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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如果您满意于下面的图文，请让更多的人关注“鹭客社”。 我知道，故乡终究要远去。 只是那座富士山般的祖山，依然指引着我思乡的方向。 南胜记忆：如若归乡亦惘然一直到离开故乡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了解起这座名为南胜的小镇。 今生今世，已经很难回到故乡定居了。那里是我生命的起点，但不会是终点。半年前曾携妻女回乡走走，心里有些伤感，因为物易人非，看不到我赖以成长的骑楼街区，看不到那些临溪古渡，也认不出那些曾经谙熟的面孔。我是十三岁离开南胜到县城念书的，期间虽有短期的探亲，但已经是如客了。此次回乡，特意前去寻访出生所在的土楼 —— 洋底楼。洋底楼其实是无名的，只因村民把它盖在田洋之上，故谓为洋底。当我循着印象找到它时，已坍塌得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栋。大门倾斜得厉害。土楼内部断壁残垣，杂草丛生，以至于有人种上了香蕉和南瓜。 阿公阿嬷住的主屋在楼内，父亲母亲昔日的婚房（我出生的房间）则是护厝，正对着主屋的后窗。我记得护厝附近有一片竹林，屋前是溪石砌就的小道，屋后有个小小的庭院，庭院里长着一棵龙眼树。正在我模糊地辨认着时，午后的阳光穿过云层，直接照耀在土黄的残墙之上。一种久违的温情油然而生，这是我的乌篮血迹啊！ 记得童年时的一次暑假，我在洋底楼度假时，曾跟阿公要来钥匙，打开紧阖已久的房门，开启尘封的抽屉。在那里，我找到了父亲在内蒙古当兵时写给母亲（一位乡村女裁缝）的一封封情书。如今，两老都已是古稀之年。这段青春激情的岁月，除了我已无人知晓。 站在洋底楼的废墟上，穿过残垒与叶隙，可以眺见远处的矾山。这是座亿万年前的古火山，是我们林氏族人的祖山。无论山上与山下，皆生活着诸多林姓乡民。我从未去过顶峰，只是在半山腰的亲戚家住过一宿，那地方叫凤尾锥。整座凤尾锥只有一户人家，且都居住在一列仅有两层高的土屋里。在凤尾锥，既可以仰望高耸峭拔的矾山顶，也可以俯看山下田野纵横的南胜平原。 山上盛产一种名叫枳壳的药材，看起来比一般的桔子大许多。过春节时，小镇的居民喜欢在电视柜上摆放一对枳壳，以示吉祥喜庆。小时，曾有人送我家一对枳壳，嘴馋的我终究抵挡不了诱惑，偷偷剥了皮吃，才无奈地发现，此物竟是皮厚仔大肉少，压根就不好吃。 我曾与父亲一道在矾山山麓一块名叫金交椅的山地，种了数百棵果树。那一带应该有古墓，我曾在拔草时捡过锈迹斑斑的铜钱。事实上，我们就有一位先人安葬在那里，只是那不算古墓。果园的路是我开的。那时我是中学生，喜欢诗歌，曾一边举着锄具干活，一边酝酿着诗句，直到不小心滑下草莽，浑身扎满了荆棘的尖刺。刚种山的那几年，我们间种了西瓜。据说也就是头几年能种出好瓜，拓荒几年之后，山地也就变得贫瘠了。有种瓜就有卖瓜，所以我也曾卖过瓜。结局都很可笑。第一年卖瓜时，卖没多少，就担心瓜烂掉，将大量的好瓜贱卖给猪场喂猪；第二年，瓜快熟时，瓜地里神秘地少了许多瓜。后来真相大白，原来是邻家的瓜农，把我们的瓜剪下来后，搭在他家藤下，等天黑了，再偷偷挑走。 不只是种瓜难，即使是果树结果了，也是让人发愁。我记得刚开始我们种的是荔枝。有一年，年头好，荔枝果长得跟葡萄一样，一串一串，密密麻麻地，形势喜人。但采摘时，我才明白，这摘荔枝，简直就是杂技活。好不容易把果实采摘完了，剥一粒尝尝看，坏了，荔枝核让虫子给蛀了。 我在矾山劳动的经历，让我对乡村的现况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对农人的艰辛也有了比较直接的体会。每次我看到矾山的远景时，我会想起这段心酸的往事。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行驶在蝉声阵阵、坎坷不平的山荫道上的感觉，不会忘记一路上不时遇到的黑森森的乡村神庙，不会忘记无处不在、不断袭击裸露手臂的长脚蚊，不会忘记太阳下山时仿佛会咬人的暮色中的树影。 从画面感上讲，这种情景完全可以和宫崎峻的动画片一比高下。 南胜旧大桥 我便出生在这样的地方。这里有群山、溪流、古渡、桥坝、骑楼老街及散布于溪畔田洋的土楼。关于土楼，祖母生前曾告诉我，在她年纪尚小的时候，老虎还会不时从山上流窜下来，迫使外出的人们纷纷躲进土楼避害。也许是有过太多需要互相取暖的日子。一伺天暮，土楼人家总是早早就荷锄而归，聚集在人气鼎沸的土楼之内，而土楼中央的井沿则是一个天然的类似乡村文化沙龙的地方。 几乎是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端着夹好菜的饭碗，坐在水井边，一边吃，一边谈天说皇帝。特别是夏天，人们会把竹凉席抬出来，铺在井沿上，舒舒服服地平躺着，在流萤的闪烁中，仰望浩瀚的星空。那时仰望星空是不可能想到外星人的，最多只会想到嫦娥。我们把月称为月娘。如果有人直接用手指着月娘，长辈们就会脸色煞白地大骂，死囝仔，想要烂耳孔? 在童年，我确实见过一位烂耳孔的孩子，他叫“瘦格”，他的耳朵里经常流出黄黄的液体。当时，我便以为，他是触怒了月娘之故。 对我来说，洋底楼的记忆主要是围绕着阿嬷。生性耿直的阿公是位典型的农人，不擅言辞。我在洋底楼玩得乐不思蜀回墟里已夜色苍茫时，他总是要拿着手电筒照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过世比阿嬷早，但死得安详。阿嬷则不然，她在死前患了胃癌。那时我已是军人。每次回来看她，她总是满心悲戚。她悲的不是自己被切掉大半的胃，而是她泡的茶，不象以前一样有人喝了。 她是一位热忱而又敏感的女人，尽管不是我的亲阿嬷，但此生，我唯一有印象，唯一有感情的阿嬷，终究是她。她的死是我巨大的损失。我多想我的小墨子，能有她的慈爱与关怀，正如她曾经给予我的。当阿嬷不在后，我就很少回到洋底楼了。 洋底楼，成了我内心隐秘的一个痛。 在南胜，闽南人大多定居在土楼里。不少从永定迁徙过来的客家人，则凭着手艺在骑楼老街里开店，如裁缝、打铁、木匠什么。我的外公便是一位客家老裁缝。民国至解放初，南胜人大多是穿他和其弟弟（我称为满公）做的衣裳。满公的裁缝功夫是外公教的，但他毕竟是民国时的高中生，在乡下也算是文化人，所以在做工上似乎比外公更为细致。可惜，离世太早，竟比长寿的满婆早逝了三十多年。 那年，我回乡时偶遇坐在窄窄的小巷里晒太阳的满婆。她居然还记得我。当她嗫嚅着因没有牙齿而显得空洞的嘴，艰难却准确地说出我的小名时，我的内心顿时充满了恍如隔世的酸楚。小时候，我常在她家玩，她是位爱干净、很讲究且极为端庄的客家女人。 我生于洋底楼，长于前山街。 前山街是南胜墟骑楼街区靠溪的一段，在银行与保健院之间。有位老街坊告诉我，前山街兴建于清末，由前山人所建，故称前山街。外公一家便住在靠近保健院的地方。隔壁左侧是一户有海外关系的人家，右侧则是间小小的理发店。我幼年那些青葱童发，几乎都是被理发店的撵仔阿婆或她的儿子汉阳理的。撵仔的一位女婿后来还成为我的老师。撵仔一家，和外公一家，当时关系极为融洽。 对面一家，当家的叫李仔南，头比较大，据说原来是船民，经过商，曾经阔过。他的太太个性很恬静，经常坐在门口摇着一把扇子。 前山街的末端是保健院，保健院里有比较大的院子。小舅经常在院子里印煤球。那时做饭是烧煤球的。小姨和她的闺蜜们经常于无人的中午，悄悄地用煤球加热的火钳烫造发型。这里得提到，小姨已经在去年不幸病逝，时年五十。在葬礼上，我看到她的那些闺蜜们几乎无一缺席，且个个伤心欲绝。小姨最关心的外婆，我那在永定养老的九十多岁的老外婆至今不知道小姨已经不在了。 在南胜墟，我曾经有过众多发小。这些发小有的一直有联系，有的则是近几年才陆续联系上。有公社对面船民后代的阿伦，有小卖部的惠珠的儿子阿勇，有家住老式大厝的建仔，有古渡边长得个小精灵的古瓶……还有一个我一度忘记，后来才恍然想起的又黑又小的女孩“豆粒子”。很多我已经忘记了名字，也有很多我已经忘记了模样，大多是依稀的记得。那时，我们一起趟过溪坝到对岸的小学堂念书，到浣衣的溪边游泳(其实只能算戏水，因水不深，且往往还要救生圈，多是轮胎所制)。我还记得，在上学的路上，经常到农人的豆荚地里捉来蜗牛举行爬行比赛。此外，还有弹珠子、摔纸“豆干”、摔小画片等等。 前山街后来和整个骑楼街区一道，被一场百年一遇的洪灾所摧毁。毁灭后不久，我专程回到实地看过，令人震惊，印象中特别阔大的街道变得极为狭小，极为逼仄。这种感受，在洋底楼的废墟那里同样体会到了，因为，那印象中的广场般的天井也变得很小很小。 我明白，那是因为，我变大了。 我知道，故乡终究要远去。 只是那座富士山般的祖山，依然指引着我思乡的方向。 初稿写于2017年5月 花山溪，民国时代，这里是通航的，溪船经林语堂故乡的坂仔，驶向九龙江口。 骑楼老街消失了，似曾相识的老树依然勾人回忆。 观音亭 观音亭，观音亭后面的地名原来就叫亭后。我家原来就在这亭子后面，看到这个亭子，百感交集。 妈祖宫，现在这个是新建的，据称老的妈祖宫曾经香火鼎盛。 南胜基督教堂。南胜的基督教历史极为久远，清末，设计了鼓浪屿八卦楼，创办了鼓浪屿救世医院的医学传教士郁约翰，也曾经设计过南胜基督教堂，只可惜原教堂已毁。
下尾城
记忆中，溪畔的草丛没有这样茂密，很多人把牛牵到这里喂食。四百年前，这里生产的克拉克瓷源源不断地经溪船运往九龙江口的月港，再从月港转运欧洲。
破落不堪的楼门
门左边原有个洞口，是盗贼挖的，挖了一夜没有挖穿。
我出生的土屋，属于土楼的护厝部分，左边这间即是。如果再倒塌下去，以后就湮灭无痕了。残垣不知还能保留多久 作者简介：林鸿东，1976年生，漳州平和人，福大毕业，鹭客社创办人，现工作于厦门翔安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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