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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古集真 古越雄风 1983年发现的广州南越王墓是目前所知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汉代墓葬，墓主人为2000多年前南越国的第二代君主赵眜。该墓出土有1000多件套10000余件文物，其中，兵器武备类文物数量多、种类全，且短兵器、长兵器、远兵器及防护武备均有涉及，为我们了解南越国的军事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剑乃百兵之君，历来受到中国人的重视。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剑有11件，大多摆放在赵眜身体两侧，其以铁为芯，以漆木为鞘，以玉为饰，并以丝绢包裹后放入墓中随葬，足见其珍贵程度。  秦汉时期佩剑成风。剑不仅是征战沙场所用的兵器，还是一类重要的配饰。剑的长度以及剑饰的材质、数量，皆与佩剑者的身份等级密切相关。南越王墓出土最长的铁剑现存长度146厘米，因其是玉具剑，配上剑首、剑格、剑璲、剑珌以后，整体长度可达153.6厘米，这是目前所知汉代最长的剑。根据《汉旧仪》等文献的记载，汉朝天子所佩之剑长七尺，约等于今天的161.7厘米，南越王的这把铁剑虽然在剑珌处略有缺损，但是换算为汉尺后依然有6.65尺之长，极有可能就是一把“天子之剑”，也是赵眜僭越自封为“南越文帝”的物证之一。 此剑的做工亦十分精良。剑茎的核心是铁，上下夹有木片，继而髹漆，外部还间隔捆缠有丝与麻质的辫带，如此一来，铁的刚性、木的韧性、漆的防腐性能及丝线增大摩擦力的作用便可融为一体，从而达到“刚柔并济”的效果。剑鞘用两片竹片合成，缠丝绢，髹漆，其上再以宽约7毫米的丝带捆缠，每圈相叠1~2毫米，其上的玉质剑饰分别雕有卷云纹、涡纹、螭虎、熊纹、铺首纹及云雷纹，刻画精细、活泼生动。 对于身高约170厘米的赵眜而言，若想要将这样一把长剑从剑鞘中抽出，或许还需费些力气。据《史记》的描述，在荆轲刺秦王、秦王拔剑时，就曾出现“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的情况，故与实战相比，此类长剑更重要的作用应在于彰显南越王的尊贵身份与王者威仪。  除了铁剑，南越王墓还出土了1件铜剑，长不足50厘米，剑身短且宽，形制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楚式剑，有可能是赵眜本人当年收藏的一件古董。 矛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武备，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将其作为长柄兵器使用。完整的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矛头、矛柲（柄）、矛镦。南越王墓出土的矛共8件，其中2件铁矛尤为值得一说。  这2件铁矛的柲部为“积竹柲”，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做法：先将竹子劈削成一根根小竹条，并将其捆扎为一束作为主体，再于竹条外层包裹上与镦的弧度吻合的小竹片，最后用丝线革带一圈一圈规则地捆缠。以此法制成的柲紧密结实且富有韧性，在使用过程中不易发生折损。   矛头（筒部）表面鎏金，且有以错金银工艺装饰制成的套叠式三角形纹样，矛镦也同样采用错金银工艺装饰了复杂的流云纹，线条细致流畅、灵动异常。错金银工艺需要在矛头或矛镦表面预先铸出或錾刻出纹饰所需的凹槽，然后将金银丝、片嵌入凹槽中、锤打牢固，再将其整体打磨光滑，达到突出图案的装饰效果。如此精美华丽的2件铁矛，很可能是南越王卫队的仪仗用器。此外，在1974年发掘的长沙咸家湖陡壁山1号汉墓中，也发现了与之极为相似的矛头（筒部），很可能是楚、越两地交流的结果。 戈是一种横刃的长柄兵器，主要依靠前锋啄杀和下刃勾杀造成伤害。在古代，“戈”字常与“干（即盾牌）”连用，合称为“干戈”，后来逐渐成为各种兵器的统称，而“动干戈”亦成了军事行动的代名词。因此，在中国的象形文字中，凡与兵器、军事、战争相关的字，多从“戈”，如武、伐、战、戎等。  在南越王墓出土的4件铜戈中，最特别的莫过于“张仪铜戈”，其器身上刻有“王四年相邦义”等字样。“王四年”即秦惠文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334年，是铜戈的制作时间；“义”通“仪”，指的是战国时期著名外交家“张仪”；“相邦”是辅佐君主治国的重臣和中央兵器铸造的最高督造者，意味着铜戈由相邦张仪督造。秦国有“物勒工名”的制度，以保证产品质量。器物的生产时间、督造者、实际制作者等信息均会如实记录于器物之上，一旦器物出现质量问题，便可直接追查相关责任人，即所谓“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 南越王赵眜下葬的时间为公元前122年，距离铜戈的生产已有200多年，可谓当时的又一件“古董”了。这件兵器可能是随着秦军南下，被南越武王赵佗带至南越国，并保存至南越文王时期，后作为随葬品被埋入墓中。（节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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