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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生活在江汉平原，看着水稻生长，吃着米饭长大。 有些高田旱田，也种点小麦。小麦收成后，磨成面粉，庄稼人驮着它，走村串户换大米。 主妇们换来面粉干什么呢？发粑子。 发粑子，一年难得有一次，是家里的大喜事。通常是五六月间，端午前后，荷叶绿的正当时，拿荷叶垫在篜笼底。 秋妈妈换好面粉，估摸着发粑子的日子后，她先酿一盆甜米酒出来，再安排秋秋去接外婆来吃粑子。出嫁的大女儿离得不远，也得请回来。这个不用亲自去，来来往往的行人，带个口信。 外婆来了，大女儿回来了，秋妈妈的面也发好了。一大早，秋秋去荷塘里摘几片最好的荷叶回来，开始篜粑子。 当粑子热气腾腾地出锅时，当然不能自家人独享。裁缝婆婆家，送两个去。王婆婆家，送两个。二婆家里人多，端三个去……等该送的都送了，一家人才坐下来吃，喝米酒，聊家长里短。 每次吃到秋妈妈发的粑子，就像过节一样。时隔经年，我还记得那个味儿。有荷叶的清香 ，有酵母的酒香，有甜香，有面香…… 故乡发粑子，其实就是北方篜馒头。我如此说故事，一个北方人听了，或许会发笑，馒头这样稀罕？ 那个年代，的确如此。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意思。我相信，他们一笑之后马上会明白，北方人吃顿大米饭，和南方人吃顿馒头一样宝贝。记得当年，我来武汉后，每次回老家，还给爷爷奶奶带十个八个馒头回去当接物。 这时候，我带回去的馒头，和故乡的粑子，有了些区别。它更接近北方的馒头，紧实，没有甜味。 馒头的发源地在北方，武汉是全国中心，馒头在这里是分水岭。既有南方的发面馒头，蓬松如同面包。也有北方的老面馒头，一层层面香味扑面而来。 从这个城市往南走，馒头越走越小，越没有看相。去郴州旅行，临走那天早上，在当地买了六个馒头，买的时候，苹果大。赶船赶车的，饿了，拿出馒头，只有鸭蛋大小。如孩子玩的气球，鼓鼓涨涨，只隔一夜，一肚子气在时间的流逝下，慢慢消了。 南方是稻米产区，主要的食物是米饭，馒头在他们眼里只是点缀，也或一场花事，做馒头也就是漫不经心的。而北方不同，人们赖着馒头填肚子。听说一个捏好的馒头，还未上篜笼，石头一般硬，可以拍死人。北方的馒头还爱美，玩具般各种各样形状。 米饭和馒头，最大的区别在于米饭要配着菜吃。而馒头，白口嚼就很有味道。那个年代的乡下，孩子端碗白米饭坐在门槛上咽，来来往往的人多会同情他家穷，没有下饭菜。但若是北方孩子，拿着馒头啃，就是好日子。 这是阳光和水的区别。水稻水稻，水泡着生长，谷物的醇香和厚重淡远了很多。麦子麦子，生长在北方，雨水少，天寒，土地密实，周期长，吸足阳光气息。从某种意义上说，麦子比水稻有营养。北方人大多壮实高大，是有道理的。 那是不是大自然就偏心呢？不会。南方的米食要配菜，就是公平。南方的菜多，更体现着公平。水多，有水的地方就有鱼。鱼米鱼米，是这样来的。鱼米鱼米，意思是吃着米饭，有鱼做下饭菜，是最好的食物搭配。 相对来说，北方的食物链稀薄一些。物质匮乏的时候，北方人家篜一箩筐馒头，每天煮点稀饭，炒点咸菜，就着馒头一餐。那锅，常年炒咸菜，嵌进去一层盐，偶尔炒点青菜，不用再额外加盐。孩子上学急，等不得喝稀饭，母亲拿一个冷馒头，掰开，抹一层猪油，洒点生盐，递给孩子，就是最奢侈的了。 馒头，有很大的来头。明代郎瑛在其笔记《七修类稿》中记载：“馒头本名蛮头，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之征孟获，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以祭，谓之‘蛮头’，今讹而为馒头也。” 传说，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蛮之后，搬师回营。过江，被战死冤魂所阻。心急如焚，请巫师指路。说是用人头祭奠河神，求神降福惩魔，保佑生灵。诸葛亮不忍，于是命令杀猪宰羊，用面皮包成人头样作“蛮头”，投入水中供奉。 再爱吃馒头，去了北方，断断不可说买六个。作家韩寒，上海人，有年去山东，一路忍饥挨饿，到了饭店，听说馒头好吃，让服务员先送四个馒头。过了一会儿，四个大馒头驾到，一个个，恍如“人头”大小，惊得目瞪口呆。 南方馒头发性在外。南方人，饿了吃几个南方馒头，喝点水，大抵不碍事。而北方馒头不同，发性在內。去北方，饥肠辘辘，吃几个馒头后，万不可喝水，那是要人命的。 电影《活着》里，孕妇生产，危险，接生婆拿不下来，孕妇危在旦夕，听说“牛棚”里有城市医院来的大教授。请来时，大教授饿的站不住。有人说，赶紧拿大馒头来。教授一口气吃七个，再喝一盆水，更站不起来，自己也危在旦夕。 现在想来，我的故乡人不叫馒头，是有自知自明。或许是发酵的原因，粑子虽是馒头样，却蓬蓬松松，可以一把捏很小。甜甜的带些酸味酒味，些许塞牙。吃了不撑人，有时想拿它抵饭，还不行，空落落的，觉得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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