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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好的人，好的思想，做对的事情 大家平时看三国，无论是小说还是电视，都知道诸葛亮，觉得这个人几乎就是神人，不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且懂发明（据说孔明灯和独轮车都是他发明的），擅长军事、布局、谋略，另外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只要是读过《出师表》的，那一定会被诸葛亮那卓越的文采和宽广的视野所折服。诸葛亮生活在三国时期，大家也就很自然的认为，中国历史上三国时出能人，比如诸葛亮、关羽、曹操、吕布、赵云等众多或传奇或英武人物，其实这样认为并不完全对，因为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还曾经出现过一股很强的哲学思潮，即玄学、佛学与儒学在经过论争和融合后所形成的一个独特哲学派系——新道学，这种哲学思潮所发展和倡导的人生哲理，核心思想，其实一点都不比那些传奇人物差。那么，这三家是如何融合，互进的呢？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如何呢？一起来看。 魏晋南北朝时，由于中原地区的战乱和社会动荡，很多知识分子归隐山林，过起了一种自然返璞的田园生活，而玄学就是这个时期的主流思潮，很多文人雅士在一起吟诗作画，用玄学探讨人生哲理，最著名的就是竹林七贤。 玄学本质上属于道家，但是和道家又不完全相同，有自己的发展和演化，它的兴起和两汉时期儒学的大力推进有很大关系，是在批判儒家的伦理文化与两汉的神学目的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新道家哲学，而佛教传入后，又加入了部分佛学成分。它与儒家的最大区别在于：玄学特别强调人追求个体自由和个性解放，不主张像儒家那样规范人的行为或做事的方式。另外一个不同是玄学后来和佛学结合了起来，一起合流为那个时期独特的哲学分支。 玄学与佛学的合流 佛学由于是外来派，要想进入中国，进入中国人的生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本土化问题，而魏晋玄学是本土学派，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学的结合有着很强的客观必然性。但玄学与佛学合流后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与儒学的对抗或竞争关系。我们知道，儒家教导人们三从四德，思想上以四书五经作为育化工具，其思想带有很强的人文主义精神，但是在玄学家看来，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和他们理解和追求的人文主义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有着本质区别。玄学家不否认孔子是圣人，也认为《论语》值得被后世推崇和学习，但是他们依然认为儒家在给社会带来助益的同时，在社会、政治、乃至民间生活等方面也存有着一定的弊端。在思想工具上，他们更尊崇《老子》《庄子》《周易》这三本书，而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玄学家与儒家也一直存在着长期的论争，双方都站在各自的立场，都觉得自己的学说和理论是对的。可以这么说，这个问题的解答或释疑，将会直接导致儒家和道家关系上的和解。 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很多争论和分歧出现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争论和分歧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得到合理解决，也许信仰就是这么复杂并带有排他性，它不容怀疑，更不会让出现异己分化。这点倒是很类似于西方基督教分化后所造成的教派（基督教、天主教、新教、还有后来向东发展演化的东正教）之争，总之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玄学的起源 提到玄学，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更不知道它起于“清谈”，“清谈”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物品评，举个例子，汉代的察举制度使“名节”问题成为儒者能否进入仕途的关键，只要名气大，在当时所谓的礼仪道德上不犯大错，都可以入朝为官。但随着汉末政治的腐败，这种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沽名钓誉、名不副实、能力低下的官员比比皆是。当时，魏武帝曹操洞察到这种制度的弊端，分别在建安十五年（210）、十九年（214）、二十二年（217）发布三道革新过的求才令，对依靠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依据的“名节”制度表示了极大的蔑视，提出“唯才是举”。曹操的果敢之处在于，他还明确地指出：可以任用“道德有瑕疵但在治国和用兵上有建树之人”。至此，“才与德”的问题，被第一次摆在了桌面上。而对“才华”与“德性”，乃至后来的“名教”与“自然”的论争，成为清谈的重要品评内容，也是玄学的正式起源。 玄学的开创人物有何晏、王弼，他们生活于魏齐王芳正始年间（240－249），倡导老、庄的“以无为本”。所谓的“无”，就是道家的自然之道，返璞归真，强调“无名”、“无誉”，主张去除对人所采取的外在人为规范，让人去自己自然发展。玄学家认为自然就是万物，包含着人存在的本质，以此为诫，反对儒家的名节、仁义和各种道德束缚，在他们看来，儒家的仁义道德不仅让人们愈来愈脱离自然，更会让人在观念和行为上造成一种僵化，越规范约束，越容易出错。比如王弼以“自然”为本，“仁义”为末，提倡“崇本以息末”，这是明显对儒学及两汉时极盛的名教的反对。他也提倡仁义，但认为只有依自然之道而行，才可能实现真正的仁义，即用一种超伦理的手段来实现道德伦理、社会价值的普及。当时儒家已经很强大，儒生的地位在汉朝时期也得到了加强和巩固，而玄学家和佛家呢？基本还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从这个层面上看，王弼及其他玄学家对儒家极力反对和排异，个人认为跟当时的社会现状不无关系。毕竟谁都想让自己的思想成为皇家的正统，延绵世人。 孔子当时是圣人，而老、庄都不是，老、庄言“无”，孔子不说“无”，于是，对立逐渐形成。曹魏后，司马氏集团崛起，这个集团很早就开始了对曹魏政权的夺权预谋。司马氏是当时的儒家豪族，绝对忠诚儒家，他们一方面疯狂镇压异己力量，另一方面利用儒学名教作为思想武器。在晋朝确立后，玄学家们对儒家名教的反对或对立，实际上已经转化为与司马氏集团的对立或反对，对立导致政治斗争，而当时的著名玄学家何晏就死于这种斗争当中。 早期的玄学家代表有何晏和王弼，后期是阮籍和嵇康，而他们的观点也略有不同，前二者推崇老子，而后二者推崇庄子。 阮籍和嵇康借助于庄子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思想来反对儒家礼制道德的束缚（包括借助庄子对现实政治的逃避——归隐山林）。阮籍曾讽刺儒家所推崇的“君子”，用躲在裤裆里的虱子譬喻其伪善、猥琐。嵇康则更直接地菲薄儒家圣人周公、孔子、乃至儒学经典《六经》，二人都主张“越儒家而任自然”，实际上就是让人避开儒家直接接受自然之道，而这些也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追求个性解放和人身自由的渴望。 魏晋玄学杰出代表——竹林七贤 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吟诗作对，畅谈人生，世称“竹林七贤”。 与以上的阮籍、嵇康不同，七贤中的向秀认为，人的心智情欲乃至社会伦理道德都应归结为一种“天理自然”，“自然”就是理或天理，人要遵从自然法则。人有情有欲，出于自然法则，不过要“节之以礼”；礼出于人伦，人伦也源于自然法则，某种意义上看，向秀不仅不排斥儒家名教，而且还给予了一定的肯定。 后来，七贤中的嵇康、吕安被杀，向秀入京为官。司马昭问他：“听说你有隐士之志，为什么到这来？”，向秀回答：“隐者只是有所不为之士，与儒家圣人之心相距甚远，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这个回答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向秀对儒学名教的看法。 最后的总结者 如果说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放达行为背后蕴含着的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上的抗争，那么，后来兴起的一些争相效法七贤行径的所谓“名士”们则大都徒有虚表，不仅缺乏玄学的精神实质，更在思想和行为上误解了玄学的正大之处。记载称：晋惠帝元康年间（291－299>），“作达”之风盛行，竟至于赤身裸体，丑态百出。什么是作达呢？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为了博取大众眼球不惜作践自己，咱们平时说的“你就作吧”，也是这个意思。不过，可喜的是，后来又有两人继承了玄学的精髓，并把玄学不断发扬传承。这两人一个是裴危，一个是郭象。 裴危反对以无为本，推崇“有”。他所说的“有”，就是“总体”或者宇宙的综合，也可称为“天理”、“至理”，包括自然之理与社会伦理。不过，他反对“理”的超越时空性，以当下存在的现象界就是自然界的本源，现实的社会存在就是儒家的根源。自然与社会是相通的，社会存在与自然同样重要，作为人不能回避。“理”的内在化就是人的性情，故此要“保生存宜”。“生”是自然的生命存在，包括生理欲望；“宜”则为社会伦理、道德法则。他把玄学和儒家的伦理道德很好地融合到了一起。 郭象是玄学思潮的最后总结者，他综合以前玄学家们关于名教与自然的争论，最终完全统一名教与自然。他否定了有超越于万物存在之上的“道”和“无”，存在是“自然而然”、自己成这样，没有使之然者（就是没人其他人或外力使你成为这样）。这就是郭象的“自然”说和“独化”说，它完全否定了神学目的论与自然决定论。自然只是万物的存在形式，是万物的根本性质，仅此而已。现在看来，郭象应该中国最早的唯物主义提倡者。 随后，他有提出了“性分”说，认为万物的“性分”都是自然而然、完全自足的，因此无所谓大小、高低的差别。万物都以自身为标准，只要完成了“性分”之内的自我实现，也就达成了自由。社会地位的尊卑贵贱、社会伦理的仁义道德，也是“性分”之内的事。郭象的“性分”说把儒家和玄学家同一了，就是说社会就是自然，自为就是无为，“庙堂之上”就是“山林之中”，在郭象那里，儒家的伦理主义与道家的自然主义的彻底合二为一了。 二人后，玄学思潮随着西晋的灭亡、东晋的南迁，在随后的南北朝日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佛教与佛学的繁荣。佛学与玄学合流后，迅速在中国繁衍，逐渐成为直至隋唐时期的中国哲学的主要思潮，而长期受统治者重视，一直占据核心地位的儒学，在随后的很长时期，虽有延续，但似乎已经丧失了昔日的辉煌和灿烂。而我们所期望的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形势，也始终未能促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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