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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传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曾于清末亲临揭阳，为其好友丁日昌的藏书楼“百兰山馆”及丁家花园“絜园”题匾。偶见报章或网络上登载某些文史工作者的文章，也煞有介事地秉持此说。笔者以为此说大谬，大有辨正之必要。 何绍基确实为丁日昌题过“百兰山馆”和“絜园”匾额，但地点不是在揭阳，而是在上海丁氏履任苏松太兵备道时的道署，时间为清“同治四年乙丑立夏先五日”。其依据为何氏所撰之《絜园记为丁雨生观察作》（见何绍基清光绪刻本《东洲草堂文钞》卷四）。 何绍基像 据何晶所著《何绍基年谱》载，何绍基于家乡湖南主长沙城南书院讲席期间，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初春至苏州，过沧浪亭可园，晤李鸿章。与李笙渔由苏州至上海，复至吴门，居‘抢罍室’。两次坐轮船出吴淞口观海。立夏前五日，为丁日昌作《絜园记》”。 阅何氏《絜园记》可知，此年四月立夏前五日，恰逢丁日昌之母黄氏太夫人八十四岁生日，又逢道署西偏丁日昌营造的一处园林小筑落成，双喜临门为表庆贺，丁氏于道署宴请宾客，延请应邀赴宴的何绍基为其所营建园林命名。何绍基即“取絜白戒养之意”（絜，古同洁），用“絜园”两字名之，宾客诸君皆大表赞同。于是何绍基“为榜其园”（以“絜园”两字为园林题榜）。旋又为园中别斋题“百兰山馆”四字，原因如《絜园记》结尾所说：丁氏“馨膳之暇，雅好萟兰，露叶风葩，多至百馀本，亦其志絜行芳之微尚也夫。”这篇《絜园记》，明明白白记载着何绍基题写“百兰山馆”和“絜园”匾额的时间、地点和因由。 何绍基题匾 何绍基来过揭阳吗？查阅何晶所撰的《何绍基年谱》、何华中所撰的《何绍基年谱》以及湖南省博物馆的《何绍基年表》，根本找不到何绍基来过揭阳的记载。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钱松撰著的博士学位论文《何绍基年谱长编及书法研究》上编《何绍基年谱长编》（见南京艺术学院2008年博士论文），其行文记何绍基生平事细化至某年某月某某日，该谱也根本找不到何绍基来过揭阳的片言只语。 有意思的是，该谱写到同治九年庚午年，即1870年，何绍基72岁，此年受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延请，主苏州、扬州书局，为校刊大字《十三经注疏》时，加了如下一段按语：“香港《书谱》杂志曾转载《华侨日报》之《何绍基在揭阳》一文，谓‘清代同治九年秋，大书法家、诗人何绍基，于晚年赋闲时，应同僚好友丁日昌之邀，涉江度岭，风尘仆仆来到潮州府揭阳县。他于客居揭阳时，会文唱和，健笔挥洒，留下了不少珍贵遗迹。’且谓‘何绍基与丁日昌昔年曾在曾国藩门下共席数载，后又同朝共事。’此年何绍基未曾往揭阳，也从未入曾国藩幕，更未与丁日昌同朝共事，上文显为无稽之谈。”（按语见论文第237页） 笔者不知《何绍基在揭阳》一文作者究为何人，也不知其持论所据何来，读《何绍基年谱长编》至此，不禁惊愕《何绍基在揭阳》一文的作者居然有如此胆量胡编乱造杜撰历史，顿觉啼笑皆非，慨叹其学风之不负责任及浮躁沦落！ 有人说，何绍基是丁日昌晚年辞官回揭阳养病时来揭阳的，题“百兰山馆”和“絜园”也即在此时。此一说法也毫无依据。 丁日昌于光绪元年（1875年）秋，在沈葆桢的推荐下，出任福建船政大臣，兼署福建巡抚。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专任福建巡抚。有关史料载，丁氏晚年于福建巡抚任上辞官病退回家休养，时为清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而先此四年，何绍基则已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月间七十五岁时在苏州省寓病逝，他一生既无缘前来揭阳，更不可能于此再为榕城藏书楼“百兰山馆”和丁家花园“絜园”题匾了。当年揭阳榕城丁氏藏书楼和丁家花园，仍沿用上海“百兰山馆”和“絜园”旧名，可以想见丁日昌对这两个名字的赏识和对老友何绍基的深切怀念。 据笔者所知，丰顺县博物馆藏有何绍基所题“百兰山馆”木匾一块。据该馆称，此系榕城丁日昌藏书楼百兰山馆原有匾额，原来藏于民间，1986年秋由收藏者捐赠给该馆。木匾为隶书阴刻，匾长151、宽53厘米，每字大20厘米，落款为：雨生仁兄属题，弟何绍基。又据笔者所知，揭阳市丁日昌纪念馆曾据此匾复制一块，近日榕城区博物馆又据此再复制一块。 丰顺县博物馆所藏此木匾，若果为清末挂于榕城丁氏藏书楼之原匾，此匾究竟系当年丁日昌在上海之原物，还是丁氏回揭养疴时重新刻制，史已无可考证，然其字系何绍基手迹则毋庸置疑。而当年“絜园”匾额也随榕城丁家花园的消失早已荡然无存。再去考究丰顺县博物馆所藏“百兰山馆”木匾为何时之物、寻找“絜园”匾额的下落，已不可能也再无必要，但鉴于何绍基来揭阳题写“百兰山馆”和“絜园”两匾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否定此说，以正视听，不让谬种流传，则是为史者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一件事。 附：何绍基清光绪刻本《东洲草堂文钞》卷四中《絜园记》书影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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