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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在这个夏天，成为继PM2.5之后社会讨论热度最高的名词，收获了“在天成佛，在地成魔”这一形象的双面比喻。平流层臭氧为地球罩上了一层保护伞，人们为南极臭氧层空洞的奔走呼吁言犹在耳，而对流层臭氧却成为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让人避之唯恐不及。那么，我们真的清楚臭氧污染和其背后的生成转化机制吗？我国的臭氧污染应对目前处于什么水平？ 机理研究 “越研究就越发现我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 1784年之前，VOCs主要来源于自然界排放，1784年之后，人为源排放量大增，使得自然界内部的沉降还原循环被打破。（制作：王淼） 协同减排 复合型大气污染防治的必然要求 科学减少NOx和VOCs排放来实现臭氧和PM2.5污染协同治理是目前各领域的共识，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疫情期间重污染天气的形成。 刘欣说：“社会经济活动极低的背景使NOx排放大幅降低，削弱了其滴定作用，导致臭氧快速累积。高浓度臭氧又增强了大气环境的氧化性，加剧大气中的其他光化学反应，如SO2，NOx、NH3和VOCs转化为硫酸盐、硝酸盐、铵盐和二次有机气溶胶等二次细颗粒物（PM2.5）等。” 他进一步解释道，现在的大气污染具有明显的复合型特征，臭氧和二次PM2.5同根同源，一体两面，根本原因是多种污染物的高强度排放。 对于单个企业，其各种排放首先要确保达到排放标准要求，其次要根据所在地环境空气质量水平，针对控制特征污染物的要求开展强化减排。如一个地区PM2.5超标，则企业一次颗粒物和各种可转化为二次颗粒物的SO2、NOx、VOCs等都应加大减排力度。如臭氧超标，则应加大NOx、VOCs减排力度，并根据臭氧生成的敏感性分析（NOx控制区还是VOCs控制区）进一步加大某种污染物减排力度。 对一个地区来说，如NOx和VOCs减排力度与臭氧生成贡献比例不一致，则有可能会促进一些化学反应，造成 NO2和颗粒物浓度改善但臭氧反弹的情况出现。 （制作：王淼） 扎实应对 “我对我国的臭氧治理前景很有信心” 臭氧污染在部分地区已经从夏季攻坚任务升级为全年攻坚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认为，全世界面对3个共同的复合污染难题，即酸雨、PM2.5和臭氧，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酸雨的问题，正在努力解决PM2.5的问题，并且取得了明显进展，臭氧的挑战正在逐渐凸显。 “‘十三五’时期针对NOx有总量减排要求，但VOCs没有。《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蓝天保卫战中均未提及臭氧污染协同控制的目标、路径和措施，因此，‘十四五’在大气环境目标的设定上要更强调这两个方面。”贺克斌告诉记者。这也与生态环境部大气司司长刘炳江明确的“在‘十四五’规划中针对臭氧的两项前体物设计减排目标”方向相一致。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陆克定补充道：“对流层臭氧除了人为源、植物源之外，还有一个天然来源，那就是平流层臭氧在一些下沉气流的驱动下向地表输送，进而造成臭氧浓度超标现象。这可以标记为灾害性天气，却不好从某地当日臭氧浓度的‘总账’中扣除，因为区域输送与植物源相类似，我们应当对自身提出更高要求去抵消这种不利影响。” “实际上，我国目前臭氧污染的基础研究水平在世界上居于引领地位。”陆克定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全球对流层臭氧评估委员会10位关键性指导委员中，中国占两席；近年来，韩国首尔臭氧浓度日趋恶化，他们的环保工作人员专程到北京向我们请教治理思路。疫情期间，意大利米兰环保局也写邮件给我，请教我们在北京开展二次污染防控方面的经验，并发送监测数据请求给予指导。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背后的原因是我们在臭氧研究领域有近50年的研究积累，有系统的顶层设计和充足科研投入，各级政府又特别重视关注，使得我们同时具有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和最落地的解决方案，所以我对我国的臭氧治理前景非常有信心。”陆克定笑着说。 公众如何参与臭氧污染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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