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是古代世界文明交流的佳话，千年来，两大文明互通有无，相得益彰，既发展了科学也繁荣了商业，其卓荦成就泽被世界，影响深远。本文旨在以阿拉伯文、中文文献及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唐朝至明朝期间阿中友好对话与交流进行回顾，并为今后的友好交往提供历史借鉴。 一、唐朝时期阿中民族间的文明对话 阿拉伯半岛连接了地中海与远东的古代商路，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大食人(阿拉伯人)与中国人的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利。中国人对自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起便开辟的连通西亚和东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了然于胸，而大食人也成功开拓了从红海、阿拉伯湾、印度洋，经马来半岛直至中国南部的道路。循着这条古道，各国使节、商贾、学者和旅行家纷至沓来，各色货物及宗教也不断涌入，一切都已就绪，两大文明间绵延千载的精彩对话即将展开。[1]127，134 伊斯兰教传播前，大食人已在中国侨居，中国文献古籍中关于他们生活状况的记载非常丰富。北魏(公元386-557年)时期的史料表明，曾有为数众多的大食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在中国某些城市定居，其中包括今河南洛阳。[2]32公元622年即迁徙麦加之前，大食人便已在广州建蕃坊。[3]8唐朝(公元618-907年)时期，他们已被纳入政府的管理范围。据《唐会要》卷一百记载，包括大食人在内的异国人同当地女子通婚，接受政府管辖。[4]7 阿拉伯何时开始发现并意识到与中国保持对话与交流的重要性？这个问题可以在阿拉伯古籍中找到答案。穆卡达西在《地域知识》中提到：哈里发欧麦尔修书给伊拉克的将领，敕令他在通往中国的海路上建造一座位于波斯和阿拉伯帝国的城市，即巴士拉。[5]117哈里发曼苏尔非常重视与中国的交流，历史学家泰伯里(号艾布·贾法尔)曾提及，当762年曼苏尔为阿拔斯王朝的新都巴格达城奠基时说过，“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6]614在这一点上，阿拉伯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不仅和统治者们达成共识，而且成为文明对话的中坚力量，其中有：马苏第、胡尔达兹比、伊本·法基、伊本·罗斯特、来自西拉夫港的苏莱曼、伊本·欧拜德·阿卜杜拉·本·嘎西木。正是得益于他们的著作，阿拉伯和世界才开始了解中国。这些书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制度、文学、宗教、物产、医学，甚至还指导人们如何前往中国，中国与阿拉伯的港口，如波斯离(巴士拉)、苏哈尔、俄波拉、阿宜宰布、索马里的阿丹(亚丁)等就此形成了紧密联系。①[1]142-190，[7]323-357 阿拉伯历史、地理古籍中现存的大量关于中国的翔实资料，足以证明这种文明对话的深度、频度和广度。中国的有识之士同样对此报以热忱，虽然相隔万里，但他们对生活在那个友好文明国度的人民并不陌生，地理学家贾耽(公元730-805年)在《广州通海夷道》中详细记载了从中国通向阿拉伯地区的航线，其中还特意提到索马里的泽拉港、亚丁港、苏哈尔、俄波拉及巴士拉。[8]92 公元726年，漂泊在外11年的中国人杜环终于回国，居住于库法并在阿拉伯各国游历的经历为他写下《经行记》提供了大量素材。在书中，他积极正面地描述了大食人的形象、文化状况、繁荣的经济以及规划有序的城市，还特意提及在伊拉克有许多中国画家与织络者(即纺织匠人)，其中二人名为樊淑和刘泚[9]。《旧唐书》与《新唐书》正面介绍了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二者均以热情洋溢的笔调赞扬了先知穆罕默德其人其事。[10] 无疑，官方和民间的重视程度加深了阿中文明的相互理解。大食人与中国人在唐朝期间频繁交往，直接促成了古代第一次文明对话的盛会在长安(今天的西安)举行，正如李约瑟在对中国科学与文化考察之行中所描述的那样，阿拉伯、古叙利亚、波斯的学者蜂拥而至，与中国、高丽、北部湾(印度支那半岛)的学者齐聚长安，在首都长安雅致的亭台楼阁里交流宗教与文学。[11]125由此可以断定，巴格达和长安的确是古代文明交流的重要中心。 阿拉伯学者前往长安进行交流并学习中国科学知识的同时，中国的学者也不远万里来到巴格达，向阿拉伯及穆斯林学者求学问道。伊本·纳迪姆在《索引书》中提到，有个通晓阿拉伯语的中国人住在阿拉伯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拉齐家中，跟随拉齐学习知识，并记下了格林的十六卷著作。[12]25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仍未在中国现存的古籍中找到这些译本。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堪称中国通的阿拉伯专家，其中首推伊拉克商人苏莱曼。他是商人，更是一位杰出的实地考察家，也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第一位汉学家。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详尽描述，记载了大量关于教育制度以及中国与侨民关系的宝贵资料。他对中国的某些宗教如佛教起源于印度之说十分熟稔，对当时大量使用的纸张产生了浓厚兴趣，还首次向世人介绍了中国的饮茶习惯。[13]49此外，苏莱曼还是当时记载唐朝及中阿社会、穆斯林统治者重视友好往来并优先发展双方关系的第一人。他在书中提到了广州穆斯林社区(蕃坊)中的蕃长，“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做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异议。因为他的判决是合乎正义的，是符合尊严无上的真主的经典的，是符合伊斯兰法度的。”② 至公元9世纪，两大文明间的对话已持续了200余年，居住于中国的阿拉伯—伊斯兰侨民以及阿中混血的后代已然成为中国人口与文化构成的一分子，他们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与文化，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类拔萃，唐朝古籍对此多有记载，落籍中土的大食人李彦生凭借对中国哲学及文学的深厚造诣荣登进士第，获取了在朝堂谋职的资格。[14]13-40在笔者看来，伊斯兰与儒家的对话正是自唐朝始，而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始于元朝。这些阿拉伯—穆斯林的先驱学者们所登的进士科类似于今天的博士学位，若非对以儒家之道为要义的中国古代哲学及其思想领悟至深，绝不可能获此殊荣。从中可以肯定，穆斯林学者早就注意到了儒家之道与伊斯兰教思想之间极大的相近与契合。 二、宋元时期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 宋朝时期(960-1279年)，大食人在教授中国语言及文化的学校里旁听学习，伊斯兰教法官穆斯林的哈的穿起了中国的服装，阿拉伯的外交使节与商人对中国的宗教和文化表示了极大的尊重，他们与中国人一起走进寺庙与道观……这些都是双方深入交流的明证。[14]41-51 为了促进交流，互市应运而生，这是古代世界的第一批经济自由贸易区，广州和泉州等地均在此列，包括阿曼商人在内的阿拉伯商人兢兢业业，对建立、繁荣、管理互市和港口委实功不可没，辛押陁罗便为其中典范，中国古籍对此人多有提及。据笔者考证，此人原名为阿卜杜拉，曾于广州城的蕃坊中担任蕃长，遂以商入仕，被任命为侨民的长官。而穆斯林商人名为蒲寿庚者实为阿拉伯裔，原名可能为艾哈迈德·绍基，此人曾任提举市舶司。[15]48-50，58 元朝时期(1271-1368年)，阿中两大民族间的交流极为和谐与默契，阿拉伯语、中文及波斯语古籍对此均有大量记述。伊本·白图泰游记记录了当时在中国的回回与穆斯林的状况。由此可见，元朝统治者不仅延续了前朝对外交流的积极政策，还将其发扬光大。伊本·白图泰写道：“中国每一个城市都设有谢赫，掌管穆斯林事务。另有法官一人，处理他们之间的诉讼案件。”“他们都受到人们的称颂和尊重。”[16]248回回和外来穆斯林在元朝的庙堂之上官居显赫。艾布·朱拜勒说道：“穆斯林在蒙古宫廷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中有的是文学家或军队将领，有的则在政府各部门担任要职。数学领域获得极大发展，大数学家纷纷涌现，其中某些人甚至还担任了大臣。”[17]124忽必烈所颁布的法令和圣旨甚至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和波斯语。[18]276 1311年之前，处理伊斯兰教事务的官方机构蕃长司已经建立，并于1312-1328年间进行了机构重组。皇帝颁布圣旨支持建立回回学校，以发挥其在科学方面的先驱作用。1270年，忽必烈在元朝的大都和上都分别设立伊斯兰式的医疗机构广惠司。穆斯林在中国设立了许多回回学校，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真定③的回回学校，除教授伊斯兰教知识外，还设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元朝皇帝在大都和上都为达官显贵设立医院。1289年，专事教授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书法的全国性机构创办，此外，它也可能教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18]273，274，284，286同年，为穆斯林青年开办的回回国子学创立，并于1314年扩大为回回国子监。[18]285，[19]211 公元13～17世纪，希吉来历曾为中国的历法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20]324利用七曜纪日的方法也由阿拉伯和穆斯林天文学家首次引入并运用于中国历法。[21] 阿中学者从对方的医学典籍中大受裨益，正如拉施特在列出拟编写的总书目后说道：“我们想在这套丛书中加上以前未曾被列入的典籍，但它们早已在各国散佚。我们费尽心力终于找到了其复本。我将它从中文译为波斯语，然后又译为阿拉伯语。即第一部：介绍中国的脉学的理论与实践；第二部：我们正在使用以及未使用的针灸学；第三部：从本草和方剂两部分介绍中国的药物学；第四部：中国人的典章礼仪。[17]元朝崩溃后，在大都的宫廷中共发现了36册阿拉伯及伊斯兰医书。[18]406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对话在元朝达到巅峰。文明之间的交汇、交流与融合产生了巨大合力，一大批阿拉伯裔和穆斯林思想家、作家、诗人和儒学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官至回回炮手总管的瑁实戴(也译为瑁实带)便为尊崇儒家学说的儒学家之一，驻军河南时曾以其家资费时十年建立书院。其子慕颜帖木儿，本名或为穆埃伊农·帖木儿。此人亦有学行，曾造藏书阁收录儒家经典。二人均曾生活于延佑年间(公元1314-1320年)。[19]63 回回和外来穆斯林不仅尊崇儒术，还在文学方面颇有建树，是中国古诗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群体，其中的著名诗人有：萨都剌、丁鹤年、马元德(吉雅漠丁)、鲁至道、哲马鲁丁、别里沙、仉机沙、买闾等，但若论其中较为杰出者则非萨都剌莫属。此人原名萨阿都·拉(Sa'd Allah)，字天锡，生卒年份为1272年至1348年。④据中国古籍记载，他生于穆斯林世家，中国文学家毛晋称赞他为“南国名家⑤。今其诗诸体具备，磊落激昂，不猎前人一字。”[19]63萨都剌的诗作刻画了元代的社会生活，他长于言情，以人文关怀之心抨击世间不平，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佼佼者，他才思敏捷，著作颇丰，其诗集《雁门集》时至今日仍脍炙人口。元末杰出穆斯林诗人丁鹤年与萨都剌不分伯仲，他浸淫儒家学说多年，深谙中国古典诗歌之道，诗风独特，令人叫绝。但可惜只得两部作品集传世，即《丁鹤年集》和《丁孝子集》。穆斯林文人高克恭诗画并举，对中国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历史及文学研究独到。[19]150-156，210，300，303阿拉伯穆斯林赡思(1278-1351年)既是政治家又是历史学家，曾在中国科学和文化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他博于经学且精于易学，曾编撰12部文集，内容涉及儒家、道家、占卜、地理、历史、水利(例如其著作《河防通议》)，并编译了《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笔者认为，《西域异人传》中包括了先知穆罕默德及一些作家的生平传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南京大学研究元史的陈德之教授推测正确的话，这部作品还很有可能记载了阿拉伯地区极为宝贵的地理历史资料。令人遗憾的是，《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这两部作品早已散佚。[22]406 穆斯林女性也对文明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明史》及其他文献资料都证明，她们中曾产生不少杰出的诗人及文学家，穆斯林女文学家月娥为元末武昌县的达鲁花赤⑥哲马鲁·丁的女儿，通晓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甚至可以用汉语写作。[19]282 尤需一提的是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和也黑迭儿。赛典赤·赡思丁曾历任不同官职，但在任期间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的繁荣和进步。于云南就职期间赛典赤政绩卓越：兴水利、教耕种，积极引入该地缺乏的物产；省徭役、轻赋税，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23]2云南人民开始脱贫致富，昆明第一次成为云南地区文化、经济和贸易中心，而云南也就此走向繁荣，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关心鳏寡孤独废疾者，为他们提供衣食。[23]106虽然他有许多事迹值得称道，但其中最能引起笔者关注的是他采取的宗教政策以及处理与当地各民族关系的种种举措。他不仅修建清真寺(如永宁寺和南城寺)，还修建庙宇和学校、大力推行儒学教育，是云南有史以来建孔庙、办庙学(1274-1276年)的第一人。他十分重视医学、天文等其他知识的教育，由他创办的文庙是第一座不以民族、家庭背景为考核条件的学校。[19]58他购置学田，并对外租赁，此举既为学校筹措经费，也为各族子弟入学大开方便之门。[23]56包括云南少数民族志在内的一些中国文献都记载了当地少数民族与赛典赤·赡思丁缔结的美好情谊，他尊重当地少数民族及其生活方式、宗教、文化遗产，而百姓也在其管辖下安居乐业。在他任职六年后，大理国接受了中央政府的管辖，成为中国的一部分。[23]59一些中国学者都注意到赛典赤·赡思丁注重建孔庙、办庙学，采用儒家学说对当地百姓加以教化，但令人疑惑的是，既然他笃信伊斯兰教，却何以在云南舍伊斯兰教而求诸于儒家学说以经世济民。有些学者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便将其归结为赛典赤·赡思丁接受汉化的结果。但另一名中国学者王建平却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云南边陲历史文化悠久，早在元朝之前就已经与中原文化相通，云南人民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包括赛典赤·赡思丁在内的回回官员正是得益于此，才能促进该地区的稳定和社会发展。”[24]72，但更要指出的是阿中文明的交流源远流长为他充分理解当地文化奠定了基础，儒家学说与伊斯兰教教谕中的众多不谋而合之处令身处中国的穆斯林对儒家学说怀有天然的亲近感。因此，他在当地大力推崇儒家学说不足为奇。事实上，他恪守伊斯兰教教谕，因此才能以公正公平之心尊重他人及其文化与经济权利。赡思丁在云南推行的伊斯兰教政策的确大获成功，伊斯兰教的影响在云南境内随处可见便是最好证明。当他去世时，云南的少数民族无不为之悲痛扼腕。七百余年来，云南百姓不论其宗教、文化背景如何，都对这位德才兼备的咸阳王交口称赞，他与百姓之间的深厚情谊从中可见一斑。赡思丁从伊斯兰教的公正中汲取养分，从而具有正直的秉性、广博的学识以及真诚尊重他人的品格，其人道主义精神和宽容的性格无疑对当地百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各族百姓虽在生活、宗教、文化等方面各不相同，却亲如兄弟。正如《古兰经》中所言：“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49：13) 也黑·塔西尔是元朝杰出的穆斯林建筑学家，中国学者称其为“也黑迭儿”⑦，其生平记载于中国古籍，也可见于为纪念其子马合马沙树立的石碑。据石碑记载，他的祖先应为唐朝的大食人。元世祖忽必烈任命其掌管茶迭儿局⑧，负责建造元大都。也黑迭儿在规划时呕心沥血，受任劳贳，夙夜还遑，力图使整个设计宏大巍峨。他不仅着力凸显皇宫整体的庄严富丽，宫殿、大庙、钟鼓楼等的恢宏华丽，还精心规划城墙、宫门、都城内的通衢及民居、宫城内的官署、宫阙，力图使各处设计浑然一体。[19]219-249 1264年，也黑迭儿提议建造的琼华岛终于开始动工。[19]219-249琼花岛、北海、园林与皇家宫殿有机融合，是中国传统建筑学的杰出代表，充分体现了他的建筑风格和审美旨趣，对时空概念和中国文化、文明的精准把握，以及对“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帝都建筑理念的深刻理解。这项伟大工程深得元世祖的赞赏，然而过度劳累使他在都城完工不久便溘然长逝，其子孙如马合马沙、木八刺沙、乌马儿等人继承了他的衣钵，均任职工部，掌管茶迭儿局，致力于修缮和续建他所设计建造的元大都。[14]51-59也黑迭儿于1258年建造的都城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北京城面积相当，是如今北京城的基础，当年也黑迭儿规划设计的宽敞街巷至今仍得以保留。东单大街、西单大街、东四大街、西四大街、东直门大街、鼓楼西大街、朝阳门内大街……这些街道在元大都时便已存在，只不过街名略有不同而已。⑨[25]6-7但如今徜徉于紫禁城、漫步于其宽敞街道、欣赏北海公园美景的中国人以及外国游客中又有几人知道这位伟大的阿拉伯建筑师也黑迭儿。 三、明朝(1368-1644)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持续 明朝时期，最能彰显两大文明交流成果的便是明朝政府派遣郑和几度下西洋的伟大壮举。1405-1433年间，郑和带着中国朝廷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友好文书，数次率领船队前往阿拉伯国家和沿海港口进行友好交流。船队浩浩荡荡，在每个阿拉伯港口和城市均受到盛情款待。据《明史》记载，郑和曾经站在佐法尔国王面前宣读明成祖的诏书，佐法尔的国王立刻“差头目遍谕国人”，并与中国船队交换物产。[26]郑和将友好文书传递给也门、索马里、阿曼、麦加的苏丹和国王，其船队可能到过吉达，也可能到过苏丹东部的阿宜宰布。而阿拉伯国王、苏丹和王子也分别从剌撒(哈萨)、阿丹(亚丁)、祖法儿(佐法尔)、天方(麦加)等地出发，带着友好文书和各色礼物前往中国进行回访。[27]63-64 15世纪中叶，文明的交流在欧洲试图控制古代世界的港口和交通要道的野心中遭遇重挫，印度洋、阿拉伯湾、红海沿岸及港口的居民在听惯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船队的号子声后，第一次听到了西洋船队的隆隆炮声。西方的军事征服阻隔了红海到印度洋之间的商路，也妨碍了阿中两大民族间的文明对话，然而对话并未完全中止，因为自15世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穆斯林正如两者之间的桥梁，始终保持着与阿拉伯地区的联系。⑩ 四、结语 因篇幅所限，笔者只能如蜻蜓点水般对中世纪阿中文明漫长的对话交流史加以概述。它有力地证明了文明共存共生的必然性，消除了战争，弥合了嫌隙，也藉此表明：肤色、种族、性别与宗教并不是障碍，文明之间并非只有冲突。 阿中人民树立了公认的道德准则，从而让文明交流的成果泽被世人。中国的货物、纸张等各项发明、艺术及包括茶文化在内的习俗经由阿拉伯人之手源源不断地向外扩散，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也由此巩固和凸显了在古代世界中的地位。 双方的经济在交流中获得双赢，古代世界的第一批经济自由区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苏哈尔、俄波拉、波斯离、阿丹、阿宜宰布、忽鲁谟斯等经贸中心得以建立，掀起了古代世界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阿中商人、外交使节充分意识到和平发展双方关系、加紧经济交流的重要性，为此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积极为船队和商队开拓道路，他们在两者的经济间缔结牢不可破的联系，然后以融为一体的巨大经济共同体身份面向世界市场，推动了最早的全球化浪潮，促成了带有独特阿拉伯、中国特色的自由资本流通。 交流促进了宗教研究，而其他国家直到几个世纪后才意识到其重要性。在双方关系发展的繁荣时期，为数众多的穆斯林和中国学者、教法学家致力于宗教、哲学的研究，探究伊斯兰教和儒家学说的异同。第一批通晓中国问题及文化的阿拉伯和穆斯林专家于唐朝涌现，因此笔者有理由认为，宗教领域的对话始于唐朝，在元朝达到巅峰。 阿中文化的宽容性为两者的对话营造了和谐氛围，旅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在整个中世纪都享有极大的宗教和文化自由，中国宫廷赋予了他们在其聚居区内享有多项权利的自由，这种类似于现代意义上自治管理模式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他们可以按照伊斯兰教教法行事，也可自由地与海外的穆斯林及哈里发保持紧密的联系。 笔者注意到，当其他民族，如意大利民族开始关心在中国所保留的文化遗产、印度人试图重绘中印之间的丝绸之路并追寻泉州的印度文化遗迹、西方人大张旗鼓地宣扬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犹太人在中国寻找他们曾经留下的痕迹时，在中国拥有历史遗迹最多的阿拉伯人和外来穆斯林却对此漠不关心，浑然不知竟有如此众多的古籍和古迹在默默等待他们的眷顾。因此，笔者特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引起对中国现存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遗产之重视和保护，以史为鉴，方能为未来的对话与交流开辟道路： (1)应尽早在云南建立赛典赤·赡思丁研究中心并为其建立纪念馆；[23]同时，在布哈拉，为赛典赤·赡思丁家族的历史研究提供资助，以弥补在布哈拉及中国两地研究赛典赤·赡思丁家族史及其地位时史料的不足； (2)与伊斯兰国家的历史研究机构、阿拉伯驻京使馆及中国相关机构合作，争取每年或每三年召开一次会议，以纪念赛典赤·赡思丁，以弘扬他在阿中文明对话以及为中国的繁荣和稳定所做的贡献； (3)阿拉伯相关机构应为保护云南地区赛典赤·赡思丁的历史遗迹贡献力量，其中包括他带领修建的水利网、清真寺、庙学基础设施以及他的坟墓等； (4)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建筑史研究中心合作，建立阿拉伯建筑师联合会，并与阿拉伯驻京使馆与中国相关机构进行协调，在北京组办年会，纪念北京城的建筑者也黑迭儿，讨论其建筑成就； (5)在也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苏丹国或其他郑和曾经到过的阿拉伯国家举办国际会议，纪念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 (6)鉴于阿拉伯半岛在见证伊斯兰教诞生中的重要意义，应与某个海湾国家召开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对话的国际会议，而此前阿拉伯国家从未举办过任何儒家学说与伊斯兰教对话的论坛； (7)泉州至今仍然保留了许多历史遗迹，如清真寺、道观、佛寺以及教堂的遗址，以及为数众多的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以及其他各种宗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印度人的坟冢。因此，建议中国政府能在泉州召开国际会议或论坛，探讨文明对话，共襄盛举。 参考文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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