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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参读 张萌 傅高义在《日本第一》2016年中国版新序中依然写到，日本是成功的。日本还是第一。因为那些精华的东西“今天依旧还在”：收入均衡，腐败程度低，产品质量高端，医疗保健遍及全民，犯罪率低，民风淳朴有礼，城市干净，少有污染，交通死亡事故极少，社会有序，年轻人愿意呆在日本，国民诚信度高，人性关怀到位，责任感强。36年过去了，这些都没有变。非但没有变，有些比以前做得更好了。 日本极端重视教育。日本报纸的发行量世界第一，教育电视台的数量和覆盖率世界第一。大学毕业率比美国还高。学校并不把体力劳动看成低贱的事，学校不雇佣专门打扫卫生的人，教师和学生一起来做。将教师列入公务员序列，基础教育实现地区均等化，对贫困偏僻地区编制特别教育预算，给予高度财政倾斜。日本比美国学校地区差距小得多，就是因为美国学校教育预算大部分由地方市政支出。家永三郎拒绝同时介绍其他历史学家的观点，因而文部省不予采用。 日本人在体育比赛中不追求拿自己最好的项目跟外国举行友谊赛，不害怕输球，学习美国的有用、保龄球，向奥地利学滑雪，向中国学乒乓球。 日本政务官与事务官二分体制，是民主与专业化的统一。既尊重了民意，也尊重了后者的专业权威。前者在专业问题上要依赖后者。尽管内阁走马灯变换，日本政府的工作受影响却较小。在编制预算等问题上官僚发言权比政治家大，因而少有美国那样政治家和利益集团对政府预算的干预。日本官员很少离职，同事间长年相处有利于政策协调与沟通。 通产省之前做好企业间产能协调，防止产能过剩，一旦出现产能过剩，通产省让它们结合成萧条卡特尔，该行业所有企业都要减产。70年代石油危机后通产省着力推进服务、信息和知识产业。在对外投资扩大市场面临饱和时，通产省领导组织国际贷款团，让民间企业协作一同对外承揽大型工程。通产省在保护幼稚产业方面做的也很好。民企信任通产省的专业资料和分析。通产省并不会削弱企业间的竞争，其功能类似美国的篮球协会，规定规则和提供资料，但不干预球队具体练习。其曾想减少日本汽车企业，并不希望丰田进入五十铃的柴油卡车领域，但其并不具备行政强制力，被丰田搁置。美国企业很少如实向官员提供真实情况，官员容易采取限制和不信任企业的态度，日本官员了解本国企业的程度比美国官员高得多，甚至对美国企业的了解比美国官员还多。 日本70年代初狠抓空气污染问题，从废气排放限制方面立法，并向汽车企业征收废气排放税，让其负担受害患者医疗费。 日本智库强调综合信息而非一定要作结论，这一点与美国不同，研究人员并不固守什么政治观点或学术意见，而是就该问题搜寻尽可能多的信息。 荻生徂徕（1666-1728），日本江户时期儒学家，从信奉朱子学到开辟自己的学术门派：“四民”不是对立存在的阶级，而都是辅佐君主的“役人”，因此，每个阶级的人均是有用之人，人们应该扬长避短，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成为社会有用的人。为政者应该不拘一格，从庶民阶层当中选拔录用有用的人才。徂徕的“‘四民’皆‘役人’论”却积极地肯定了庶民的存在价值，对町人和商人阶层极为重视（我们则是延续数千年的重农抑商），为此，“徂徕学”深受庶民阶级的欢迎，其《学则》、《辩道》、《辨明》、《论语徵》等著作推出之后，迅速在日本掀起一股“徂徕热”。余英时在2007年《关于中日文化交涉史的初步观察》一文中指出，荻生徂徕认为后世中国屡次为夷狄所征服，已失去圣人之道，其弟子甚至认为君臣一纲在中国早已沦亡，反而在日本的封建体制中得以保存。中日并非同文同种，一属汉藏语系，一属阿尔泰语系。山鹿素行更是表示，中国道统至宋已泯灭。 日本当代知名汉学家沟口雄三在《中国的冲击》一书中认为，日本封建社会容易发展成资本主义，中国宗法专制社会容易发展成社会主义。日本儒学强调“忠”和“勇”，（政治体系最上层是军人，对大名的忠诚胜过对家庭的忠诚），官僚世袭制与长子继承制有利于财产积累（重视信誉和职业道德）、私有产权意识的确立和社会各职业阶层的分化，对血缘和家族不甚强调。中国儒学强调“仁义均”，最高层由文官执政，“忠”被认为是个人品德而非社会品德（是对自身信念的忠诚而不是对某个政治权威的忠诚），不是官僚世袭制，而是科举制，财产是均分继承制因此富不过三代，对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大家的忠诚远远甚过对一地区和国家的忠诚，对“工”的轻视贬斥其为末技，对专利的否定和均贫富的朴素要求，这种仁义均的理念与容忍生存竞争的资本主义竞争原理不相符，而职业因为不能世袭，职业伦理观念不发达，私有财产权利意识也不发达。 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比较美日中韩等国社会体制对经济体制的影响。他认为，中韩意法等国社会人群信任度低、中间社会组织薄弱并以家庭为中心，日本则与之相反。日本在江户时期家庭联系纽带不如中国紧密，不像中国人那样通过家庭、血缘和地域来界定自我，日本家庭规模小因而姓氏多， 因而将天皇看成是大家庭之长，并因为缺孩子可以收养孩子视若己出（佐藤荣作和丰臣秀吉都是过继子，后者是农民的儿子，过继给贵族家庭），将财产过继给非血缘关系的人十分自然，在创办企业时提防任人唯亲。华人家庭规模大，对于收养的需求低，这点从姓氏少就能看出来。这种分野导致中韩当今大企业财产继承屡次成为争论焦点（郑周永的三个儿子郑梦九、郑梦宪、郑梦准将现代一分为三，三星1969年李秉哲的几个儿子互相勾心斗角，次子李昌熙告发长子李梦熙，成就了三子李健熙）而日本企业中家族企业占比很低，均为交叉持股，各方占股比例均不高，不会出现企业继承难题。 日本文化的另一传统是名义掌权者与实质掌权者可以分离，天皇不掌握实权，其统治阶层具有分权的特点，其世袭等级制类似欧洲的封建领主制，较少统一与分裂的治乱周期，有利于地方自治与市民社会的兴起，政治权力的分散也为私营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权力的分离使大阪和江户脱颖而出，而中国则是皇权的高度统一，政治与经济中心的高度重合，动乱时经济中心也同时瓦解。 日本的禅宗讲究在世俗活动中追求完美，如剑术、射箭、木工、丝织等，通过内心冥想完成。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认为，信仰和艺术生活的革命往往先于社会制度的革命而起。日本国民的爱美、物哀精神和精巧细致的生活形态让人感佩。日本人生活最富优雅精致，而我国是大国，国民审美偏向大格局，比如日月星辰、漫天星斗焕文章等，日本标榜为美的极致，不过一个小小丘壑，但都刻意雕琢，趣味盎然。中国人讲修身，但抛开外在对生活的审美，专讲性理，结果补单物质文明得不到进步，连精神文化也一天天倒退。不懂得美的人，也就不要求道德的进步，好美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信仰力。中国农村看得见的美术多是石头上的土地神和财神，日本农村则处处可见造园、盆栽、生花。这种物我一体的精神是日本工匠精神的来源，也是其长寿企业如此之多的秘密所在。时下中国热卖的日本工艺大师的书籍非常多，比如山本耀司、三宅一生、田中一光等等。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的原因是近代日本引进西方技术，技工受企业尊重因而被较好得培育和保护，终身雇佣制使日企中员工间关系融洽，经常一起参加郊游体育等活动，老板也在这些场合中与员工打成一片，管理层待遇和地位并不比员工高多少。此外，终身雇佣还使企业愿意下大力气培训员工，日本工会也是以企业而不是以行业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对资方的对抗性弱，使日本成为工业化国家中受罢工影响最小的国家之一，日企员工在流水线上不用资方监督就会倍加努力，这一点美企做不到，大野耐一的丰田精益生产方式给予流水线员工高度的自主权，较低的组织层次握有实权，美国的泰勒制强调生产线什么时候都不能停下来，而精益生产方式强调工人在任何环节出现问题就可以叫停整个系统，倒查以降低次品率和存货，在源头解决质量问题，而非在装配线末尾的返工车间里解决。 日企财团：1974年住友信托对马自达的救助，派遣董事，强制其采用新技术，会员企业将订单转给马自达，零部件供应商降低售价，银行提供必要的信贷。而克莱斯勒在遇到困境后却不能指望债权人和供应商的救助，只能求助美国政府。同一财团旗下企业并不在某一领域占据垄断，但在每一种市场领域中只有一家成员公司与其他财团企业竞争。日本财团旗下的经理会（三井的二木会、三菱的日曜会等，被称为“作战联合会议”，联合对外谈判、避免重复引进技术、负责重化工业产业链间协调、防止国外敌意收购）网络组织成员企业多达上百家，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主导了一系列财团内企业的兼并重组（例如三菱重工的重组）这些企业之间分工协作互不拆台，枪口一致对外，而美国关联企业间因为怕对方窃密而依旧保持一定距离。白益民的《三井帝国在行动》一书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财团与综合商社机制。日本的综合商社体制是护航舰队，商社负责贸易代替、物流、情报信息搜集，以参股获得完整的产业信息链而非控股作为主要目标，替制造企业打前哨。日本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通过综合商社形成了合力。日本二战后的财团多为法人内部持股，代替了过去自然人家族持股，这些企业被称为国民企业，1992年东芝公司董事会成员持股仅占0.016%，松下则为0.85%，经营者与所有者不仅决然二分，而且所有者也少有绝对控股，多为企业间相互持有，比例均不高，这样的企业股权结构更稳定，有利于长期开展经营。 1673年，三井高利在京都开设三井吴服店，即为三越百货的前身，三井其后并经营钱庄办理汇兑。其后三井财团涉足煤炭、纺织、银行，经理会为二木会，现在下属企业包括三井物产、丰田、东芝、索尼、新日铁、商船三井、石川岛播磨重工、三井生命、三井信托等。住友财团（在江户时期以铜矿发家，足尾铜矿污染）的白水会：住友商事、松下、马自达、NEC、住友金属、住友化学、住友银行、住友信托、住友生命等。三菱财团的金曜会：三菱商事、三菱重工、三菱电机、三菱汽车、旭硝子、立邦漆、三菱银行、三菱信托、明治生命等。三和财团的三水会：夏普、京瓷、NTT、神户制钢、三得利、日商岩井、日棉、三和银行、东洋信托；富士财团（前身是安田财团，明治时期主营银行保险信托）的芙蓉会：丸红商事、日产、佳能、日立、富士银行、富士信托、富士生命等。第一劝银财团的三金会：伊藤忠商事、富士通、川崎重工、古河电气、旭化成、五十铃、第一银行、朝日生命、富国海上等。银行业三大联盟：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三菱UFJ、瑞穗金融集团。 三井与宝钢的关系：三井物产因与台湾的往来一开始没被宝钢纳入合作伙伴，但三井旗下的新日铁（三井物产占股5%）、东芝、石川岛播磨重工都从宝钢获得了设备订单，宝钢一期成套设备技术均由新日铁引进，还有武钢的冷轧硅钢、太钢的1549mm热轧技术均来自新日铁，这些高端装备只能依赖高品位进口铁矿石，而淡水河谷中有三井物产 宝钢与三井物产的定期干部交流机制，三井物产与宝钢一起在中国合资建厂：上海意达彩涂钢材有限公司、广州太平洋马口铁有限公司、南通宝钢新日制钢有限公司（用于大型国家标志性工程中银大厦、APEC主会场、上海地铁6号线等）、浙甬钢铁投资（宁波）有限公司（冷轧不锈钢薄板）等。 武汉兴井钢材加工有限公司（生产硅钢片用于变压器、发电机、家用电器、大型纵剪机组、包装缠纸机组）、上船川田钢结构有限公司、首钢电装有限公司（生产汽车空调）、一汽鞍井钢材配送公司、一汽丰田丰越新工厂、与首钢设计院合资成立中日联合节能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冶金环保工艺） 宝井系抢占钢铁物流（上海宝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三井旗下的丰田汽车宣布采购宝钢汽车板本田日产迅速跟进，使得宝钢冷轧汽车板等汽车板几乎占国内钢铁商一半市场，而其技术基本来自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三井旗下的商船三井2003年11月与宝钢签署15年西澳铁矿石运输协议，2004年4月与宝钢签署20年巴西铁矿石进口运输协议；三井物产占据巴西淡水河谷18%股份，在2005年2月、2008年2月两次全球铁矿石年度大涨价中，新日铁在三井物产的信息指导下率先锁定矿价涨幅，巩固了亚洲价格谈判的主导地位，宝钢两次被迫涨价均与新日铁保持一致，宝钢在这几次谈判中主导中钢协意见，无意中将底牌透露给了新日铁，三井则左手倒右手消化了铁矿石涨幅。 丰田在中国的战略：丰田历史（石田退三决定建设专门生产轿车的元町工厂，神谷正太郎力主经营驾驶修理等服务并开设丰田首家海外合资公司丰田泰国有限公司，二战后背负巨额债务三井财团出手相救借给丰田2亿日元贷款）前期扩张注重市场调研搜集情报，并大众进入中国慢但比大众效益好。1993年丰田通商先在华建立了24家汽车服务企业和4家主营汽车进口贸易的公司，自1994年起丰田先后在天津建立了25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做汽车维修和配套服务，1998年首次入股四川丰田参与整车制造，2000年成立天津丰田，二者被整合为一汽丰田的商用车项目，2004年建广汽丰田。1996年建天津丰田物流有限公司。电装隶属丰田集团和三井财团，但不属于丰田汽车。2004年携手电装建立日联汽车零部件贸易（天津）邮箱公司，销售火花塞、燃油泵、机油滤清器、回收电机等，丰田通商是电装在全球唯一的营业窗口，1994年建立烟台首钢电装有限公司（生产汽车空调压缩机），2005年建立丰田工业电装空调压缩机（昆山）有限公司。丰田汽车拥有爱信精机22%股份，1995年与爱信精机组建浙江爱信宏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主营变速器、离合器、机油泵、水泵等。1996年建立唐山爱信齿轮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建立广汽丰通物流有限公司和丰田陆捷物流（上海）有限公司，参股4S店建立杭州龙通丰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2003年建立丰田工机（大连）有限公司生产油压动力转向泵，2003年丰田合成（张家港）科技有限公司主营汽车方向盘和安全气囊，2003年建立丰田合成广电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生产LED发光二极管广泛用于汽车电器中，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园区建立雷克萨斯进口整车检测和美容中心，2004年与四维图新导航（背后是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建立图新经纬导航系统有限公司。 三井物产的战略：并不直接进行生产，通过提供综合信息物流服务和少量投资参股，维持与生产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获得原料和产品的贸易代理权，同时带领财团关联企业共同投资。 2007年8月，国资委北大联合主办、五矿协办的“商贸类中央企业转型与发展研讨会”召开，五矿、中钢、中粮、华润等参会，想发展综合商社，五矿和中化作为试点并不成功，因为综合商社最需要银行、信托、保险等金融部门（不参股和合作就无法相互了解，不是单纯的授信问题）的支持。此外，我国规定银行不得参股制造业企业，模仿的是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令，不允许混业经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综合商社的发展。比如商业银行不得以股权投资形势组建京沪高铁公司，只能以贷款形式参与该项目。中信集团有中信证券、中信泰富、中信重工，但并不具备综合商社的产业组织能力，其与美国企业类似，多为用金融资源去控制制造业企业，而不是构筑完整的产业链，而日本综合商社上游控制原料物流，下游控制销售代理。以小资本撬动大产业链。招商局集团（与三菱的历史比较、国内最大公共码头运营商、拥有最多高速公路里程、组建中国第一支LNG运输船队、蛇口与漳州的综合土地开发、中集集团、招商地产、招商银行），但未达到制造业、贸易、金融三位一体，以贸易合物流带动投资组织产业。中国经济始终缺少一个民间产业联合体，也没有集金融、商业和产业于一身的财团组织（其中原因包括之前所讲的对“专利”和“私产”和“商人”的鄙视、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推行未久、企业竞争形态尚未成熟），不仅容易被外国大公司各个击破，更可能在海外开拓市场时两眼一抹黑，没有良好的调研背景和信息支撑，甚至只能互相杀价竞争，难以形成走出去的合力。 石川岛播磨重工和东芝在中国的核电布局、川崎重工在中国的高铁布局、东芝和索尼对中国DVD企业的知识产权围剿对上广电和华录的收编等。 日本当前的后消费时代特征：日本人现在已不再炫富，失去了成长志向，变得“性冷淡”。汽车只用不换。而高级车的更换时代也早已结束。住房不一定要新造的。老式翻盖的手机还有不少日本人在用。1000日元10分钟的理发店，越开越红火。名牌不再抢手，甚至连银座小姐也背起了环保布袋包。居酒屋越开越大，但价格越来越便宜。百元店成了生活中的必需。24小时便利店成了解决欲望的便利“公厕”，日本全国现共有53000家（2015年9月为止）日元先生榊原英资在《作为文明的日式资本主义》中就宣称日本优越于颓废的欧美，而在今年与水野和夫教授合著的新书《资本主义终焉后的世界》中，更是提出从环境、安全和健康这三大块来看，日本仍然是第一的观点。从环境来看，日本国土的68.6%被森林覆盖，这其中面积的40%是没有人力介入的自然状态，这在发达国家中找不到第二家。从安全来看，日本的犯罪率是9.9%，而美国是17.5%。从健康来看，平均寿命世界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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