一次向英国作家揭示了散文体可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存在这一事实。 19世纪，英国的爱德华·费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的《鲁拜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鲁拜是“四行诗”之意），通过模仿原诗的格律，为英语创立了一种新诗体。该诗体由四行组成，每行有五个音步，第三行不押韵。 在中国，自从林纾开始翻译外国小说之后，出现了大批的文学翻译者。在翻译小说的影响下，中国旧小说的章回体逐渐被打破，作家们开始采用西洋小说的形式。 翻译的这一特别作用在译事之初并不为人知晓，更谈不上是翻译的目的之一。它随着翻译活动的发展而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被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以至于到了近、现代，我国有不少学者提出要积极利用翻译活动来丰富本民族的语言。 文化对翻译的作用有两个方面——既能促进翻译活动，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制约着翻译活动。 民族文化决定翻译活动的范围与方式：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活动，它能否发生，发生的规模有多大，涉及的领域是哪些等问题都与译语文化的各个方面有关，尤其和意识文化（或称精神文化、观念文化）直接相关。 民族心理的开放程度对翻译活动有着很大的制约性。一方面，一个民族在思想观念上的开放程度愈高，必然愈有利于翻译活动的开展。 闻一多先生在谈到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希腊四大文化时曾讲道：“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了近亲，有的转给了外人，主人自己却都没落了，或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然而也只仅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这里的“予”和“受”指的是文化输出和文化输入，两者都与翻译活动密不可分。 没有接纳外来文化开放的意识和心态，在文化交流中总是“怯于受”，导致印度、以色列和希腊文化走向没落。 另一方面，文化的需求程度决定翻译活动的规模。翻译既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那么某一文化领域（或物质文化，或意识文化，或行为文化）对文化的需求程度愈大，该领域里的翻译活动就会愈活跃。 我国明代徐光启等人意识到中国学术已经落后于别国，曾坚决主张翻译西方有用的书籍，希望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因此，这一时期的译品多以科技作品为主。 “五四”运动以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进步人士迫切需要革命的思想和理论，于是一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便被译介到了中国。革命年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样服务于革命事业，所以，在一些文学名著被译介到中国的同时，一些在本国并不畅销但具有先进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作品也都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来了。 此外，政治制度（属制度文化或行为规范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翻译活动进行的方式。与西方许多传统的翻译观念，特别是形形色色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不同，苏联时期的翻译家在从事翻译时，遵循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苏联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其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的特点：严格按原著的思想、艺术和知识价值来选题，翻译出版活动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等。文化的强势与弱势也会影响翻译进行的形式。文化的强势与弱势既指某一文化领域的强与弱，也指文化整体上的强与弱。 在长达八个多世纪的佛经翻译过程中，外来译者始终占主导地位。晚清西学东渐背景下《圣经》的中译，也是以外来译者，即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为主体。文化心理上的强弱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多有体现。 历史上，罗马人军事征服希腊后，把希腊作品视为一种可以由他们任意宰割的“文学战利品”而对其进行随意翻译，这与他们作为“胜利者”的心态有一定的关系。  翻译的价值 “不要看不起译者，他们是传播文明的驿马。”1830年，普希金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当翻译家刘文飞把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他惊喜于这种奇妙的巧合：在汉语中，译者的“译”和驿马的“驿”不仅同音，而且在词源、词形和词义上也很相近。 他写道：“驿马自有驿马的生活和使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甘甜和欣悦，它毕竟是在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学之间游走，行程本身已然精彩纷呈，更何况还有它们经年累月搬运、堆积起来的一座座金山呢。”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往往会有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 面对翻译，人们遵从特定的价值基准而抱有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翻译的价值一般侧重于社会文化交际价值、美学价值和学术价值。社会的变革、文化的进步往往与翻译分不开。 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翻译家都以促进社会进步、弘扬优秀文化为己任。鲁迅先生视科学翻译为“改良思想，补助文明”之大业。在他的翻译生涯中，科幻、科普翻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鲁迅先生1902年东渡扶桑，1903年（时年22岁）即开始翻译活动：从日语转译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当时，国内翻译作品虽多，但泥沙俱下，出现不少低级庸俗的侦探凶杀和社会言情小说。对此，鲁迅先生在书前的《辨言》中明确指出：“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其翻译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 此后，他1904年译《北极探险记》，1905年译《造人术》，1907年译《科学史教篇》，1927年写《小约翰动植物译名》，1930年译《药用植物》，等等。对于科学翻译的意义，鲁迅先生早已阐述得十分清楚。 王小波在《青铜时代》的前言里着重提到了译者，他认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也许今天的我们过度追求原创性，却依旧轻视了翻译家的工作。 优秀的翻译者应该越来越多，可是往往在翻译出现争议时译者才会登场，这绝不是良好的文化生态。傅雷、李文俊、王道乾等昔日的经典译者总是在翻译作品的山巅被作出比较，可是现在人们常常会更熟悉那些山脚下的名字，社会热点比作品本身似乎要更加重要。看上去更多优秀的人在从事翻译，但是真正出色的翻译家却日益隐而不彰。 在文化不断向民间铺展，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的局面下，翻译的功能反而被遮蔽在迷雾之中。当我们看一部网络剧集或者畅销小说时，翻译成为了一个辅助性的任务以至于人们常常不知道翻译者究竟是谁。在这个过程里，翻译本身的主体被融化在作品里，仿佛翻译就是作品本身，二者之间不再有太多的间隔。 让我们重新来温习一下批评家本雅明对翻译的看法：“一部译作能在多大程度上与这种模式的本质保持一致，客观地取决于原作的可译性。原作的语言品质愈低、特色愈不明显，它就愈接近信息，愈不利于译作的茁壮成长。”这意味着，当翻译家的主体逐渐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作品品质本身正在退化的事实。 翻译与文化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翻译既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异质文化之间的相遇。 尽管“文化翻译”这个概念如今已经超越了翻译研究的范畴，成为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至少在文化人类学和后殖民理论中也被频繁使用的术语，但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翻译”依然主要局限于翻译学领域，即在宏观层面如何通过翻译表征另一种文化、协调文化差异，在微观层面，更多倚重归化还是异化达到文化输出与共享的目的。 翻译在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中，承担起了沟通的桥梁作用。这种桥梁作用有助于消除因种族、民族、社会、国家、心理等因素造成的偏见，扩大不同语言系统意义的“覆盖域”，增加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通之处。由此可见，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取决于不同文化交流碰撞之后的认同和接纳。 可以说，翻译的使命在于形成文化的认同。文化观念上的认同又最终指向行为方式的认同和趋同，从而促使人类文明能够真正得以传播，资源得以共享。这正是翻译的价值所在。 （参考资料：《张政：翻译学导论》《孟昭毅：中国翻译文学史》《陈刚主编：翻译学入门》《任文：文化外译——哲学符合学“认知差”概念的启示》《王硕：翻译意义的覆盖域》《常丽丽：翻译史上的译者》等） [本文刊于《中华儿女》杂志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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