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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老牌特务土肥原在日租界豢养了一大批社会渣滓，这些人身穿黑布短衣，头戴黑布礼帽，敞着怀，横着走路，恶吃恶打，杀人越货，扰乱社会，无恶不作。土肥原称这些人是日本特务，但其中没有一个日本人，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花名册，到底哪些人参加过日本便衣队，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严格说，就是一帮乌合之众。 日本便衣队头头们的聚会地点，在日租界三友会馆。三友会馆是日租界内的一家大会馆，里面有舞厅、饭店，有客房，还有赌场，一天二十四小时歌舞升平。大特务土肥原在三友会馆有秘密办公室，日本便衣队的头头们从土肥原那里领到什么差事，就在这里布置行动计划。 日本便衣队最猖獗的时候，据说有几千人，但也没有精确的名册，有什么差事，聚一起，闹一次，解散时得点儿便宜，下次还想来的，留下地址：“有事，招呼一声。”表示他还愿意充当打手。 日本便衣队的主要使命，首先是加害抗日青年。一帮日本便衣队成员，动不动就闯进大学、中学校园捣乱。卢沟桥事变之前，天津南开大学学生们积极宣传抗日，日本便衣队便时时闯进校园来，揪打抗日青年。有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谁主张抗日，谁不抗日，只是闯进学校，见着学生就追着打，打得学生们四处逃散；也有时候遇到抵抗，学生们有准备，聚众手持木棍反抗，追打便衣队，便衣队也有吃亏的时候。 日本便衣队在日租界对付中国人，最是心黑手狠，他们对于家住日租界内的抗日记者、地处日租界内的公正报社，极尽打砸烧杀的能事。卢沟桥事变之前，天津一位宣传抗日的记者，就被便衣队拉出去，装在麻袋里扔到了海河里；还有一家报社，被便衣队聚众放火。抗日人士受到便衣队的威胁，生命没有保证。 国民政府腐败，对于日本便衣队的行为无力制止。天津警察局得到便衣队行动的消息，竟然撤掉值勤岗位，使一个城市处于瘫痪状态，任由日本便衣队捣乱。 旧时天津日本便衣队的“大行动”，都是为了掩护日租界的军事行动而制造的动乱。一九三七年农历六月十八那一天，日本便衣队猖狂活动，夜间突然闯进华界大打出手，满大街日本便衣队成员大喊大叫，不时枪声作响，吓得人们关紧院门，临街的人家更是惊恐万分。日本便衣队猖狂敲打院门，大喊“开门开门”，住户自然不肯开门，日本便衣队便往院里扔砖头和石块。临街商号更是首当其冲，日本便衣队敲门板，要老板开门，老板不敢开门，只隔着门板询问几位爷有什么吩咐，日本便衣队也说不出要求，就是放声大骂：“大掌柜，我×你妈妈。” 这一天夜里日本便衣队为什么出来活动呢？市民自然不得而知。那时候先父在塘沽一家日本运输公司供职，第二天早晨他得到消息，昨天夜里日本运输船只运来大批军火，连夜运进天津日租界，日本军方怕走露消息，便放出日本便衣队扰乱社会。 待到天明，日本便衣队散去，市面一片狼藉。各家商号出来整理门面，家家户户赶忙收拾院落，市民们也互相问候，财产安全都没受损失，人们也不敢骂日本便衣队，只求今天夜里他们不再捣乱也就是了。 日租界以外，日本便衣队也骚扰社会。铁血青年积极要求抵制日本侵略，爱国报纸宣传抗日主张，日本便衣队便往家里投寄恐吓信，有的信封里还装着子弹，扬言宣传抗日者必将遭到杀害。日本便衣队不仅进行恐吓，更是真下毒手，他们绑架爱国青年，许多爱国青年突然失踪，都是落到日本便衣队手里。日本便衣队绑架爱国青年，可不像土匪绑票那样简单。土匪绑票只要钱，钱交到手，绝对不会伤害人质；日本便衣队绑架爱国青年，人被绑架走，当即就装在麻袋里扔到大河里了。 最恶毒的是，日本便衣队不仅杀害主张抗日的爱国青年，一次他们还将一家亲日派报纸的记者杀了。那个记者写文章鼓吹中日亲善，竟然也被日本便衣队下毒手。日本便衣队何以杀害亲日汉奸呢？说来用心险恶。亲日派记者被杀，正好栽赃给爱国青年，由此日本便衣队更加猖狂活动，借口杀害了更多的爱国青年。 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天津，日本便衣队再没有使用价值，土肥原也就不再养他们了。于是，日本便衣队不再活动，作鸟兽散了。自然，这类人不会走劳动谋生的道路，他们依然相互关照，一个个进了伪组织，当上了伪警察，做了汉奸，越发做起了受人唾骂的勾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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