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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万历二十三年即公元1595年，明朝北方重镇——蓟镇，驻守在这里的士兵中，有一支3700余人的队伍，他们都是从义乌、处州等地招募而来的职业军人，多年来一直是接受戚继光将军的训练，不折不扣的戚家军，朝廷称他们为“南兵”。戚将军曾在蓟镇总兵长达十六年，他们一直担任着蓟镇守军的教导队，为天子守国门。后来戚继光被免职，但他们依然在这里戍守。 明朝边防九镇 这一天，新来的总兵王保把他们全部叫到演武场。此前，他们向王总兵反映过拖欠工资的问题，王总兵声称，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支“南兵”没有多想，服从命令在演武场集合。不曾想，刚刚集合完毕，就被其他明军团团围住，惨遭剿杀，死亡惨重。至于死了多少人，史料没有统一口径，有说几百人，也有说一千七百人。侥幸活下来的，也全都遣送回家了。 此次事件，在当时看来并不起眼，《明神宗实录》中只有这样两句话记载： 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奏闻兵部覆请，报可。 大概的意思就是：戚家军要挟要双倍工资，聚众闹事，被蓟镇的官员擒拿就地正法，其余人员全部赶回了南方老家。此事报告了兵部，得到了同意。 文章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合理，哗变这种事哪朝哪代都是死罪。不过， 看事情不能单独看，这样容易有失公允，我们把时间线往前后延长，就会更加接近真相。 我们把时间线往前看，就会看到，这支部队在不久前，刚刚为大明朝打下了一场硬仗。 贼倭寇觊觎中华，戚家军血战平壤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十二日，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为了实现自己“图朝鲜，窥视中华”的野心，挥师15万，浩浩荡荡出征朝鲜，试图把朝鲜李氏王朝三千里江山变成日本的一个行省，作为图谋亚洲大陆的桥头堡。 刚从日本战国时代放出来的日军，面对承平日久疏于备战的朝鲜兵，简直就是猛虎如狼群，一路嘎嘣脆，势如破竹，只用了两个月零两天，就让朝鲜“三都失守，八方瓦解”。更狠的是，为了彻底打掉朝鲜的正规军，日军基本上都打歼灭战，而不打击溃战，朝鲜李氏王朝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经过战国时代洗礼，日本武士战斗力强大 国土接二连三沦陷，朝鲜宣祖李昖国王先西逃到平壤，后又北逃到义州，赶紧向大明朝爸爸求救，甚至都想着最好就是内附明朝避难了。 这里特别声明一下，“大明朝爸爸”不是我说的，是当时朝鲜王李昖提出来的“中国父母说”，认为“朝鲜是中国的孝子，日本是中国的贼子”。 不过，“大明爸爸”当时却有一点犹豫——救你吧，怎么看你都像是在骗我，你说跟日本打起来了，可是日军到底有多少人、朝鲜还有多少地方在抵抗、各地能支援多少兵粮……你都一无所知，不会是耍我吧？不救你吧，你说话又那么好听！ 经过了两个月的纠结之后，大明朝终于想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 朝鲜的地缘战略地位很重要，它的形势决定了大明朝北门的安危，大明朝无法置身事外。 于是，决定出兵援朝。因为不知道当时朝鲜战况，先后派了三次大军出征。 1592年7月，派辽东游击史儒率2千骑兵出征，全军覆没。 又派祖承训率领3000骑兵乘敌不备，攻入平壤，却又在巷战中全军覆没，只有祖承训带着几个人逃了出来。 这下，明朝终于怒了。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急调陕西总兵李如松入辽，为东征提督，率领4万精兵抗倭，其中自然少不了前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嫡系部队——蓟镇游击吴惟忠带领下的4000名南兵。 平壤之战打得非常惨烈，提督李如松的战马中炮身亡，年近60的吴惟忠胸部被贯穿，仍然亲自督战，指挥南兵们打下了最难啃的牡丹峰高地。 平壤之战 不过是值得的，经此一战，局势迅速逆转。在大明军队的主攻下，朝鲜迅速收复了平壤、黄海、平安、江原等北方各道，直接把日军逼退到汉城。 在这场战役中，来自浙江的南兵军纪严明，不掳掠百姓，还积极教授朝鲜人武术阵法，在朝鲜得到了当地军民的一致好评。 戚家军聚众讨薪事出有因，大明朝扬汤止沸自毁长城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支有功劳有纪律的部队，为什么会“哗变”呢？ 当年官方给出的理由的“要挟双粮”，就是说这帮人想涨要双倍工资，于是哗变。不过，这明显是说不过去的，有谁会为了涨工资连命都不要呢？ 而且， 这双倍工资的标准不是南兵自己要的，而是朝廷定的 。 在当时，“募兵年饷银为18两”是通行标准，但是东征援朝战争相当于外派，不大一样。《经略复国要编》里，宋应昌这样说过： “沈茂浙兵俱系招募义务等处之人，与吴惟忠无二……以上各官兵俱系远戍，似宜一视同仁，俱照南兵事例，每名月支粮银一两五钱，行粮盐菜银一两五钱，衣鞋银三钱，犒赏银三钱，共三两六钱，将官、千、把总等廪给，各于原支数目外，量加一倍，以寓优恤之意。”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士兵们们出征在外，工资要调整一下，每个月1.5两工资，外派补贴1.5两，服装补贴0.3两，奖金0.3两，一共是每月3.6两，年薪总计达到43两，比在国内翻了一倍多，军官要更多。 宋应昌《与李提督书》中明确东征将士待遇标准 还有，这年薪43两并不是针对南兵的，是外派的军队都一视同仁的普遍待遇。宋应昌在《与李提督书》中明确过出征士兵的待遇： “兵名虽有南北之分。留守初无轻重之别，距离家万里，异国从征，若非厚利又何以结其心，而使之效力也。理应一视同仁，不论南北，每军一名月给月粮银一两五钱，行粮盐菜银一两五钱，衣鞋银三钱，共三两六钱。” 所以，南兵“要挟双饷”的事并不存在的——双饷是大军统帅替出征将士们申请的工资加补贴，并不是南兵独有的待遇。 “要挟双粮”不过是个借口。 那么，为什么还要自毁长城，屠杀这群浙江兵呢？ 实际上是因为欠饷。 明代财政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兵饷支付体系一直都是军队的软肋。南方多个省份的军队的军费供给方法大多是戚继光抗倭时期建立起来的，说白了就是临时的供给方法。 戚继光抗倭的时候，监军汪道昆是义乌的前县令，正是他“上下协调，转饷赏功”，积极跑关系、拆东墙补西墙，才保证了戚家军的军费供给。 当然，这里面自然也少不了张居正的撑腰站台，要不然也没那么顺利。戚继光在每次给张居正的书信中都自称“门下走狗小的戚某”，多次给张居正送“腽肭脐”送“千金姬”，实在是募兵制改革过仰赖文官集团的财政支持，无奈之举——从某种意义上说，戚继光的英雄伟业，是靠春药和美女来支撑！这真是悲哀。 万历首辅张居正 但是，这种临时协调的供给办法，弊端是很明显的——吃了上顿没下顿，不稳定。归根结底，是由于当时明朝没钱了。 经历了初期几十年的发展，大明朝已经吏治崩坏、边防松驰、民穷财尽等乱象频现，一是王公贵族跟大小官员利用手中特权大肆搞土地兼并，疯狂侵占良田土地，动摇了明朝税收基础；二是长年与蒙古对峙，虚耗军费，让本来就入不敷出的国库雪上加霜；三是老天爷也不赏脸，黄淮流域洪水频发，老百姓没办法安居乐业，连年歉收。这也正是为什么张居正推行一系列经济制度改革跟戚继光“募兵制”改革的大环境。 本来，张居正的改革，曾一度使得大明朝经济发展、国库充实，戚继光的募兵制也让明朝军队战斗力有了质的提升。明朝衰弱的气象也曾经扭转，出现了“万历中兴”的大好局面。 万历中兴 但是，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不但人死政息，甚至遭到了无情清算。戚继光也受牵连被贬官，万历十六年（1588），被贬回家的抗倭名将戚继光病死家中。“万历中兴”没能持续下去。 戚继光死后，戚家军就更是可怜没人爱了。募兵制跟屯兵制不一样，屯兵制的士兵没有仗打得时候有田耕还能自给自足解决军费，募兵制则全靠朝廷支应，成为朝廷负担。 朝廷没有钱，就总是存在拖欠工资、奖赏的情况。 这次万历援朝战争也不例外，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六·报王相公书》书中，就明确提过“平壤首级大功未赏”的情况。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六·报王相公书》：“平壤首级大功未赏” 而且，这些募集而来的士兵，在性质上其实跟现代的花钱雇佣的军人差不多，他们当兵完全是“贪利”，“抛弃闾里田园，离别父母妻子，总为名利二端”，抛妻弃子去当兵，不过是是为了挣钱、博功名。如果奖赏不公或者粮饷发放不到位，容易闹事。 所以，在明朝，这些募集士兵“鼓噪”的情况其实非常多，光万历年间有记录的就不下18起，确实不是那么听话。 一方面朝廷没钱，另一方面南兵鼓噪，总爱闹事，南兵被屠后，王保不但没有被责罚，还升了官——给朝廷省了多大一笔钱啊！ 但如果只是讨个薪就被剁了，也忒不厚道了！王保之所以敢先斩后奏，也有有人撑腰。 这背后其实是一场南北派别之争。我们把时间线连起来，就会得到这样一条线索：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被清算→十三年（1585）戚继光被免职→二十一年（1593）吴惟忠被黜→二十三年（1595）“南兵”被屠 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涤清南方势力的过程，是朝廷“去张居正化”的过程——张居正改革跟戚继光推行的募兵制，实在是动了太多人的蛋糕啦。 而王保是代表北方势力的，找借口对南兵出手，就不足为奇了。 王保剿杀戚家军后，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事上书称南兵兵变是假，王保故意诬陷，应论罪。而御史马文卿随即上书保护王保，兵部尚书石星也上书附会，一时间朝堂之上也乱成一锅粥。 最终，朝廷认定南兵叛乱，王保平变有功，加官进爵——不仅因为他给朝廷省了好大一笔钱，也为了平息南北之争。当然，这一做法也就相当于宣告了募兵制改革彻底失败。 不过，大明朝这种扬汤止沸的做法，无疑是短视的。 蓟镇“兵变”后仅仅二十年，1616年建州女真宣布立国，又过了十年（1629）年，后金军队长句驱直入，失去了戚家军的明军难以抵挡，金军直驱北京，其中的军事要害，正是蓟镇。 金入侵大明北京路线 又过了十五年（1644），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明朝灭亡。 以史为鉴，蓟镇给我们的三个启示 这段历史带给今天的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在管理上，我认为有三点： 一、重文抑武，必将使武将依附于文官 明朝跟宋朝一样，是一个重文抑武的朝代，掌权的都是文官，武将的地位低下。哪怕是一个功勋卓著的武将，也要屈从文官担任的总督、巡抚。如果没有文官的提携，再有能力的武将想要扬名立万，都是非常艰难的。 于是，就会出现“文官掌权，武将折腰”的情况，武将依附于文官。所以，我们会看到，哪怕是戚继光这样武功显赫的武将，想要报效祖国，推行募兵制，也得讨好张居正这种实权派的文官做后台。乃至于后来蓟镇的“南兵”也沦为朝廷那南北派别之争的工具。 国家上的文武之分，反映在企业上，简单来说大概就是管理口与具体业务口之分别，一个对内，一个对外。 在现实中，我们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很容易偏颇，造成虚耗。重管理轻业务，就容易流程繁琐，效率低下；重业务轻管理，就容易出现舞弊，业务口不受节制等。 二、最高权力旁落必然造成派别党争。 大明朝的大正乱象，万历皇帝难辞其咎。从张居正还在位的时候，万历皇权旁落，形成权臣政治。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又“去张居正化”，更要命的是，后来长期怠政。 皇权一直旁落，都是让文官集团代理。虽说有成熟的文官制度作为行政工具，但是看似正常运转的朝廷实际上危机重重。因为虽说有制度，但是同一件事不同的人都有不同意见、不同利益诉求，于是就形成不同主张，最终演变成派别之争。一旦形成了不同的队伍，为了攫取利益，就会不择手段了。蓟镇兵变正是其中鲜活的例子，如果万历一直行使他的权力，不是由文官集团代理，相信给王保十个胆他也不敢先斩后奏。 反映在管理上，如果实际控制者过分相信职业经理人或者决策层，过度下放权力，就会出现危机。 如《韩非子》所说，“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威不贰错，制不共门”，下属忽悠老板的时候，就像地形使行路人迷惑那样，逐渐变化，使人迷失反响，东南西北方位都改变了还不知道，所以决策者的威严不能被下属分掌，命令不能出自两个人之口。 说的就是管理上，“决”与“议”的权限分离，议论可以多人，但是决策一定要出自唯一一人。 三、制度体系需要建立在成熟的经济基础之上。 明朝募兵制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成熟的财政体系的支撑，导致军队补给难以为继。兵书上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明朝砍掉了张居正经济改革的根，想要收获军事改革的果，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我们在管理实践中却总是会犯同样的错误：在公司发展尚未成熟的时候，就急于构建各种看起来先进的、高大上的制度架构，没有坚实的基础，最终与实际发展脱轨，成为海市蜃楼。 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个组织在特定阶段都有其特殊性，只有制度架构与其发展基础相匹配，才能更进一步，否则，总难逃失败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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