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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水周 亚当·斯密 一 毫无疑问，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理论是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理论之大成者，作为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学说相对立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构建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是资本主义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思想宝库，它奠基资本主义制度，引领资本主义社会穿越数百年风雨历程，屹立不倒。它善于在发展中不断修补自身缺陷，以其“人性真理”自信，对垒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学说，并在现实中取得辉煌成就。 同共产党人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支撑资产阶级生存信念的圣经，是服务资本主义制度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同马克思主义以追求人类大同崇高理想目标截然相反的是，亚当·斯密着眼于人性兽欲本质，提出“经济人模型”、“看不见的手”的丛林法则理论，借此调剂社会政治、经济矛盾，鞭策社会前进。世界近代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博弈史，就是人性中的邪恶与正义较量的历史。 二 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理论源远流长，发展到亚当·斯密时代，古老封建社会制度和新兴资产阶级利益要求之间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地步，社会生产力发展缔结一种新型社会关系，新兴资产阶级和社会发展，要求构建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体系，以指导建立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亚当·斯密在这一历史发展节点上挺身而出，担当起这一重任。 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建立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的批判吸收基础上，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和自身实践，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形成有机完整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它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一样，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对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封建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反叛。 所谓重商主义，就是国家控制对外经济、增加本国金银货币量的国家干预主义，它主张使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控制本国的对外经济活动。所谓“重农主义”（法文原意是“自然的统治”），即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存在合乎理性的“自然秩序”，这秩序是由上帝制定的，而人类社会现有政治制度和法律规章等都是“人为秩序”，“人为秩序”须与自然秩序协调一致，以免产生种种社会弊病，而实现“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径就是自由放任，实现经济自由。 承载亚当·斯密整个资本主义理论思想体系，倾其毕生心血撰写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两部巨著，深受“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两大思想派系影响，它同这两大资本主义理论先驱派系一道，扎根于新兴资本主义沃壤，推动资本主义生动实践。 三 亚当·斯密的理论同资本主义制度变革和社会发展一样，充满对立统一的矛盾哲学性和人格化的善恶两面性。亚当·斯密在对“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基础上，创立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奠基的“古典经济学”。“经济人模型”“看不见的手”是其理论的核心，他提倡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秩序，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了经济哲学、市场机制理论、自由贸易理论、国家职能理论支撑。 “经济人模型”即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从利己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经济人”。亚当·斯密根据物竞天择自然演进法则，充分肯定利己心的社会作用，认为“自爱”（自利）是人类一种美德，把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在《国富论》中，他将人们追求利得视为基本常识作为其理论基础，在他看来，投资人行为动机是利己的，不是为社会作贡献，他们的动力大小来自利润的大小。“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同样，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写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自己”。 “经济人模型”铸造了资本主义法则灵魂，为后来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奠定了向上攀登的理论基石。继亚当·斯密之后的西尼尔提出“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式，认为“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约翰·穆勒将人的各种动机抽象为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动机，将“经济人”界定为会计算、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到边际革命后，“经济人”假设的抽象化和理想化登峰造极，被定义为是一种目标函数极大化、追求效用最大化工具。继后，宏观经济学鼻祖凯恩斯认为财富欲作用是“比较经常恒久的趋势，在走向真实情况上，达到了第一步的近似”，因此，经济学家有理由从“经济人”的观念开始，而不管它是否符合社会真实。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给出了“现代经济人”的标准解释：在理想情况下，人们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其偏好的行为。其中，自利原则和理性行为原则是其核心，并将对自利最大化的任何偏离都界定为非理性的。最后，贝克尔在倡导“新经济学运动”中，变态地把“经济人模型”泛化到社会所有领域，把自利和追求私利最大化扩展到精神层面的名誉、地位及爱情、婚姻、子女、家庭、犯罪、歧视等人类的一切行为与活动中，而成为吞噬人类全部幸福的洪水猛兽。 “看不见的手”的核心是经济自由化，通过“经济人”从利己心出发的自由经济活动，自然调节私利与公益，调节社会物资财富分配，在不断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均衡发展。这种力量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经济规律，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社会法规。亚当·斯密认为，人们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私人目的时，却无意间实现着增进人类福利的社会目的。他认为把资本用来支持、发展产业的人，通常不会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是自己利益，然而，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他们（资本家）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 在亚当·斯密看来，社会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而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进社会繁荣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最科学、合理、有效的人类社会制度。 四 1759年，亚当·斯密出版《道德情操论》，1776年，与《道德情操论》有着深邃思想渊源的《国富论》面世，直到1930年前后西方出现经济大萧条，亚当·斯密创建的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统治了西方经济学150年。此后，尽管古典经济学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期应用，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暴露出难以调和的理论矛盾和问题，掀起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以解决失业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的反古典经济和自由放任经济市场理论的“凯恩斯革命”，但随后的实践与历史证明，亚当·斯密的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模式设计的理论原教旨，依然是对手们无法逾越的巍巍高峰。亚当·斯密理论后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面对因各种经济危机产生的来自各理论派别的责难、抨击，总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前进的时代潮流中，敏锐的找出对手理论谬误及其理论付诸实践显现的成效中的漏洞，兼收并蓄，收归亚当·斯密理论的旗帜下。尽管这面高扬的指引资产阶级前进的大旗名号不断变换，如“新古典综合派”“微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乃至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它们的底色统一是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理论原旨。直到今天，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仍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可以预见，只要资本主义不灭亡，它就不会寿终正寝，其原因是，亚当·斯密提出的命题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终极命题，《国富论》提出的价值观是西方文明核心价值观，其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理论体系是奠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基石，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发展的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五 作为经济学、伦理学、法学教授的亚当·斯密，关于在资本主义语境下的人的追求公平正义道德情操和追求利益财富经济活动的论述，建立在系列历史实践和一般人性的基础上，充满着善与恶针锋相对的矛盾和由此产生的迷茫、痛苦。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竭力试图使处于自然环境状态的“经济人”的利己行为和利他道德形成完美有机统一，但其说服力却显得很苍白，以至于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就提出了“亚当·斯密问题”，他们认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而在《国富论》中却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自私。长期以来，几乎所有论及亚当·斯密著作和思想的论著，几乎都把他看作是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自然万物进化和人类历史发展就是在矛盾和斗争中不断前进的，没有矛盾和斗争，自然万物和人类历史就丧失了进化、前进动力，互相斗争的矛盾着的两面或多面，其自身就是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是对立统一的相对论，一如推动静止的物体运动必然产生摩擦力的破坏一样简单直白。 亚当·斯密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奠基，倾其毕生心血写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过程，就是其自身正义与邪恶真实人性的激烈较量与痛苦煎熬过程，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这两部书稿的反复修订及其弥留之际关于其手稿处置的遗言窥见。1759年，《道德情操论》出版，1776年，《国富论》出版。此后，亚当·斯密几乎将其全部心血倾注在这两部内容主旨形同冰炭著作的修订、完善上，《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在作者不断修正思想观点、补充新的论述内容的基础上，交替再版。到作者辞世时，《道德情操论》修订再版五次，《国富论》修订再版四次。亚当·斯密在定居爱丁堡的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仍以顽强的毅力和严谨的作风着手《道德情操论》自面世以来最大规模的修订工作，他在去世前两年的1788年3月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现在正在紧张地专心用功对《道德情操论》的每一部分作增补和订正，其中特别是增写了第一卷第三篇第三章《论由钦佩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引起的道德情操的败坏》；重新改写了第三卷的第二、第三章，在这两章的新增材料中包含对良心、公正的旁观者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自我控制”这一主题的论述；增写了整个第六卷，论述了道德理论的实际运用，尤其是对谨慎、正义、仁慈和自我控制等美德的论述；在第七卷第四篇新增材料中，进一步阐述了关于诚实与欺骗的观点。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其信奉的真理孜孜以求的虔诚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之父，却在自己弥留之际写下遗嘱，固执地要朋友将他已完成的手稿全部烧掉，其中包括《国富论》写作时期的部分手稿，可见他对于自己毕其心智构建起来的资本主义理论大厦，充满了难以名状的由正义与邪恶交织的矛盾心理，在资本盛筵的背后，他凄凉的心境伴随着生命的消逝而体味到一种必然的绝望。 六 亚当·斯密对自己建构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与不自信、希望与绝望相互纠缠的困扰，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实践、发展过程中成功、挫败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扰。经历自所谓“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新自由主义”数次实践碰壁后的理论嬗变，经过今天的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冲击，资本主义体制及其不断修补的理论体系暴露出百孔千疮的底色。 新自由主义思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兴起，其背景是一度取代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倡导国家理性干预经济生活以解决失业和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的凯恩斯主义失败，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滞胀”（即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及其理论再度遭遇空前危机，迫使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同历次危机一样，寻求新的更高级发展模式和建立在新形势下的资本主义政经理论体系，为陷入发展危机的资本主义破局。资本主义发展性质决定其视野的全球化，以亚当·斯密资本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世界互联，随着资本的发展、扩张，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其理论与实战技术必然呈螺旋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这座新的高峰便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主力是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其理论渊源是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包含一系列有关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理论政策体系，其完成形态就是“华盛顿共识”（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版本）。 20世纪末，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出于自身需要，成功攻破世界版图面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防线。苏联解体，导致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改变，资本主义取得历史阶段性重大胜利，打破了世界资、社长期冷战格局，为资本主义推行拯救自己的新自由主义赢得世界美元霸权赌资。以亚当·斯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理论为灵魂的新自由主义践行者，雄心勃勃地将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努力建立以美国为灯塔的资本主义“地球村”，资本主义发展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级发展时期——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由实体工业经济发展进化到以信息化技术为支撑的更加血腥的金融货币的垄断、操纵。尽管去政府干预的资产阶级于新时期自救的新自由主义，遭受以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及长期经济“滞涨”等问题，但它以人性“自利”的坚强信念，以普罗大众、自然资源为牺牲，以世界版图为调色板，依然向前迈着坚定的步伐。 七 亚当·斯密思想理论体系相当正确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内在关联，它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建立在生动社会实践和大量事实数据基础上。亚当·斯密毫不隐讳人性中的恶，他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谈到地主、资本家行为动机时说：富人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他们只图自己方便，他们雇用人们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资本家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他认为人们活着的重要意义和根本动力是为改善自己的条件而谋求利益，以满足“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的自然虚荣心”。与此同时，他在著述中竭力想要证明具有利己主义自然天性的个人（主要是指追逐利润的资本家），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他理念中的资本化的“经济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既有私人利益追求、又具有道德约束力的“经济人”，他基于此的感性认知、理性认知筑就他理论的坚强堡垒。然而，他又忐忑地感到自己构筑的理论堡垒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坚固，他至死都感到自己对道德和财富这两大理论命题的把握显得力不从心。 八 其实，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理论缺憾是必然的，以亚当·斯密高智商和深邃洞察力，不难洞悉其理论（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体系）的矛盾和问题，这就如同人性的多面，自然界的春夏秋冬、风雨雷电一样，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理论的残缺是现实世界和客观人性的反应，他认定了人性的原始性，并遵循这一现实选择倾其毕生心力建造资本主义理论大厦，那么心灵的缺憾与悲剧便成为必然的宿命。罂粟的种子一旦种下，妖冶繁华随之盛开，一切罪恶也随之而来。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尤其是较《国富论》倾注还多的心血的《道德情操论》中，屡次愤怒而又善意地指责资本家追求私利的贪得无厌、冷酷无情，反复警告资本家的血管里要流淌道德的血液，但另一方面，他根据人们和社会财富的资本主义原始累积原理，冷峻理性地条分缕析加以挖掘、阐发的结果，却反证他道德呼吁的苍白、荒谬，不得不用“看不见的手”消解其理论的矛盾和缺陷。 如果说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代表人类公平正义的太阳，从人性理想、人类社会理想的理论视角构建光明灿烂的可行性未来世界，那么亚当·斯密（还有在亚当·斯密前后出现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资本主义理论则象征黯淡幽深的星空，从人性本恶、人类社会物竞天择的理论视角构建脱离光明的黑暗绝望的丛林世界。只要人类不灭，人性中善与恶的较量，及其反映在现实中社会意识形态上的主义、体制的黑暗与光明、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将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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