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般冷兵之锤与骨朵：铁凿金锤殷若雷，八滩九石剑棱摧

公元844年，已经74岁高龄的白居易和龙门香山寺的住持们筹资伊河(黄河支流，位于今河南洛阳附近)流域的疏通工作。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河道疏通工作终于完工，白居易兴奋之下就在伊河附近的石壁之上留下了《开龙门八节滩》的两首律诗，在第一首诗的开头，白居易这样描写八节滩的施工过程：“铁凿金锤殷若雷，八滩九石剑棱摧。”

所谓“金锤”，尽管在诗中的本意是劳动人民所使用的普通铁锤，但是如果将这句诗单另拿出来形容中国古代冷兵器——锤与骨朵的杀伤力，想必从会意上来讲也是十分恰当的。作为中国冷兵器之中重量级的代表，锤的发展可谓是异常坎坷，自秦汉时期之后就被中原政府长期雪藏，只作为仪仗兵器进行使用，只有某些少数民族依然坚持使用锤作为主要兵器。那么锤这一冷兵器在中国历史上到底是如何兴起与没落的呢?

游牧民族的马战利器——春秋战国时期之前的锤与骨朵

锤，是一种一般具有球状攻击部、依靠重力进行钝器击打的复合型棍棒，因为锤的顶端像是人类握紧拳头之后捶打敌人的形态，因此被引申为“锤”;另一方面，由于锤头经常被设计为瓜形或者蒺藜形，因此锤在中国古代文献之中又被称之为“骨朵”，关于两者的具体区别，下文将会在合适的时机进行论述。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最先使用的应该是用来自卫或者敲打硬物所使用的木棒，后来人们发现，前端越是粗大的棍棒，用于敲砸硬物时会耗费更少的力气，因此原始社会的人类就学会了在棍棒顶端加装木质或者石质棒头的方法，由此出现了“锤”这一冷兵器的最初形态。

不过问题在于，锤与骨朵这一石质兵器的最初发明者并非来自于中原地区，而是来自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192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武威附近发现了一个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文化遗址区域，后来被命名为“齐家文化遗址”。在这座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之中，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种造型迥异的“多头石斧”，这一器械的边缘排列有八个凹凸不平的齿牙，中间拥有一个安装木柄的孔洞，有学者认为这种“多头石斧”就是中国古代“骨朵”的起源之一。

由于中原地区的人们有着更好的武器进行使用，因此锤与骨朵长期以来都是游牧民族的马上凶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古老的匈奴部族就开始使用铜质的锤头来替代石质锤头。从出土的文物我们能够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匈奴长短锤已经呈现出半球形、立方体形等多种形态，这种铜锤头的出现意味着匈奴部族对于锤头制造技术的进步。

秦汉至两宋时期锤与骨朵的具体划分

秦汉至两宋以来，锤和骨朵一直被游牧民族用于对抗中原王朝的军队，但是在这一时代的中原王朝的文献资料之中，我们只能找到有关“锤”的些许画像资料，关于“骨朵”的记载却完全消失，直到隋唐时期都未能在中原王朝找到实物证据，这只能说明两点问题：

一方面，游牧民族所使用的战锤，并非异常沉重的大型瓜锤，确切的来说，它是一种只适合在马上使用的短兵战锤。这种锤的长度大约只有6-8厘米，锤头通常呈现蒺藜形或者星形状，这种锤不仅携带简便，并且杀伤力极大，在高速机动的马战之中，这种战锤的设计往往能够轻易贯穿中原步兵的铠甲，后来，这种全长不过80厘米的短柄小头战锤在宋代人的文献之中被称之为“骨朵”。

另一方面，长柄锤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却遇到了重重阻碍。由于钝击型武器——长柄重锤和重斧由于其制造所使用的金属较多，并且不适合在大规模的方阵军队之中装备，因此中原的长柄锤长期以来只能作为礼仪兵器进行使用，也有极少数刺客使用长柄瓜锤从事暗杀活动，通常来说，这种长柄瓜锤的长度都在2米以上。

正是由于“骨朵”和“锤”在概念意义上的渐行渐远，因此在宋代之后的兵器文献之中，普遍将长柄锤称之为“锤”，而短柄战锤则称之为“骨朵”。那么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宋人要将短柄锤称之为“骨朵”呢?从“骨朵”一词的表面意义来看，这很显然是一种民间俗语，一开始也并非用于特指短头锤，而是指一种街边的圆形油炸糕点。到了明代，明朝文人依照会意将该词引申为“花蕾”的意思，至今沿用，可见所谓“骨朵”应该是用来形容一种类似于花朵一样圆而凸的形状，而短柄锤的造型无论从哪种方向上来说都十分符合这一象征。

在北宋曾公亮、丁度的《武经总要》之中，作者认为，“骨朵”这一说法的最初来源是人们喜欢将胖人的大肚皮称之为“胍肫”，而骨朵由于体型肥硕，由此人们也将其称之为“胍肫”，后来人们使用谐音“骨朵”来称呼这种武器。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关于“骨朵”来源的看法有些牵强，不如第一种说法靠谱。

关于宋代骨朵的具体造型，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蒜头”和“蒺藜”两种造型的骨朵。其中一种骨朵之所以被称之为“蒜头”，是因为这种骨朵头大多都呈现出略扁的椭圆体，并且武器造型上有着类似于蒜瓣一样的棱线，用其他物体(如橘子、香瓜)等形容可能会出现认识偏差;而“蒺藜”这种形态的骨朵基本上呈现出标准的球形，但是在金属球体的外侧布满了倒刺，酷似中国古代用于反骑兵所使用的的“铁蒺藜”，故而得名。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唯独在两宋时期，骨朵忽然焕发了全新的生命力呢?这可能和两宋时期中原士兵长期对抗游牧民族的经验有关。在两宋时期，锁子甲被大规模的装备于骑兵军队之中，这种防具并不畏惧斩击兵器和刺击兵器的攻击，但是对于骨朵这种依靠钝击攻击人体的武器毫无办法。

辽代时期少数民族对骨朵的广泛使用与骨朵的衰落

作为北宋的主要竞争对手，契丹族使用骨朵的情况更加普遍。如《辽史》记载，每位士兵的标准武器装备为“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骨朵、斧钺……各一。”可见骨朵是辽国骑兵的标配武器之一。尽管宋辽双方经常以骨朵作为交战武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辽国使用骨朵的广泛程度比北宋要高很多，并且北宋时期制造骨朵的技术很有可能就是从辽国传入的，因为近年来考古学者在对辽国墓葬的发掘之中不仅出土了很多有关辽国广泛使用骨朵的证据，并且还发现了实物证据。

在位于现今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的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墓葬两侧，考古专家们发现了30名手持骨朵的威严护卫，他们手中所持有的是一种银质骨朵，当然这种骨朵是用作皇家礼仪而非战争使用的，从墓室绘画的寓意上来说，这些手持银质骨朵的契丹护卫有着保护皇帝陵墓的象征作用。

除了壁画之外，在辽宁与内蒙古交接的辽代墓葬之中还出土过辽国士兵所使用的铁质骨朵，这时的辽代的铁质骨朵呈现出椭圆形，上面刻有13道棱线，总体高度和长度控制在5.5厘米之内，可见当时辽国制造骨朵已经呈现出规模化、制式化的要求，其制造精度和制作水准达到或者已经超越了北宋骨朵的制造水平。

宋辽灭亡之后，元朝骑兵在西征印度的战斗之中也曾经在马上使用骨朵作为主要武器，但是相对于其他兵器来说，骨朵已经逐渐沦为次要地位。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火器技术的普及，锤与骨朵更是因为笨重的特点逐渐无人问津，尽管直到清代的绿林兵营之中还在使用一种名为“短柄双锤”的装备，但是锤与骨朵走向衰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锤与骨朵在古代冷兵器格斗中的缺点

中国古代不乏有用锤的高手，比如唐朝名将李元霸、岳飞之子岳云等等，他们所使用的锤是短柄双锤，也可以称之为“骨朵”。按照锤柄的长短，长锤和短锤的使用方法也不一样，长锤通常需要双手使用，而短锤既可以单手使用，也可以左右各持一只短锤进行作战。甶于锤的特点各异，使用方法也不尽相同，这里我们主要介绍短锤的使用方法。

首先，人体对短锤的使用重量负荷是有极限的，一般来说，单手锤的重量都在10公斤之下，演义和小说之中所说的“八十斤”、“八百斤”双锤的重量纯属虚构;其次，短柄锤的重量决定了它的招式不能有太多的变化，使用时只能采取“硬砸实架”的方式，是一种偏向于进攻的钝击兵器。

由于在战斗之中，锤与骨朵的主要杀伤范围全部集中在锤头，因此锤的进攻点完全是围绕着锤头的攻击范围而展开的，它的攻击方式无外乎从平行方向、垂直方向或者斜向挥击为主，遇到突发情况时变招极慢，因此双锤在挥舞的过程之中很容易受到长兵器，尤其是刺击类兵器的伤害，比如说枪或者矛等等。

因此，要想驾驭大锤，除了需要有过人的臂力之外，个人的防护也要做到位，比如擅长使用双锤的岳云，在颖昌大战之中曾经“身披百余创”，很显然双锤的使用会让使用者露出极大的防御破绽。另一方面，作为钝击类武器的代表，大锤所带来的猛烈冲击力尽管能让敌人迅速失去反抗能力，但是它主要造成的却还是钝击伤害，在战场上的杀伤士兵的能力却并不如表面上那样强大，往往不能对敌一击毙命，这也是锤在宋元之后迅速在战场上失宠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锤与骨朵的主要缺点如下：

一、锤本身的重量较重，挥舞和使用都需要一定的资质，并且一旦决定攻击姿态之后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变招;

二、短锤的攻击距离较短，与中国古代流行的刺击类长兵(枪、矛等)交锋时往往处于下风;

三、锤造成的伤害属于钝击类伤害，缺乏对敌方单位造成致命一击的能力，杀伤能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