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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朝初设时几乎全盘继承了秦王朝的那一套制度文化，毕竟秦朝在那时所设立的种种制度无疑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秦朝因暴政而被灭的教训就在眼前，汉王朝肯定不能重蹈覆辙，更何况，汉王朝是继秦之后建立的新王朝，旧的套新的岂不是格格不入？新王朝自然是要有一番新气象的，所以对于秦王朝所大肆提倡的“法家”在汉朝就不能在表面上那么大肆鼓吹了。 还有就是当时的社会状况，《汉书·食货记》有记载：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所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可见从秦至汉，战国群雄纷争、秦朝的农民战争、伐秦战争、楚汉之间的争雄，这些长期的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极大，可谓是民不聊生。 这新建的汉朝，经过了长期经济的衰退和社会的动荡，百废待兴，它需要的是一种放任，自由的经济措施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正所谓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此时黄老之学最早的提倡者陆贾就对刘邦说：“陛下虽然是在马上得的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治理国家，应该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计。” 刘邦觉得很有道理，然后就让陆贾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用以借鉴，而陆贾在此基础上又根据黄老思想并结合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写了一本名为《新语》的书，向汉高祖刘邦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 自此，既适应当时社会环境的需要又符合汉初统治者需求的新的治国理念“黄老之学”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黄老之学在以道、法为主的同时，又兼采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的思想，它可以很好地让秦朝的制度文化在汉朝实行，法家思想也在以另一种形式悄悄地活跃着。毕竟从黄老政治的实际情况看来，黄老之学是一种帝王术，它本身就是对秦王朝暴力政治的一种纠正，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法家治国手段。 黄老之学兼容并包，认为“贵清静而民自定”，“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主要就是让统治者“无为而治”，掌握政治要领即可，不要作过多的干涉，让百姓能得以休养生息，让社会经济能得以恢复发展。 所以在汉初极端凋敝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初期的统治者们大都乐于无所作为，采取以黄老思想为主导的“宽缓”政策，实行了一系列的“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些对汉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生产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更有汉相曹参向惠帝提出的“与民休息”政策让“黄老之治”闻名于天下，吕后、文帝和景帝等都对黄老之学颇为推崇，由此也带来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据记载，文景时期库房中串钱用的麻绳都已经腐烂了，钱却还未用，足见当时社会的富足。 不过汉初统治者们的“无为而治”虽然对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长期的“无为而治”却也让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暴露。 黄老之学缺乏进取精神，它是“不够积极”的。社会的发展应该是要积极向上的，而黄老之学却是很难调动全社会的积极因素。在黄老之学长期的影响下，汉朝的不止政治上出现危机，社会风气也每况愈下，当时的社会是这样的：社会的上层，中央对诸侯是任其发展，无为而治的态度，导致诸侯王与大商人勾结，势力越发膨胀，威胁中央政权；在社会的下层，大商业主投机牟利，豪强兼并，不利于社会稳定；对外患，面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侵扰，缺乏强有力的对抗措施。 毕竟社会在不断地发展，那么社会制度也应该顺应社会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改变或者改革。 但是从旧的到新的转变总是坎坷的，儒术的提出在文景时期就已有所显现，其中就有力主改革的贾谊、提出削藩的晃错和与黄老派学者辩争的辕固生等儒家学者，不过都被黄老学派的人和诸侯王势力打压。虽然他们被打压，有的甚至丧命，但是他们却也把儒术抬到了台前。 而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在长期的积累下提出的顺应时代发展和统治者需求的主张。 汉武帝即位时，汉朝历经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的强大，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也可以这样理解，在汉朝统治者“无为之治”的政策下，天下诸民被“放任”的太过的，所以需要那么一根绳索来收一收了，这是汉朝统治者的想法；其实就是统治者们过上了富庶的生活，然后就不再满足于手里的权力了，他们想要拥有更大的权力，他们不想听到不同的声音，因为这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所以他们要牢牢握着大权，牢牢控制着天下万民的思想。 而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刚刚好是递给统治者的那一根绳索，它不仅适应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而且符合统治者巩固统治的需要，更有，董仲舒所提出的主张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 但是为什么是“儒术”呢？所谓百家思想，肯定是不止儒家思想这一种，但是偏偏在这个时期成为显学甚至是能够处于“独尊”地位的却是儒家思想。 秦朝提倡法家思想，打压儒学，甚至是焚书坑儒，那个时期可谓是儒家学派的低谷时期，但是秦朝覆灭了。司马迁的《史记》里有多次提到汉朝统治者对申韩之术的喜好，对于儒家思想，他们更推崇法家的手段。 只不过汉初设时，汉高祖刘邦出身低微，不识文墨，对于采用哪家的思想并无偏颇，能亲近刘邦的儒家学者们就在他的耳边念叨儒家思想的好处，所以刘邦虽然“不好儒”，但是天天听到这样的“洗脑”再加上儒家思想的确实有用，怎么样也会对儒学重视些许。 刘邦作为汉朝的开国皇帝，他重视儒学，那么他的下面的那一代代继任的汉朝皇帝定然对儒学也会有所重视。就此，儒家思想虽然没有成为汉初所推崇实行的统治思想，但是也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一个很好的机遇。 而且汉初所提倡的黄老思想又给儒学积蓄力量和复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因为汉初虽然提倡黄老思想，但并没有实行思想专制，且学术范围宽松，民间各家学说都有传授，而儒学的传授则是更为兴盛，如此，就为以后的儒家思想登上独尊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先提倡黄老之学的陆贾就是儒生出身，他的腔调背后居然有一个带儒家色彩的理想，而且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丝毫没有矛盾的迹象，他的理想是： 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学堂）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 陆贾所作的《新语》更是开启了贾谊、董仲舒的思想，成为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先声。 此后就是贾谊、晃错、辕固生等人在文景时期把儒家思想抬到台面上，接着就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学说并不仅仅只包含了儒家思想，他的学说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汇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等等各家的精华，将儒学变得更加适应社会，更加适合皇权的统治。 所以汉武帝才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真正确立了儒家思想的官方正统地位。 虽然汉武帝尚刑罚，重酷吏，重本抑末等这些用的都是法家的手段，但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就是在另一层面击败了法家，只要“独尊儒术”，儒生就可以慢慢地把那些严刑酷吏改造，实行孔孟之道，使其更加人道主义化。 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发展中并没有固守己身，而是在保留核心思想精华的同时顺应社会的需要，取各家之长，弃己之短，形成了更加具有生命力的儒学，所以比之法家，当时的儒学更适应社会的需要。 从提倡黄老到独尊儒术，汉朝统治意识形态的转变，除了顺应社会从民生凋敝、经济衰败到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的发展，符合了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所需，其中还反映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之间的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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