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弄堂里的风花雪月：世俗生活的文学记录

中国古典小说如《金瓶梅词话》、《红楼梦》、“三言”、“二拍”等，无不是描写世俗生活的小说。世俗文学在我国拥有丰沃的传统土壤，要谈论当代小说与叙事传统之间的关系，就避不开小说创作的世俗性。所谓世俗生活，就是人们吃穿住行的日常，充盈一地的风俗人情。而风俗人情的展现离不开对空间的架构，吃穿住行更离不开对“物”的细致铺排。

《长恨歌》开篇就对上海的弄堂和闺阁做了细致的空间叙述。继续往下读，就会发现对上海的空间建构不止于此，还包括平安里的日常生活。它们一起构成了《长恨歌》中的上海，这个上海有一个基调，展现的是其市民阶层世俗生活的一面。

在王安忆笔下，上海弄堂是一个昏暗的蜚短流长之地，它很隐蔽，藏污纳垢，难登大雅之堂。沉闷与琐碎是弄堂的主旋律。上海市民就居住在这样的弄堂，家家户户挨在一起，生活在流言的风里。闺阁不同于弄堂，它要比弄堂更加私人化，充满神秘感。闺阁的窗户后面是躁动不安，不甘寂寞的，与市民阶层的文化品格一脉相承。这些描写，实际上也是对主人公王琦瑶出场的冗长铺垫。王琦瑶，就是一个住在弄堂闺阁中的小家碧玉，这种出身和成长环境决定了她的梦想与寄托，她的性格与情调，是弄堂女儿的代表，是市民阶层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她的故事不属于老上海的宏大叙事。这时，王安忆对上海的空间构造的企图初步显现：她的落脚点在于都市中的世俗生活。

对平安里的描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平安里给人的感觉是宁静安稳的，这也是一个弄堂，对它的描写更加具体。王安忆写平安里是“内秀”的，里面有月影花影，粗疏的生计下是温暖的情愫。平安里的一切，对王琦瑶而言都是“旧相识”，因为这是她浸透日久的世俗生活。王琦瑶的小屋自成一方小天地，男男女女吃饭在这里，下午茶在这里，打牌搓麻在这里。原文中写到：“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这小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都被遗忘，倒也是安全。”在王安忆的叙述中，历史时间被空间淡化了，只透过人物的话语和身份经历轻轻点上一点。风风火火的时代潮流被隔绝在门窗之外，在被主流文化遗忘的角落，世俗生活顽强不息，有滋有味。平安里没有口号，没有斗争，依然是声色饮食的天下。

也许上海真实的历史情况不是这样的，远离时代浪潮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王琦瑶未婚生子做单亲妈妈在那个年代更加困难。但王安忆的创作动机使其在描写上海时是有预设性的。九十年代世俗文化渐成风尚，围绕上海的怀旧热潮星火燎原。王安忆创作《长恨歌》是一次风格转向，她要用大众所喜爱的世俗故事来反讽大众的怀旧热潮，用一个具有真实生活细节的老上海来戳破怀旧上海那种声色犬马的梦幻气泡。她要写的不是革命的上海，不是殖民的上海，也不是改革开放的上海，于是她在选择材料时有自己的考虑，这种考虑最终形成了读者现在所读到的平安里和上海的形象。这个上海是对贯穿四十年的市民阶层日常生活的追忆。它在具体的现实细节上有一定的虚构性，但从世俗生活的审美范畴而言，它无疑是真实的，真实存在于上海市民的过往记忆中。这种有意识的空间塑造使上海超越客观现实，扎根于都市民间叙事和世俗生活记忆，站稳了脚跟。

陈思和说：“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民间文化表现出的是另一种特征，即破碎化和虚拟性。”对于生活在都市社会中的人而言，“民间”是作为破碎的片段深埋于记忆中的。这使都市社会中的民间呈现出虚拟性——因为民间记忆本身是一种文化积淀，所以它即使具有虚拟性但其价值仍然存在——由于这种虚拟性，都市民间的的表现范围反而扩大。没有了乡村中相对稳定的宗族的束缚，都市民间基本表现在个人身上，走进私人的隐蔽的空间，就像走进隐私的闺阁和昏暗的弄堂。所以都市民间叙事是多样性的，个人化的，与国家历史叙述中以集体为表现对象的创作方法截然不同。前文提到，平安里王琦瑶的小天地与宏大叙事背道而驰，时代浪潮已经沦为世俗生活的模糊背景。那么，个人化的都市民间叙述该用什么来构造上海的历史线索？ 古典小说是高度空间化的，世俗生活的创作也离不开对空间的整合构造。但当代小说描写现实，毕竟还有时间性的要求，《长恨歌》贯穿的四十年更是风云迭起的一段时间。

应对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王琦瑶，王安忆用王琦瑶的人生命运联动上海的时代沉浮。在王琦瑶的身上，人们寄托了对老上海的追怀，她的人生经历使她成为上海的象征。这样的写法使人想到白居易的《长恨歌》，同样是时代风云与个人命运的交织。末世的繁华里，王琦瑶与杨玉环一样，登上人生的巅峰，青春散发迷人的光彩，但当这个时代逝去，杨玉环就被抛弃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王琦瑶在新的上海——这个上海在她眼里是“走了样”的——其实是格格不入的，怀旧的幻想并不能使她重返光辉岁月。无论是她自己还是老上海，都已经是历史的尘埃。李敬泽说：“在中国古典小说中, 人的命运就是世界的命运, 人物带动着他的整个世界, 比如《红楼梦》, 整个世界跟着那个人颓败下去, 《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也是如此”。王琦瑶之于老上海，不正是如此吗？两部《长恨歌》，美丽的女性同样是死于非命，但相比于杨玉环的凄婉，王琦瑶则更多荒谬气氛。她的死结束了老上海的时代，顺便将怀旧梦也毫不留情的戳破了。

都市民间叙事的个人化倾向，不仅在对世俗生活的描摹有深入而细致的体验，更在《长恨歌》中靠近了中国古典小说中想像世界的方式。

如果说叙事空间是世俗生活的舞台，那么对“物”的渲染则是世俗生活的重要道具。人们惯于在“物”上寄托情感，赋予意义，拥挤的家具、衣饰、食物等等，共同描绘出世俗生活的日常图景。

张爱玲在《中国人的宗教》里说：“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这段话主要有两点意思，一是对物质不厌其烦的铺排渲染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通病”；二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即生命最终指向虚无，人们只能在物质细节中获得安慰。中国古典文学自古以来便有一层源于恐惧的叙事动力，恐惧美好事物的消逝，充满忧愁荒凉的虚无感。为了抵御虚无，古代文人便把玩衣食趣味，回忆温暖片段。所以中国古典小说，旧小说，总是汲汲于“物”的描写。

物质作为世俗生活的载体，描写世俗的当代小说自然无法避开。但当代小说中的物质描写不再仅有抵御虚无这个目的，物质的丰富和美往往成为一种生活美学。

《长恨歌》第三部中，上海街景带来许多现代气息。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傲行马路的摩登女郎乍一看似乎回到了辉煌的老上海。但在王琦瑶眼中，这个上海失却了优雅和精致，就连女孩儿们也不再有风情和韵味，已经是“走了样了”。王琦瑶的女儿薇薇是在这个“新上海”的淮海路成长起来的，她见惯这个城市的繁华，一头扎进时装和时尚潮流的旋涡。在严重匮乏生活情趣的年代里，衣物细节的用心良苦也是一种努力生活的证明，勃勃生机迎面扑来。王琦瑶晒霉，将旧衣物摊开在阳光下，与其说是从这些玻璃丝袜、高跟鞋、手提包、珍珠项链和胸针的铺排中获得安慰，不如说是为了引领新的时尚潮流做准备。王琦瑶当然会怀念她回忆中的上海，但她断没有虚无感。相反，她从时髦的循环往复中总结出“旧翻新”的生活哲学，衣服该买就兴兴头头去买——拿着金条买。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这里的“物”，不像萧红的后园，不像张爱玲的布料，不像压箱底的古董。它们曾经辉煌过，将来也用得着，在世俗生活中有恰如其分的位置，激发人们的兴味，是实打实的生活乐趣。同是对“物”的渲染，古典文化指向虚无和超越的要求，而当代小说更多是表达现世的快乐。当然，当代对物质的过分追求和饥渴，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也可能指向意义的缺失和时代的浮华空洞。

由此可见，当代文学创作所谓回归古典并不是回到古典，而是对传统叙事资源和古典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其中有对古典的延续贴合，亦有在此基础上发生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