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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分是人民公社时期独特的计工方式，社员干活叫“挣工分”。 那时的社员也是实行按劳计酬的办法，生产小队设有记账员，每天收工前，就把大家集合起来，公布工分。 当记工员可谓是个苦差事，他不但每天记好出工的人数，还要扣掉迟到和缺勤社员的工分。记工员不但要做事认真，还要经得起别人的质疑与指责，更要受得了委屈经得起骂。有些社员喜欢找茬儿，不想干重活，还想多拿工分，老是觉着记工员给他记少了，骂骂咧咧不算完。虽然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但却责任重大，直接关系到每个社员的切身利益。因为工分就是劳动付出的报酬，是一切实物分配与现金分红的根本依据。拼死拼活干一天，也只就有10分工，要是漏记或搞错了，不就是白干了嘛！一个公正公平的记工员，甚至比会计更重要。 那时候，男女老少社员根据体力划分成不同的劳力。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是10分，也叫一个工。妇女则根据农活轻重，分别给予5分和7分不等。那些年老的社员，也是根据农活的分类进行评分。工分是要大家公开评议的，你说我应该算10分，那好，给你一把铁锨，和一个10分工的社员比翻地，你只要和人家干的一样就给你10分。 每天收工时，队长和妇女队长都会接着派第二天的农活，也是根据社员的体力，安排相应的劳动。如果有些活赶时间，也会安排个别不是壮劳力的干重活，那样就给壮劳力的工分。那时能干的人都喜欢干重活，因为能多挣工分。工分是生产队分配口粮的依据，干的多就分的多，到年底每个工还能分到1毛钱。 在当时农业生产基本全靠人力和畜力的情况下，男人是生产队里的擎天柱。有时到晌午收工时，队长就招呼大家说：今天出工的社员，无论男女队上一律管饭！于是就去了一户提前安排好的社员家，男劳力每人有一张烙饼，地瓜稀饭随便喝。女人则没有烙饼，只能喝地瓜稀饭。如果有突击任务的重活时，生产队也会买上一些锅饼，再买上一个猪头或是一挂猪肠子煮上，到地堰上摘些山豆角，炖上一大锅。在农忙时，这种做法是鼓励社员多出工，多干活的犒赏。只是事前是保密的，往往只有队长和会计知道，否则就失去激励的效果了。那些偷懒没去上工的，听到后肠子都悔青了。 那些人口多，劳力少的社员也一样能有饭吃。因为那时按照“人七劳三”的分配政策，这就使得壮劳力多的社员家庭经常牢骚满腹。而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和“五保户”，生产队也照样分配给正常口粮。 以前到了学校放假的时候，我们这些中学生也到地里去干活。生产队利用冬闲时候修水库和整修大寨田，我们也想给家里多挣点工分，就到工地上去推土。他们嫌孩子推得少，就不让我们推车。我们只好和女劳力一起抬土，其实这是个比推车更累的活，那杠子压在肩上开始是酸，后来是痛，最后把肩膀都压肿了。但为了挣那七分工，你就得坚持。像我这样的抬一天土，只挣到七分钱，这就是那时候劳动的价值。（李百军 摄影） 每天收工前，生产队记账员核实工分（1976年） 一个壮年劳力干一天是十分工（1977年） 外出干活的民工每天也是10分工（1977年） 年龄大的社员每天挣5到7分工（1977年） 女青年每天能挣7到8分工（1978年） 按农活轻重随时制定工分（1978年）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1979年）
责任编辑：杨振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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