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小学的往事·徐可 童年那些搞笑

忆童真   庆六一

人民小学的往事

童年那些搞笑的事

作者： 徐  可

枇杷山公园

跟踪“美蒋特务”

在我们重庆，人们把记忆超强叫做记性好。我们班孟小建同学的记性就是好。

他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当年我们跟踪“美蒋特务”的故事。过程完整，情节清晰，不服不行。50年考古般的记性，令人捧腹之余也打开了我的记忆匣子。毕竟与记性好的孟小建同学记忆力不在一个等量级，我对整件事既想不起开头，也想不起结尾。当时参战的同学一个也记不起。许多记忆都是断续的碎片，但关键之处点出来就非常明确，那就是：当年几个怀揣英雄梦的红色追风少年，盯上了一个万恶的美蒋特务！当时那个可怜虫被我们锁定的唯一理由，竟然是他居然戴了一顶鸭舌帽。

在那个时刻警惕反攻大陆的年代，在电影和“娃儿书”里，坏人（尤其是特务），多半都戴鸭舌帽。甲班同学王初初（在中学和我同班时），为赶时髦当操哥戴了鸭舌帽，顷刻就被冠以“王特务”的鄙称。这是一个邪恶的符号。你可以想象就好比是当今我们在大街上，突地发现某肌肉男穿着苏格兰裙子在晃悠，厌恶感就跟当年遇上鸭舌帽一样。那个倒霉蛋大约是遇事不顺，面临危机，心情紧张、沮丧忐忑、愁眉苦脸，把好端端一张脸儿扭曲成脸青面黑、鬼鬼祟祟。邪恶的符号，再加上一张丑陋的脸，一个活脱脱的特务形象就在我们眼前定格。

于是我们激动万分地凑在一起“区区拱拱”了一番。那些毕业以后蜗居外地、海外，多年再未回来的同学注意了，你们是否还记得“区区拱拱”（此处或应写作“蛆蛆拱拱”）-----这一句重庆人熟悉张口便来，但又从未留意其写法或语法出处的言子。意思其实也简单，就是一群人在偷偷、小声、不安地议论。我们当时就是这样“蛆蛆拱拱”商量了跟踪行动。话说转来，“商量”这个词儿用在此处，与我们壮怀激烈、豪情万丈的心胸相衬，显得太俗气了；斯文一点，叫磋商，也不行，太雅；庄严一点，叫研究，太官气；摩登一点，叫策划，太时髦，有穿越之嫌。严谨的汉语书面语言在这里形容怎么都不贴切，不如此处省去□□两个字，就说“蛆蛆拱拱”了一番已经非常传神了。

细细琢磨，不是连形体动作、身体语言都还原出来了吗？当然，跟踪故事的收场，记性好的孟小建已经讲过了。就是那个不幸的人原来是去耍朋友，只不过是扮酷用错了道具，恋情搞不定心事重重把脸整成了鬼符形。这家伙把戏演砸了倒是一件小事，倘若当时我们用力过猛将其捉获拿下，上演一出“英雄小八路”重庆另类版，无疑会成为当时的大事。我们英雄梦至少圆了一半。

我们最后是怎样含恨取消行动计划的，不记得了，无非是气泻千里、大失所望，少年英雄梦节操破碎一地。现在想来，我们总有许多想不起来的回忆，也许有一定科学道理。让人不高兴的事回忆起伤人，为避免难堪的记忆使脑细胞伤亡过大，本能让大脑采取了回避措施，生理学术语可能叫选择性失忆。当然，我的记性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我至今清楚记得记性好的孟小建的绰号叫“孟克”，出自于当年我们看了电影《鄂尔多斯风暴》。电影里有一个可恶的叛徒叫孟克，扮相角色有点气人。电影里其他人物我们一个也记不住，也不想记住。有一个姓孟的就是兴奋点。孟小建也姓孟，好记、好玩，又恶作剧。于是，电影放完了，在同学们一片哄笑声中，好记性的孟小建就成“孟克”了，这就像姓朱的人，我们多半就叫他“猪儿”，姓马的人一般都叫“马儿”一样地自然。

与神童赛跑

记性好的孟小建还讲述了当年我的另一段故事（我当然也是记不得了的）。那就是，老师安排我与一个叫刘和平的女同学比赛百米跑。想起来了，刘和平同学当时给人的印象是瘦瘦高高的，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换个说法，就是既没有吸引、拉拢伙伴的游戏技巧，又不是完成作业的高手，也没有“充霸”的个性，现时流行语可概括为“不出彩”三字，加上四年级以后人就在大家一派羡慕称赞中消失了，所以刘同学在我的记忆里非常模糊。

又想起来了，当时比赛是安排在我们上课时经常开小差神往的地点：足球场。比赛时旁边还出现了几位不认识的老师。比赛分若干个组进行，好像都是男女搭配。我与刘和平比赛结果是，尽管使尽了吃奶的气力，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甩下了一大截。我屈辱的输给了女同学。于是乎，本能启动了，我大脑里的记忆之窗被屏蔽了。若不是孟小建在回忆中提起，我还真想不起来有这事儿。

其实，也有些无奈，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刘同学是神童，假如我当时就知道输给了一个未来的国家级运动健将，七十年代全国冠军，八九十年代（N多个世界级明星的恩师教练），而且又是仅我一人与她并肩同场竞技，我是多么幸运。倘若把时间鼠标拖拽到现在粉丝追捧的年代，我肯定会在兴高采烈之余，脱下汗衫甚至解放鞋（反正是随手能取到的东西），恭敬奉上请偶像签名留念。多么荣耀，哪里是耻辱，高兴都来不及。

我们学校的神童也真不少。依稀记得还有一个叫赵小渝的男同学（哥哥叫赵大渝），也被省体操队选中没毕业就不见了。还有些同学被选进了桂花园市体校。我们班有外交天赋的胡民同学就被保送到外语学校。我们闻讯后，羡慕+嫉妒+幻想，害得我们那一阵子经常在夜里做心想事成的美梦。若不是遇上十年动乱耽误，我们将拥有多少明星同学啊！没准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资深外交官胡民，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神情庄重地回答中外记者，就如眼下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毅，他在北京的同班同学，正在家里嗑着瓜子，嘬着小酒，抬头猛然在电视中目睹昔日同窗风采时，惊讶得张开嘴，半天合不拢，把个沾着唾沫星子的瓜子屑喷了一地。好不容易缓过神来，然后一边摇头一边叹息一边回忆。假比说我们现在果真在电视上见到神彩奕奕的胡民同学时，那惊喜的情景肯定是一模一样的。

遭遇“野娃儿”

这一件事我记得，因为结局良好，人无需本能反应，所以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星期六下午，学校放假。在那年月，每周一天的放假绝对是最幸福的时刻，哪像现在这门子双休日、那门子的长假、小长假的，连假日病都生出来了。我和同班张嘉陵同学结伴回家，两人身穿白衬衣，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左臂上还有白红两道杠的牌牌。加上人逢喜事精神爽，春风得意，一路小曲哼哼、蹦蹦跳跳，不想却惹恼了两个年龄比我们大一两岁，穿着脏兮兮、蓬头垢面的“野娃儿”。

两人一上来，就凑着离我们脸只有一寸多的距离，恶狠狠地瞪着我们。那情景就像现在在电视里看西方拳击赛，两个拳击手一上台，首先就贴面进行“对恨”一样。我们哪里经历过此等场面，早已吓得魂飞魄散，面如土色。那时我们绝大多数都是住宿制（我和许多人一样，从懂事到成年，即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插队当农民，参加工作当学徒拿十八块五，全部都是住读度过），基本上与外界隔离。我们平常管学校足球场围墙外的同龄人叫“野娃儿”，当时并无贬义，只是一种骄傲的区别（就跟那些当兵的老油条一样，把除他之外的人一律叫老百姓，把营区外的女人一律叫家属）。

但是我们遇到的这两个“野娃儿”却不是一般般，气势汹汹地对我们实行现代词汇里所说的“下暴”。本来“野娃儿”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人们对小混混的统一蔑称，社会进步了，蔑称也不断变化，六十年代中后期改称为“财扒”，七十年代叫“半截幺爸”，八十年代叫“天棒”，九十年代叫“杂痞”，新世纪威胁减轻了，称呼也缓和了，叫“杂二哥”。在当年我们封闭的圈子里，除了高年级同学和班上“充霸”的同学外，我们几乎没有天敌，所以我们真正面对凶神恶煞、龇牙咧嘴的非善类，就只能作大惊失色、呆若木鸡状。

说时迟那时快，这时救星来了：一位胸前别着“市六中”校徽的青年（我们当时认定是大人）挺身而出，厉声呵斥两个“野娃儿”。在人的青少年时期，人大一岁，身子骨就大一号，高年级同学我们平时私底下就敬畏地称之为“大崽儿”，在耀武扬威的大崽儿面前，我们大气都不敢出，整个身体语言都是作臣服状态，就连平日班上“充一霸”和“充二霸”的同学，此时也只能暗暗地把肩部松弛下来，不再把背挺得像往常那样板直。

两个“野娃儿”比我们大两号，那个市六中的“大人”比“野娃儿”大两圈，简直就是泰山压顶般地伟岸。两个“野娃儿”也被唬得不轻，于是，我们得救了，时间也凝固了。稍作停顿，我们唯一的本能反应，就是放声大哭。

那哭肯定不为悲伤，而是高兴的、委屈的、满意的哭，把刚才的惊吓和得救后的惊喜感激尽情释放出来。全然不顾我们少先队员和“两根杠”干部的尊严。很奇怪，我记得当时就在上清寺转盘，合作电影院外面，马路上空空荡荡的，人少、车辆更少。街面上有个交通警察，因为无车可管，只有去管人，管人走人行道。我们这类人行道公路以外的事他也不管。那时的交通警察着装很简单，简直可以说是土气，区别常人的就只有一顶大盖帽。白衣蓝裤扎皮带，手里拿个墨绿色铁皮话筒，无精打采地、有一声没一声吆喝“请走横道线”。哪像现在的警察（准确地应叫交巡警），穿着与国际接轨的警服，腰杆上别满了一圈各种机器，再辅以白色的文字和黄黑马甲装点，威风得像个机器人。稀稀拉拉的路人也不爱管闲事，尽管我们在那里高兴地大哭，却没有一个人凑上来探个究竟。要是换上现如今一只耗子过马路都会引起一场骚动的年代，我们不被人里三层外三层看“西洋把戏”才怪。

让心情放飞

那时的我们，随时随地都是欢天喜地的。在我们书包里的《小学生字典》里，没有“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词汇。我们总是忘情地笑，肆意地哭。我们的笑、大笑、微笑、苦笑、偷笑，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队员、非队员（此处当时读作飞豆芽）的笑都是一样的，都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哪像现在，笑事儿来了，办事员、科员一类开怀大笑，不闇世事的小姑娘更是笑得花枝乱颤；到主任科员、科长一类时就变成会意的微笑，到处长一类就成了抿着嘴若有所思矜持地浅笑；局长厅长基本不笑，神情严肃，庄重依旧，像个木头人；市长省长笑出来与一般人不一样，姿态是叉腰腆肚头后仰，那声音是出自电影中领袖级人物发出的浑厚、有磁性、有感染力、穿透力那样的朗朗笑声。

在世故的成人世界里，每个人都在精心地拿捏着与自己职务与尊严相匹配的风度。即使是哭，我们那时也没有痛苦的哭。这些哭不过是委屈的哭、感动的哭、感激的哭，说不出滋味无法表达烦躁的哭（婴儿哭）、百无聊赖，找不到痒痒擦的哭（想家哭），心里发毛，老大不情愿的哭（打针哭）。

真正痛苦的哭，不晓得是不是发生在苟前如同学遭遇骨折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最触目惊心的人体伤害。嬉戏中，苟同学一个大扑趴，手触地，同学们一片哄笑。苟同学也跟着大家尴尬的笑，渐渐地，一截骨头一点一点可怕地凸起，苟同学的表情也在一点一点地变化，笑容停了，眼睛惊诧了，脸上的微笑曲线反转过来变成了哭泣曲线。这一事件大约是全校除“吃死鸭子中毒”外，不多的大事件之一。我在想，当时苟前如同学的哭，因为可能还没来得及感觉到痛，只是被吓坏了，所以不能叫痛苦的哭，应该称之为恐惧的哭，口水话叫：着嚇哭了。

我们生活在温暖的大家庭里，欢乐随时随地陪伴我们。我们尽情地、无遮无拦地、毫不掩饰地宣泄我们的情感。用上现时的语言，就叫放飞心情。

最生动、最典型的心情放飞，应该发生在电影院里。为数不多的看电影，曾是我们盛大的节日。电影没放映，兴奋的我们象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交头接耳；焦躁等待的我们还在座椅上跳跃，用身体把座板折腾得啪啪山响，木板撞击声和嘈杂声交织在一起，电影院就像是在繁忙的木工车间，飞进了一群黑压压喳闹鸟，闹麻了。电影开演了，雄壮的军歌、八一军徽和像下暴雨一样的闪光一出现，我们就沸腾了，用掌声和欢呼热烈欢迎电影开演。电影到了高潮，就在好人遇难，坏人施威时，随着音乐起，枪声响，我军赶到，敌人倒下的场面出现，电影院顿时开锅：欢呼声如同山呼海啸般地袭来，尖叫声、狂叫声、掌声、口哨声、跺脚声、座椅声淹没了世界。就像春晚零点放鞭炮时一样，只能用震耳欲聋这样的词汇才能准确表述。电影立马就变成了哑剧，只能见到电影中的人物嘴巴一张一合的，像极了鱼缸里的金鱼。我们“巴巴掌”都拍疼了，嗓子喊哑了，脚板跺痛了，我们快乐得透不过气来，心情超过100度，沸腾得番番涨。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全部能量来宣泄情感，没有丝毫虚假、掩饰和矫情……。

成人以后，我们逐步融入了社会，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世事象魔幻镜，曾让我们迷茫和眼花瞭乱；纯真不再是生活的全部，冷眼、谎言、背叛、指责，使我们一度慌乱失措。生活犹如教科书，一点一滴、一板一眼地教化我们，我们在阅读生活中终于学会了做两面人，假装成熟、伪装稳重、矜持儒雅、端庄贤淑，故作惊讶、忸怩作态、深藏不露；控制情感，隐藏心事，处事待人，机智圆滑，如此屡试不爽，乐此不疲。功利的我们，也不断地收获了许多快乐。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但这些快乐是有杂质的，是没法与童年快乐相比的，就跟“有点甜”的农夫山泉永远无法与真正天然的山泉相比较，是一个道理。

再见了，我们那已逝去多年，永不再回来无忧无虑快乐的童年。

徐可和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