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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丰城的秀市龙山丁家：始由齐（济阳）姜太公（吕尚）之子姜伋（字 丁，后赐其次子吕方以字为氏）繁衍而来；至唐初丁宣公时，迁福建，为其脉流；其后转丰城四门，形成新的聚散中心；再由此开枝散叶于沙湖（龙山）。 一、解码的缘由与依据 在中国，祭祖与上谱、修谱，都是农村正月里最为隆重的大事。由于慎重，加上各种形式的渲染；不得不使这一切，都令人产生出特有的敬畏感。它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崇尚、隆重与神秘的氛围中，更容易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凝聚起同宗同族的亲切感与自豪感。 但大多时候，人们普遍表现出的还是“敬而远之”的神态；犹如孔子所说的那样：“敬鬼神而远之”。这种民族文化的积淀，让更多的中国人忽视家谱、族谱的存在。有人终其一生，也不知家谱、族谱于自己到底有何干系。 更有甚者，百余年的社会剧变，受各种不利谱记文化发展因素的影响，造成所修之谱，遗缺、纰漏、缪误比比皆是。当然，谱记所涉，面广时长；也完全可用大成若缺来进行掩饰。在此所要强调的：并非要所有的谱文，都理想到没有任何缺陷；但所记一切，都有传之愈久，愈有成为铁证的可能；所以，不予以适时甑别也是不行的。 所幸有机会，以宗亲的身份入编到由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等单位编撰的《中华姓氏通鉴●丁氏卷》中。兴奋之余，内心便也觉得：更有必要首先厘清自己的家族身世。 前年清明，由小妹志华出资，与大哥建华一起，对丰城老家的祖墓进行了重修。后在族人的帮助下，得到“丰城沙湖丁氏草谱”中自家的谱文复印件；这便也成了本文推断、想象的依据。 二、太爷的学识 祖太爷丁良胜的谱记简单：有子二：长子学纯、字明经。幼子学泉、字石清。 偏喜玩味这名、字中，流传下来的暗示： 沙湖丁氏，仅依所知的字辈顺序是：良学成美业。这相对独立的文句，实在很难再加前冠词，那会不会昭示：祖太爷丁良胜很可能就是沙湖（龙山）丁家的开山之辈呢。 当然，此推断的理由至少还包括：一是两个儿子名、字齐全，且搭配讲究；说明书香家境，条件并不太差；这可都是能够独立散枝的先决条件。二是所生儿子在族中同辈中排行老三，也足以说明他在龙山丁氏家族中应属元老级的人物。 太爷少小时，应该也经历过跨世纪的时段，那正是清王朝走向衰败之始。时值壮年，他所面临的又正是结束帝制、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时期：偏于感性的人们，身体力行地与黑暗社会拼搏、抗争着；而重于理性色彩之人，则更多地是在思想上掀起颠覆现实的无尘风暴。太爷明显地属于后者，他把自己的追求，用儿子的名、字含蓄地表现出来： 长子出生时，他的学以致纯的理念，全表现为：要以“经”营造天下。这在乱世纷争的当年，何尝又不是时兴地否定外族统治，转而期盼向前朝追寻民族之本，以突出解决现时之困的理想呢？ 环境改变人生。单纯的明经论道式的学究，也终会在剧变的现实中学以变通：学泉，就明显透露出太爷思想上的这种“活化”本性：“为有源头活水来”不仅可明示兄弟名、字的一脉互承；更为“石清”铺垫出各种演绎的可能：既是乱世，也须坚定清高之志；既能重文，就能备武，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此外，“清泉石上流”式的悠雅与独善其身；也都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追求意愿。 百余年前穷乡僻壤之普通学人，仅以儿辈的名、字，就足以为后人展示其不凡的人生智慧，这是现今的人们都能体悟得到的吗？ 三、爷爷的尴尬 爷爷的谱记，更有一处离奇：学纯，行祉七；学泉，行祉三。 学纯为兄，学泉是弟；两人在族里同辈中的位序，怎会颠倒呢？是理解有误，还是确存隐情？ 若在可能会出错的地方出有偏差，也就不足为怪；但简单到一目了然就能判明的缪误，何以传得下来？恐怕只好归咎于隐情所致： 学纯，能娶到远在石岗镇上的黄氏为妻，这令当时之人羡慕不已；也说明他有点才（财）。后生一男孩：成功，字裕生。从为儿所取的名、字来看，也应有相当的气度和较好的家境。 成功在族里他那辈中排行第九，可惜早夭。 学泉娶月塆徐氏，生有三男一女：成业（字长根）、成事（字有根）、成工（字义根）。成事、成工两人早夭。其女后嫁到遥边熊家。 简单叙述中隐藏着特别痛心的家族历史：两家四男孩中竟有三个早夭。这就是典型的生存在最为动荡的国内混战与民族抗战时期的家族缩影；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在当时的萧条与衰败，也就不难想见。 以“成”字辈男丁所排的名序“功业事工”论，虽有寄望于好上加好之意，但总觉别扭：成功与成工，音同而难于区别；况且，成事（不足）、成工（无力）都给人以缺欠之感，怎非用此序定名不可呢？ 最为合乎情理的解释恐怕只有：当成工出世时，成功已夭折。取“成工”之名，实为纪念“成功”，这也是成工，字“有义”的最好诠释。可见，学泉本意是想将幼子过继给胞兄为嗣的。 无奈，成事、成工相继早夭。学泉为顾全家族大局，只能“将长子成业出继胞兄为嗣”。 学泉的“长有义”，不仅能被镶嵌到他儿子的字根里，好让他的为人流芳后世；更可能，因当时族人的欣佩而特尊他为“三哥”。这或许就是他与胞兄学纯在同辈位序上，能有所互换的真正原因。 四、父亲的遗憾 父亲离开的日子越积越长了，已然成为“文革”的化石。他的生活简单，工作经历却多变而复杂。与之对应的主要时段大致如下： 1948.9—1949.5 就读于樟树农校（现仍在江西省樟树市内）。 1949.6—1950.6 南昌“八一革命大学”（由南昌“中正大学”改名而来，现为江西师大）；分为二段： 49.6—8：在“八一革大”南昌本部参加理论、纪律短期培训。 49.9—50.6：回丰城参加土改实习，等待分配。 【以上部分的时间节点，多为推测】。 1950.7—1951：在抚州地区东乡一带参加、领导土改，后担任区土改工作队队长（副科）。 1952：在东乡邓家埠区任“东乡县重点乡土改领导小组组长”（正科）。 1953：父亲家第二次土改划成份为：富农。 1954：抚州地委组织部乡干室主任。 1955：调任地质局赣东北大队106队党支部书记。冬，与东源乡妇女主任杨桂金成婚。 1959：调任地质局赣东北大队干部科科长，妻杨桂金随调，任大队农场副场长（副科）。 1961：调任省地质局团委负责人。妻杨桂金回东源乡任妇女主任。 1969：受“反动富农”所牵，全家下放到东乡县黎墟公社。73年后，曾任共大东乡分校副校长。 1974：调任地质局测绘大队政治部副主任。妻杨桂金随调，任大队招待所所长（副科）。全家随迁进贤。 1976：调任第二物探大队政治部副主任。全家随迁樟树。 1978：调任区测大队政治部副主任。全家随迁峡江。 1980：调任物化探大队工会副主席（正科）。全家随迁向塘。 卒于1999、8、29。终年69岁。葬于南昌瀛上。 终其一生，可谓先幸运而后多纠结；在关键的几个时间节点，皆可看出政治因素对个体生存的重大影响：读中专时，遇到解放；有可能再晋级时，又受到“文革”诸多因素限定；能评职称时，又缺文凭、少级别；能办离休时，竟找不到确实存有过的证据。 前几项，还都无话可说，皆非自身努力所能改善；唯其最后一项，不怨天，不尤人；他明明是在江西日报上看到有自己的名字，才知被录取而进的“八一革大”；怎会在四十年后就查不到呢？这便成了他至死都未解的心结。 临近退休时的父亲，按当时的政策规定：49年10月1日前，参加工作的算“离休”；其后属“退休”。所以，能不能在49年9月以前的江西日报上找到“丁长根”或“丁长庚”的名字，对他而言，就至关重要。 第一次查“丁长根”，没有；第二次查“丁长庚”，还是没有！ 极度失望的父亲，才在一个夏夜，坐在二楼自家的凉台上，用并不连贯的回忆，与我谈起了他那特别忌讳的家族与身世： “爷爷很穷，但勤快、力气大、还会做点小生意。奶奶家做药材的，好有钱；有个兄长还在国民党部队做了官，解放时，被镇压了。奶奶的妈妈只是小老婆，在家都不得宠。但奶奶嫁给爷爷时，还是陪嫁了几亩水田、两头牛。这也是开始划成份时，大家知道他穷才划成中农的原因；后来，邻村要划个地主，他们便提出：‘我们这要有地主，那丁家就得有富农’，就这样给划上了。到‘文革’就变成‘反动富农’了”。 “爷爷送我上学，可真吃了苦：总是在开学前，挑着一担米；要走几天，才到樟树农校；交了米，再换出几块零钱给我，就算一个学期的开销。” “最后那个学期，发现老师走的走，跑的跑。只有食堂的管理员天天来；他要不来，那交了粮没饭吃，肯定得闹起来。” “经常没老师上课，天天往管理员那跑；混得蛮熟。没事就在他那看看报纸。见‘八一革大’招生，就偷偷和两位老乡一起到南昌，报名参加考试。回校后，天天看有没有被录取，还不敢告诉别人，怕被学校开除。见三人都被录取，才一起去‘革大’的。” “刚去时很不适应：到处都是人，一报到就编在几营几连几排几班第几组。天天就是开大会听报告，再分组讨论。经常气鼓鼓地问同乡：‘什么时候上课哟？’直到有一天，同乡私下对我说‘组长问我，你是不是有情绪’。好在同乡告诉组长：‘他在原来班里是学习代表，老问怎么总不上课’。组长告诉他，听报告就是上课，小组讨论发言就是做作业。 这可把我吓得够呛，此后，一讨论我就争着发言。大概是三个月一期，到回丰城搞土改时，还叫我召集。带的两个老乡：一个回到家就结婚了，一个留在家当老师。分配的时候，先说准备去朝鲜，后来不知怎的，又分到东乡搞土改。要晓得会划富农，还不如留在丰城。” “现在也想不起是十月一号前，还是此后进的‘革大’。有人就问我：‘十月一号南昌晚上是什么情况？’我老实告诉他们：‘没有一点印象’”。 最后，父亲只能以“退休”终结这些纷扰；要不是家谱的出现，他的遗憾，就将随着他的离世而永远成为人所不屑的谜案。 （一）、“革大”报名时，应是“丁成业”： 1、背景：依前文所叙：丁成业是丁学泉的长子，村人皆呼其小名“长根”。后因家族变故，又“出继”丁学纯（学泉之兄）“为嗣”。学纯是读书人，更喜用“成业”呼子。即“丁成业”才是父亲当时的大名，即农村人所说的学名。这有家谱可资佐证。 但父亲是“懂事”之后“过继”的。自然十分反感此事，直到晚年仍愤愤然：“听算命的，非认‘别人’叫‘爸爸’；而自己的爸爸只能叫‘叔叔’。” 其实，父亲把“大伯”叫“别人”，就已经暗藏了自以为别人难懂的玄机：他把自己一切厄运的源头，全集于此。人在无法改变的事实面前，总是幻想着存有力所能及可资左右的因素。这也是工作后，竟从未跟任何人提及过此名的内在原因。 2、判断：现依常理推断：每次开学，都是他的亲爸丁学泉挑着米，带着他徒步从丰城秀市到樟树农校去交粮报到的；那用的肯定是学名，即丁成业。因为：刚走出家门的丁成业，当着父亲的面，正经地不用大名用小名，那做父亲的肯定不会答应；也没有哪个父亲会用小名为儿子在学校报名的；这当坚信无疑。 3、结论：南昌，是49年5月解放的。“老师走的走，跑的跑”只能是49年3月，父亲进樟树农校后才会发现的特有景象。也只有5月南昌解放后，才可能在江西日报刊登“八一革大”的招生广告。 随后才可能是见到广告，而偷偷地跑去报名。此时的丁成业，还是在校学生：不可能就有“与旧家庭决裂”的想法。所以，不可能不用自己的学名，即以丁成业之名，报名参加考试。 因此，真想要在江西日报上，查找到父亲被“八一革大”录取的信息：就只能查“丁成业”之名。 4、后续：“八一革大”完成短期理论教育培训后，学员皆依“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各自又都回到当地去参加土改工作。此时的父亲，本能地摒去封建残余，并依乡里惯称，使用“丁长根”之名，从主观意愿上彻底否定了原有的学名。 至于谱上还有“丁长庚”一说，恐属写谱之人想当然地笔误：八十年代初，再续家谱时，在乡人眼里：出于对爷爷、奶奶所遭厄运的愧疚，加之，父亲帮村里批到购买化肥的指标；觉得父亲象是大官，不应土得再叫“长根”，而应以文曲星、太白金星（又叫“长庚星”）之类对应才更显尊重；故有此误。否则，家谱上的有根、义根就都应改为：“有庚”、“义庚”才对。 其实，只能说，父亲前半生叫“丁长根”。到65年，即文革前夕，父亲任省地质局团委负责人时，由当时的副局长丁振乾（后升任江西省二轻局局长）建议改成“丁长虹”后，才一直沿用至死而未变。 （二）、时间节点的关键对应： 在中国，查找资料的困难程度，也绝非一些人想象的那般轻松、容易。在无法搞清楚“八一革大”学制的前提下，只能依据常理和相关线索，通过排除法，尝试各种类型的推断： 1、对应的逻辑：为厘清前因后果，以就读樟树农校为探讨的起点，并将时间前、后挪至48年3月到51年7月期间；逐一筛查、分析并合理推出上“八一革大”的关键时间节点： （1）、48年3月，未满18周岁的父亲，就读樟树农校的可能性不大。 （2）、48年9月，是就读樟树农校最为吻合的时间节点。 49年3月，南昌尚未解放，更南的樟树、丰城乡下并不知道天下马上就要大变；所以，父亲在爷爷的陪送下，照常到樟树农校报到应毋须质疑。 发现“老师走的走，跑的跑，经常没人上课”；是接近樟树解放之际（49年4、5月）才有的特殊动荡景象。倘若此时，父亲是入校的第一个学期，他既没有胆量跑南昌，也没有对比经验，更不会说：“爷爷总是挑米送他上学”。 这一切，只能说明：父亲此时至少在樟树农校读到了第二个学期。也就是说：父亲入樟树农校的时间，至少可前推到：48年9月（即当时也应是秋季入学；父亲时为18周岁）。 49年5月南昌解放后，急需大量建设人才，故在江西日报刊登出“八一革大”的招生广告。 父亲见招生广告后，如果不是马上去南昌报名，那唯一的理由就只有一个：想继续在樟树农校读完最后一个学期，即到49年7月拿到毕业证书。那父亲进入樟树农校的时间，就可前推到：46或47年9月。一般全日制中专怎样也要学习：三年或两年。 但结果是：父亲并未拿到樟树农校的毕业证书。这就有力地反证：父亲当时距毕业的时间还长，也就是：入樟树农校的时间确实应为48年9月，即便按二年学制计算，也还有一年多才毕业；而按三年学制计，更须再读二年多。那另寻出路，就更符合个体利益权衡的客观性。 所以，去“八一革大”最为肯定的时间应是：49年6月。亦即父亲在樟树农校就读的第二个学期，南昌解放后的第二个月。它不仅符合当事人的所有陈述，也能吻合所有的证据链。 若49年9月再回樟树农校，就说明学校解放后已趋稳定，父亲是下决心要拿毕业证书；那与50年3月入学可读完最后一个学期（二年制）的原因一样，再在中途放弃的可能性都不大。那就只能到50年6月后，拿着中专文凭再进“八一革大”；这明显与“没有文凭”的实际不符。 （3）、若是49年3月入读樟树农校：那第二个学期，也就是49年9、10月或这之后才去考“八一革大”；就一定会对刚解放的农校教学，有个前后强烈对比：如学校还办不办；老师换没换；教学内容、方法改没改；特别是学校怎样庆祝解放的、有哪些活动，怎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呢？唯一的可能就是：解放后，父亲就没在樟树农校呆过，这也是他已去了“八一革大”的间接证据。 （4）、若是49年9月入读樟树农校：那第二个学期，也就是50年5、6月或这之后才去考“八一革大”。都已经解放了，还碰在暑假期间“怕学校知道，会开除的”担心便属多余。而且，与他最早所填解放时在“八一革大”学习，50年6月在东乡土改的经历就更不相符了。 2、实际的时序： 综上所述，解放前后，父亲在学习、工作的实际时序，应该是： （1）、1948年9月：进樟树农校就读； （2）、1949年6月：进“八一革大”参加三个月全日制学习； （3）、1949年9月：回家乡丰城实习。学习土改方法，等待分配【这也是不知1949年10月1日，国民党飞机曾夜袭过南昌的根本原因。若是49年10月1日后再进南昌“八一革大”，那怎样也会有所耳闻】。 （4）、1950年6月：分配到抚州地区东乡县工作。参加、领导土改，才有了干部身份。 3、正常的结论： 49年10月1日前，父亲已进入“八一革大”学习，应是肯定、无疑的。 如此，按当时的相关政策规定，比照系统内同等条件人员已然享受到的离休待遇：父亲也确实应该属于离休干部。 （三）、理解记忆障碍的相关因素： 连自己二十来岁时用过的学名，都会忘得一干二净；这对当代稍微读过几年书的人来讲，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原则上，不要说相关的部门、学者，就连一般的读者，甚或自家的亲属，都难于置信本文的推论。 “代沟”有时并不是简单的年龄差距，还是迥然不同的生存环境的综合。更何况还碰有翻天覆地的时代变化。 当然，在官本为主的话语权威里，一般的逻辑理性也不是那么容易上得了台面的。 父亲自己就很难知道：家族嫡传制于他有何关系。自懂事后，他得叫生父为“叔叔”；叫大伯为“爸爸”。直到晚年，他还认为“不这样就很难活”；况且还有两个弟弟之死为证，这让他更坚信不疑。 其实，只要稍想一下，就露破绽：大伯的儿子也死了；咋跟着他就能活呢？当然，由于家谱的“秘不示人”；父亲要想知道这一切，也很难。 但在父亲的童年天性里，会不会就潜藏着这样的感觉：那充满期待的“成业”之唤，总不如饱含侠义气势的“长根”叫得亲切？也因此，到成年之时，恰逢穷人翻身，又能自己作主，便毅然选择了后者。 宗法也好、嫡传也罢，不仅不能带给他半点好处，还都成了他随后惟恐避之不及的祸患之源。 为求自保，他变得凡事谨慎： 1、不敢填写解放前就读樟树农校的经历：解放前就有书读，说明家里有钱，这可是反动富农的铁证。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父亲填表时，尽可能回避这段经历。而由此又在内心深处产生出更为担心的后怕：若被人知晓，那就涉嫌向组织隐瞒身世；这对当时的政工干部而言，可是致命的硬伤。 这就是四十年后，父亲说不清为何连自己学名都会忘记的根本原因。 2、力保革干身份，不敢触及丰城土改之事。搞土改，划成份；上代是什么，下代就是什么；最早干什么，成份就是什么。这一般的规定，对搞土改出身的父亲来说，简直烂熟于心。 由“八一革大”毕业，再分配工作；这是革命干部。从乡村基层干起提拔上来，那是农村干部。前者给人感觉“有文化”；后者则成了“少文化”或是“没文化”的象征。 父亲很是看重两者的区别：因为母亲就是标准的农村干部；这是他自觉两人有差别的地方。而且，小孩开学报名，凡是问他，要填写什么成份时，他总是沉思片刻后，果敢地告诉我们：革干。 这其中就有一个关键的链接：“八一革大”短期培训结束后，并未马上分配工作：还得在丰城跟着别人，学搞土改。这期间至少有八个月的时间被特意省略了。原因很简单：若把这段经历写上，有可能产生出误导：将其归为农村干部，这又是他最不想要的结果。 这个事实，也可与他同进“八一革大”就读的两个老乡同学的经历中得到佐证：若当时就有工作分配，那就有工资保障；怎会一个回家结婚务农，一个在村小教书攒工分？倘若这都是他们的本意，那又何必进“八一革大”呢。 实际的情况更有可能是：经过政治培训之后，还要看他们回到家乡后的工作能力与表现，再决定是否作为干部正式录用。 但父亲当时并不知道还有实习考察一说，否则，他的两个老乡同学也都能坚持下来。他们更多地只是认为：未被“择优录用”而已。 当50年6月，正式工作填表时，父亲很真实地填下了当时确切的日期；而将前一年的经历只简单概括为：“八一革大”毕业后参加工作。 当然，这也会引发出另一猜疑：父亲会不会是49年9月进到樟树农校，而50年3月被“八一革大”录取，50年6月，分配工作的呢？除前面的简单否定外，它无法存疑的理由，至少还有： （1）、若49年9月进的樟树农校，随之便是庆祝解放、恢复秩序、组织学习，这时的农校还会没人管吗？这与其所述完全不合。 （2）、既已解放，那要报考“八一革大”，何须私自从樟树跑到南昌去报名吗？为何不可公开向农校要求？若有申请，那动员、批复的程序怎会没一点印象？ （3）、若50年3月被“八一革大”录取，那寒假时，即50年1、2月份得回家过年，又是如何向家人交代、筹路费的？不可能不留下深刻印象。由此可见，这一最为可能的猜想，也是不堪一击的。 依目前在《江西日报》上找不到名字，就推论没去参加考试，那怎会录取？后又怎能分配工作？可见，对特殊时代应予特别的关注。该段时序的补充分析，也更加反证了前文相关推论得以成立的说服力。 3、文革伊始，父亲性情陡变： 偶然的打击，对性情的改变有时会起着致命的催化作用。文革初期，爷爷丁学泉病故。父亲思虑再三，还是不敢回去；只好从邮局寄了几十块钱给姑姑，嘱她料理爷爷的后事。可再去电话询问时，姑姑告诉他：“钱被生产队没收了，一分都没拿到。” 他原本在这支“一马当先”的专业队伍里就属“外来户”。好在时处“革命干部”管理体制的主流（时任地质局长由省常委、江西省公安厅首任厅长李如皋接掌）之中，在“东乡铜矿”大会战时，凭借着“年轻、有干劲；有调剂地方关系的声望和能力”，才从抚州地委组织部平调到赣东北地质大队（时任大队总工的朱训，后为全国人大秘书长）106地质队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他以特有的工作热情，成为局团委负责人，按当时党、政、工、团的说法，当是跻身于局领导行列；这于他，也是莫大的幸运。但当“忠诚度”考验泛滥并殃及全国时，他与李如皋、朱训等人一样，理所当然地该当其冲。 而更要命的是：这种家史心结还无法对人倾诉，只能埋在内心深处。他唯一能做到的便是：选择遗忘。 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他终身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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