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罗马天主教会是欧洲封建秩序的维护者、自由思想的禁锢者，是最顽强、最反动的封建堡垒，阻碍了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进步，因此成为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焦点。 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影响深远，解放了人们被禁锢的思想，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动摇的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但很多人却忽略了它对于英国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形成的巨大作用。 王权与神权对立，亨利八世冲冠一怒，都铎王朝掀起宗教改革巨浪19世纪，英国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殖民地遍布全球，统治着世界近五分之一的领土，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要探寻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宗教改革是无法越过的话题。 宗教改革起源于德国，德国神父马丁·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反对教会兜售赎罪券，拉开了这场运动的序幕。此时，英国正处于亨利八世的统治之下。一开始，亨利八世对宗教改革不以为然甚至持反对观念，但当亨利八世因膝下无男嗣想要休妻另娶的时候，罗马教皇拒绝了他的请求，亨利八世一怒之下与罗马教廷断绝了关系，这件事成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导火索。 事实上，英国进行宗教改革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英国王权与教权的矛盾存在已久。从中世纪天主教会占据统治地位开始，欧洲的百姓都被套上两重身份：一是作为世俗政权的臣民，一是作为教会神权的信徒。中世纪前期，王权与政权相互勾结，教会寻求国王的保护，借用国王的权力在欧洲领土上站稳脚跟，国王则利用教会的经济支援以及所谓的君权神授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随着时间流逝，基督教势力越来越大，开始凌驾于王权之上。公元751年，教会扶持法国宫相矮子丕平登上王座，为了答谢教会的帮助，矮子丕平两次对教会的敌人发起进攻，并占领了意大利的中部地区。之后，丕平还将攻占下来的土地连同罗马城一起献给了教皇。这就是著名的“丕平献土”事件。 罗马教会在中世纪的欧洲拥有广泛的权力，相对应的，王权所行使的国家政权的职能便不再完整，王权与教权屡次发生冲突。封建君主强调“王权神授”，认为上帝不仅赐予他们对世俗的统治权，也赋予了他们统治教会的权力，王权与教权的矛盾日益尖锐。文艺复兴之后，生产力发展，人民思想解放，加上黑死病的影响，人们对于教会宣扬的思想产生了怀疑，教权逐步衰落，但依然是屹立于欧洲大陆上的庞然巨物。 其次，在封建制度建立初期，教会经济占据着主要地位。到了宗教改革前夕，教会占有的地产和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王室的收入。这种经济的畸形发展不符合英吉利民族的道德与利益，对英吉利民族民族意识中的自觉性和对外的自主性都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到15、16 世纪，英国的工商业日益繁盛，旧贵族势力在战争中基本消耗殆尽，而新贵族的成长需要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然而，教会以其特殊的影响力占据了英国的大量土地，数据显示，英国王室仅占有全国5%的土地，教会却占了足足20%。 在占用大量土地的同时，教会中的成员还极尽奢华，修道院里的人员配置十分复杂，几名教士和僧侣却有数十个仆人、厨师等鞍前马后的服侍。教会的奢侈腐朽，让它又一次成为时代的不和谐因素，阻碍了资本主义这一潮流的发展。 教会不仅干涉英国的王室和贵族生活，还从普通教民那里收取什一税等各种名目的税赋，敛取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富按照教义本应用于救济贫苦百姓，但实际上，这些压榨出的钱财大都都被支撑主教和大主教的奢靡生活。除此之外，英国国内教会还从这些钱财中取出十分之一，敬奉给欧洲大陆的天主教教皇，明目张胆的将英国的财富贡献给别人，折损了英国民族的直接利益。 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宗教改革将罗马教廷拉下神坛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民族成员会逐渐形成一种以民族自尊和民族凝聚力为核心的民族意识。英国地理位置特殊，远离欧洲大陆，是个颇为封闭的岛国，居民聚集在一起，拥有很多共同特点，为民族意识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英国民族民族意识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凝聚性和包容性，这些特性贯穿历史，终于在宗教改革期间爆发出来，形成了英国民族国家。 亨利八世时期，一直威胁着王权的贵族势力在百年战争和红白玫瑰战争中实力大大削弱，王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教权争夺大势已成必然趋势。离婚案久久未决之下，亨利八世将目光从教会移到听命于自己的议会下院上，通过1529年的第一届宗教改革会议的召开，正式开始了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运动中，亨利八世首先断绝了同罗马教廷的关系，并列举一系列罪状将罗马教皇送入监狱。此后，他取消了教会拥有的诸多权力，停止了向教廷的进贡，并迫使教会承认国王是教会的统治者和保护者。亨利八世的改革在客观上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为都铎王朝的繁荣和昌盛打下了政治基础。 在宗教改革中，英格兰人的民族国家意识逐渐完善。这种意识初步产生于英法百年战争，那时候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增强，对异族的敌对情绪高涨，民族自豪感大大增强。但是虽然拥有了“民族”和“国家”的概念，英国人并没有将英国看成是民族国家。宗教改革开始后，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完全决裂，英国国王成了宗教最高领袖，而不再是欧洲统一的基督教大帝国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英国的宗教改革使得英国从体系的一部分，变成了世界历史舞台上一个独立的、自治的政治实体，不受任何外来国家统治者权威的干涉。 再者，英格兰民众的民族自我意识在这次宗教改革之后也大为增强。英国人普遍认为英国不同且高于其他欧洲国家，而这种普遍的民族内部认同感与独特感在整个英国宗教改革期间不断膨胀，曾担任过宫廷教师的伦敦主教埃尔默甚至宣称：“上帝是英格兰人。” 各项政治制度日趋完善，英国终成独立民族国家亨利八世及其历代继任者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影响极为深远。除了形成自己特色的教义礼仪、独特的语言体系之外，政治制度也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发生变化。英国很早之前便有了议会，但议会包括两院，上院多由高级僧侣和世俗贵族组成，权力把控在贵族和教会手里。宗教改革之后，新的议会形式“王在议会”形成，国王在议会的权力变大，王权得到巩固，议会在实施国王号令的过程中独立性也逐渐增强。 宗教改革后，根据现实需要，政府机构方面也进行了很大调整，以保证没有罗马教廷操控的英国政府高效有为。宗教改革中，很多修道院被解散，大批土地和财富涌向王室，为了更好的管理这些资源，1536年英国新成立王室增收法庭，设置了专门的税收人员；之后又相继增设了正式的行政法庭和岁入委员会来进行管理。宗教改革期间，英国对原有的国家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原来的国王政务会被调整成枢密院，提高了英国政府核心班子的领导力量和政府的政治效率，加强了中央管理的潜在力量，完善了英国政府机构，充实了英国国家体系。 结语英国宗教改革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宗教改革后，英国社会主要出现五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英国拥有了自己的教会，国王成为教会的最高首脑，英国神权王权二元统治的局面被终结；二是统一民族语言英语的形成，打破了宗教语言的垄断地位；三是民众民族国家意识逐渐觉醒，对国家主权和民族自身的认识与肯定都大大增强；四是英国的国家体系逐渐完善，政府机构不断改善；五是宗教改革对教会财富的掠夺，加强了国王和民众的经济力量。 这些变化符合民族国家的特征，最终形成了英国民族国家。 参考文献 《英国宗教改革》 《不列颠百科全书》 《英国教会史》 《英国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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