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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风雨人生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4-03-16
作为一个时代文化的引领者，苏轼在宋代文学史上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才高八斗、少年得意、名满天下，诗词书画无所不能；他又命途多舛[chuǎn]、壮志难酬、几遭贬谪，天涯沦落无所归处。其才识可赞可咏，其遭遇可悲可叹，其心境又可敬可颂，他的一生传奇无限，却也是风雨不断。就让我们以词为线索，走进苏公，去品味他的风雨人生。 苏轼少有大才。19岁初次进京时，便得到欧阳修赏识，名震京都。欧阳修曾断言：“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他果不负重望，20岁时便成为新文风和文学思想的代表。当时的北宋，因受五代影响较重，词多柔弱之风，以叙男女之情，闺房之意为主。因此也有“词为艳科”之说。苏轼虽也受其影响，但并不满足于此。他力图创新，让词突破情爱的束缚，给其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做到凡事皆可咏词，同时提高词的品味格调，让其登上大雅之堂。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以诗为词，将诗词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当时的他，真可谓是风流少年，春风得意。心情愉悦的他连出行都是“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多情流水便人行”（南乡子.晴雨初疑夜）。少年得志，前程似锦，不知愁滋味。可是，好景不长，等他丁忧期满，再回朝时，朝廷已是“换了人间”。 由于重文轻武思想的盛行，中央集权的高度集中，北宋可谓是积贫积弱，社会矛盾激化。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力图革新，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但是由于改革过于激烈，地方阴奉阳违，弄的民不聊生。苏轼走马上任一路观察，对改革弊端有了大致了解。他坚决反对如此激进的改革，抨击已经受到皇权支持的改革派，结果可想而知。京都已无立足之地，他只有自请外调。本以为凭自己的才学，再受重用是指日可待，不曾想一离京便是近十年。 杭州，密州（山东知州），徐州，虽然每到一处，便是政绩斐然，名声载道，但心态却渐渐有了沉浮。在杭州的三年，他可以吟词赏花，纵情山水，“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看鹭点烟汀，观霜溪冷月，以悠闲的姿态游戏人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光的流逝，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之感愈发强烈。他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渴望机会，渴望建功立业，施展自己的满腹才华，报效国家。正如他在《沁园春.孤馆灯青》中写道“有笔千头字，胸中万卷，致君饶舜，此事何难。”他期盼能像魏尚一样，获朝廷重用，挽雕弓，射天狼，将一腔热血，洒向疆场；另一方面，他又对党派之间的争权夺势，尔虞我诈感到极度厌烦，归隐之心渐起。在赴密州任上，他乡遇故知时写道：“天涯同是伤沦落，故山犹负平生约。”失意之情，隐居之心溢于言表。在密州，徐州任上，其作品也多有人生如梦，不如归隐之愿。 苏轼内心是愁闷，痛苦，煎熬的，才四十岁，人生的黄金时期，却已是鬓微霜。他的愁苦来于何处？我想，除了仕途的起落，怀才不遇，更多的在于其思想。多年所受的正统的儒家教育希望他积极入世，闯一番前程，立一份功业，造福百姓，为国捐躯。可自幼就接触的庄佛思想又让他骨子里带着任性逍遥的因素。他喜欢单纯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迷恋佛道超然物外的无我境界。目前的他，还无法自如的掌控这两种思想。处在一个被排挤外调尴尬境地，面对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心反映，他彷徨了。 但此刻他的生活还是安逸的，他依旧是万众瞩目的苏太守（郡最高行政主管官吏），高朋满天下，佳名传四方。仕途给他带来的，利多于弊，官场于他，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可是命运恰恰在这时却发生了转折。 一生坦荡的苏轼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引以为豪的文字竟然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这场名动天下的乌台诗案几乎毁掉了他对仕途的所有期望，一下子将他推到了生死之境，也使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创伤。从万人敬仰的士大夫，到饱受凄凉的阶下囚，他的一颗火热的从政治之心被现实浇了个透心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突来的囹圄之灾让东坡痛苦不已，本以为必死的他透过窄小的牢窗听滴滴答答的夜雨，该是多么失落啊！美好的青春他还未来得及享受，亮丽的风景他还未曾细细欣赏，还有此生的抱负，亲人的温暖……那么多放不下的东西，自己就要遗憾的离开了吗？ 也许是上苍感受到了他的悲戚与不甘，在亲友的全力营救下，让他保得一命，可他却依旧逃不开贬谪的命运。纵然是谪居到贫弱落后的黄州，朝廷依然规定他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离贬所。这近乎囚徒般的生活并未让天性自由散漫的东坡自暴自弃。反而，他却拿出平和的心态来接受这近乎残忍的人生巨变。这一切皆归功于乌台诗案。生死的考验，让他体会到了外部世界的残酷和生存环境险恶，也导致了他对自己内在生命价值的重视和珍惜。世事的忧患，人性的凉薄，让他一步步走近老庄，醉心禅道，在佛老空静明达的精神境界中感悟人生。 初谪居黄州之时，东坡是孤寂失落的，乌台诗案仍让他心有余悸，连诗词都带着淡淡的忧伤。在《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之中，他就曾以孤鸿自喻，使冷落凄凉的外部环境与孤寂惆怅的内心互渗交融，令其抑郁苦闷之感与天地共鸣，展现出落魄文人的失意 ，凄寒之形象。在《西江月.世间一场大梦》中，他写道“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防”，以因果关系写出了现实的残酷。想当年，他初涉官场，平步青云之时，有多少豪俊慕名而来，哪一天不是高朋满座，欢歌畅饮。而如今，自己处境艰难，天涯沦落，住破庙，吃僧蔬，昔日密友却避而不见，视之如弃履。“朋游稀少”，“亲友至于绝交”。情感上的巨大反差让东坡看清了现实，更加增加了他内心的孤寂之感。 但东坡毕竟是东坡，这位落魄才子不但文采斐然，还具有超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和随遇而安的品性。放下了富贵，功名，生死，他以旷达的心胸重新接纳人生逆境。在贬居黄州第二年，他便写下了“世上难逢开笑口，年少”，“古往今来谁不老”的豁达词篇，笑对人生，看淡生死。此时的东坡已不再是初居黄州的那份痛苦与不安，他以一种道家的超然和佛家的空无思想来看待人世，亦佛亦道，淡然处之。他感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看淡了名利，看破了富贵，在对名利的鄙视与嘲笑中还带着道家的飘渺思想与宿命之感。他将视线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与渔樵相交，山水相伴。黄州果不负他，清风明月，水光山色，让他才思涌泉，落笔成文。他生命中的大部分佳作皆创于此处。他还建“雪屋”于此，本以为可以在黄州了却残生，也算是圆了隐居之梦。谁知，平地又起波澜。 1082年，因宣仁皇后高氏垂帘听政，旧党得势，谪居黄州四年多的苏轼忽得诏令，赴汝任职。这是他被贬之后的第一次调迁，他也隐约感到机遇的来临。 对于重返仕途，东坡其实还是心有余悸的。那一场让他几乎丧命的乌台诗案，让他看清了官场的险恶，也厌倦了党派间的勾心斗角。此次迁任，让他看不清等待自己的又是何种结局，就如同他在《调笑令.归雁》中所描绘的雁一样，“将却飞下盘桓”，对奔波流浪的彷徨无奈，对前途的迷茫恐慌，让他犹豫了。但是天命不可违，纵然他再怎么矛盾挣扎，他依旧收拾行囊，离黄赴汝。这不仅仅是他对朝廷的忠心所致，更是儒学思想使然。达则兼济天下，心中那宏伟的政治抱负又萌动起来，他也渴望用自己的余热惠及更多的人。不久，他便回京重得重任。 正如朝云所评价的一般，他是“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愿阿谀奉承，又不屑官场权谋，正直无畏，一心为民。没多久他便因忠心报国而与“专欲变熙宁新法”的司马光争论免役法利害，要求参用新法所长，被再度排挤，被迫“补外”。 “天气乍凉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经历了人生的第二次贬谪，内心自是感伤，报国无门的忧郁，权势当道的无奈，终是化作一股股寒意，侵入肺腑，惟有借酒浇愁。此时的他，忽又怀念起在黄州的日子，“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这样的生活才是自己最向往的。“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逍遥自在，海阔天空。可这样的日子却也已不可的。卷入了党派之争中的他，再怎么洁身自好，也无法独善其身。 人生的三次大起大落，早已磨平了东坡身上的棱角，也消散了他的满腔豪情与抱负。他所期望的再也不是长安佳丽地，而是自由自在的田园风光。正是仕途的进退维谷，生命的屡受挫折，让他更加偏向了老庄之道。“浮名浮利，虚苦伤神”，又何必将年华空付与此。以一颗豁达的心胸对待万事，又有什么是不可承受的？尽管越南岭，过海峡，备受磨难，横遭打击，最终被流放到蛮荒之地，东坡也依然怡然自得。他甚至还与当地百姓相处甚欢，颇得爱戴。 但岁月终是无情的。1101年，67岁的东坡，拖着倍多舛的命途掏空的病身，返回故乡，却在途中身殁。中国文学史上一代文豪就这样消殒了。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这也许是东坡给予自己一生最真切的评价了。横溢的才华遇上坎坷的命运，正直的品质对抗险恶的官场，这是东坡的不幸，亦是其万幸。文章多出于穷达，正是这种坎坷的人生经历，才让东坡词风多变，从最初的气象峥嵘，彩色绚丽，到渐老渐熟，显示出显示出风雨过后平静之极的老境美，也使得他文坛上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峰。 千年之后，再品苏词，依然为苏轼的人格魅力所震撼。苏轼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不曾忘记。 新闻来源：文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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