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王宫(笔者摄) 琉球,即今天日本所辖的冲绳县,在没有被日本统治之前,琉球一直是一个独立的海上贸易王国,也是中国明清时期重要的朝贡国之一。在几百年的朝贡贸易交流史上,琉球王国深受中国文化的浸润。 一、琉球朝贡始末 琉球土地贫瘠,树木稀疏,不适合建造大型的海航船只,且航海技术比较落后。为了帮助藩属国琉球建立朝贡体系和具体实施方案,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遣“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移民琉球,并赐大量海船。 这些“素通番舶,多谙水道”的技术移民及其后代迅速成为琉球王国外交、航海、贸易等活动的中坚力量。据史料记载,琉球在大航海时代遣往东南亚诸国的船长、通事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而琉球本土人则只担任外交代表,或承担船上的事务性工作。 琉球王国一直都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朝贡国 对很多藩国来说,向中国朝贡也是获益丰厚的贸易行为。更有意思的是,即使贡船在海上翻船,只要一纸清单,遗失的贡品仍会被纳入实收之列。在朝贡政策上,明朝极为优待琉球,给与了最惠国待遇。明朝对琉球的赏值也远远高于其他朝贡国。如贡品苏木每斤赏值正常是500文,赏琉球却是10贯;胡椒每斤应赏3贯,赏琉球却是30贯。 明朝还规定,各国朝贡有次数限制,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琉球是不加限制的,有来必赐。据《明实录》记载,在明初不到百年间,琉球遣使入明朝贡达200多次,有时甚至一年5贡,几乎等于日本、朝鲜、爪哇、安南等国的总和。 另外,各国朝贡船队领赏之后只能在会同馆内开市三日或五日,而琉球亦不受此限。如此,连与明朝颇为亲厚的朝鲜使臣都吃醋了,颇为不平地感慨:“中国亦贱待我使臣,不得与琉球使臣为比。” 明仇英《职贡图》(局部) 琉球王国看似忠心耿耿的频繁纳贡,为中国带来了较大的财政负担。琉球“一岁常再贡再贡,天朝虽厌其烦,不能却也”,这其中有着特殊的原因。 从地缘关系上来说,群岛绵长的琉球王国可做明朝海防体系的侧应,岛民不尚武,对中国没有威胁。 更重要的是,华夷秩序,朝贡体系符合明清两朝的政治需要,而琉球王国对中国一直特别殷勤诚恳,来往格外密切。一种说法是,琉球王宫首里城并非正南正北,却面向西方,有遥望思慕中华之意。首里城中的守礼门上,题写的“守礼之邦”四字,便是当时中国对琉球作出的最高评价。 今日的琉球建筑(笔者摄) 二、东亚海上贸易的十字口 从当时的海洋格局来看,官方的郑和下西洋落下帷幕后,“片板不许入海”的严酷海禁启动。此时,中国私人海上贸易遭受严重的打击,西方殖民者尚未东来,而日本海商也尚未形成气候。可以说,当时在东亚、东南亚有着巨大而饥渴的市场,茫茫大海之上却完全没有贸易竞争对手,琉球王国顺势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琉球王国利用与中国朝贡贸易的优惠待遇和亲厚关系,成为在东亚和东南亚诸国之间的中转枢纽,倒买倒卖,获取了大量财富——琉球卖给他国的商品,除了硫磺、螺壳等少量特产,大部分都是从中国获得,诸如丝绸、瓷器、工艺品、文化用品等十分畅销。从东南亚购入的檀香、乌木、胡椒、犀角、象牙等则转手成为献给中国的贡品,获得高额赏赐,再发一笔横财。 冲绳那霸街景(笔者摄) 这种财富效应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除了官方,在民间还有很多琉球商船伪造海难事故,“漂着”至福建沿海,借机贸易,顺便再捞取中国官府对琉球遇险者提供的高额抚恤补贴,得以大赚一笔。 琉球借朝贡之名,从中国获得的利益之大、优惠之多,也引起了日本的觊觎。明万历年间,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建立德川幕府,希望以琉球王国为中介,重启因战争和海盗而中断的中日贸易之门,却被琉球屡次拒绝。之前与琉球有摩擦的日本九州萨摩藩,便借为德川家康出头之名,兵临首里城下。 2019年首里城大火 当时琉球也曾向明朝求援,但深陷“万历三大征”的明朝无暇东顾。琉球战败,琉球王尚宁被控制并送至日本。后尚宁虽回到琉球重掌王印,但萨摩藩却已经牢牢地控制了琉球的贸易、行政以及年贡、税收等,将琉球王国实际上变成了它的附庸。有意思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萨摩藩与琉球的“关系”没有公开化,中国也未深究。之后,琉球与中国之间仍保持着朝贡关系,萨摩藩则在背后坐收渔利。 琉球国王陵(笔者摄) 不过,琉球海洋贸易的辉煌并未持久,随着明政府朝贡贸易制度的削弱和海禁政策的松弛,西方殖民者东来,琉球“万国津梁”的地位式微。到了19世纪后期,日本吞并了琉球王国,始于明洪武年间的中琉宗藩朝贡制度最终彻底土崩瓦解。 文史君说 琉球王国从建立到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在统一后却很好地利用了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琉球北可连日本本土与朝鲜半岛,南可至台湾、菲律宾直抵东南亚,西侧则背靠亚欧大陆,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琉球海上贸易十字口的地位。然而,中琉朝贡体系维持的一个大前提就是明清王朝的强盛,因此,随着明清地位的式微、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以及日本实力的崛起,中琉贸易体系终究摆脱不了土崩瓦解的命运。 参考文献 易红:《明琉关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袁家冬:《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与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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