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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格瓦拉同志 蒙元统治中国时期，治下的民众被划分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汉族与契丹、女真等民族的集合体）与南人（即南方汉族），其地位和所受待遇等而下之，尤其以汉族人所受歧视、压迫最为深重。汉族在元朝时期，不仅入仕为官的途径非常狭窄，身居高位者寥寥无几，就连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也难有法律保障，生存状态真可谓“水深火热”。 蒙古人虽然作为统治者，但毕竟人数极为有限，如何统治人数比自身要多N倍的庞大汉族群体，一直是令历任大汗、皇帝颇为脑筋的大难题。再加上蒙古文明很落后，管理模式很原始，一旦下马根本玩不转。初期的蒙古君主又不愿学习比自己先进、高明的文明，因为一旦学习、吸收很快便会被融化，丢失自己的特性。两难境地之下，蒙古大汗们终于想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大规模的杀人，通过减少征服区的人口数量来变相扭转自己的人数劣势。 对蒙古统治者来说，制造一个个庞大的无人区尽管看上去很恐怖，但总比保留一个人数庞大且时时存在抵抗情绪的汉族征服区看起来划算，管理起来也是相当的便利。在当时，蒙古大汗确实有过大规模屠杀汉人，变北方为牧场的计划，幸亏契丹族名相耶律楚材加以劝阻才作罢。但尽管如此，遭受屠杀的汉族人数依然非常庞大，即使连最保守的数据也令人咋舌。 到了忽必烈时期，因为在其帝国创建及制度设计中，曾得到一大批汉族名臣的帮助，加之这帮人的劝导，元朝对汉族的态度才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忽必烈不仅鼓励学习、发展汉族文化，而且在官员的选取中，为汉族人士开辟了比之前较为宽松的途径，立法上也开始注意保护汉族人的权益。但即使如此，汉族依然处于较为深重的压迫之中，其地位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 到了帝国晚期，随着政局的混乱和经济的衰退，无以为生的汉人反抗活动开始出现，民族间矛盾遂再次激化。面对这种局面，部分食古不化、头脑简单的蒙古权贵，不从自身找原因，解决问题，反而又打起了邪恶的算盘，准备再用大屠杀手段处理汉人的对抗情绪。这批人的首领，便是元文宗、宁宗、顺帝三朝权相伯颜。 伯颜少侍元武宗海山，并跟随海山镇守漠北，曾参与平定叛王海都、都哇等战事，立功极多。海山登基后，赐伯颜号为“拔都”（蒙语意为勇士，即满清时期的巴图鲁），特见信用，使其掌管侍卫军。仁宗、泰定帝时期，伯颜一度失势，被下放到地方为官。泰定帝死后，伯颜与昔日同僚、海山旧属燕帖木儿勾结，拥立海山次子图帖睦尔为帝（文宗），并毒杀随后中间一度为帝的海山长子和世㻋（明宗），复立文宗。 伯颜与燕帖木儿因拥立有功，俱官至宰相，尤其燕帖木儿权势最盛。文宗死后，二人又扶立明宗幼子懿璘质班为帝，即元宁宗，此时伯颜已官拜太傅，加封徽政使。1332年底，元宁宗驾崩，燕帖木儿因与宁宗长兄妥欢贴睦尔不睦，乃迁延不肯立其为帝，一切军国重事均决于己，俨然实际上的皇帝。半年之后，燕帖木儿病死，伯颜才拥立妥欢贴睦尔为帝，是为元顺帝。 燕帖木儿既死，伯颜因有扶立顺帝之功，官拜中书右丞相，旋进位太师，独秉国柄，成为元顺帝初期头号大权臣。伯颜当政期间专权自恣、势焰薰天，史称“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钞帛听其出纳”，威权在顺帝之上，以致“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伯颜极度歧视、仇视汉人，当政后不久便废除科举，又下令禁汉族人习学蒙古、色目文字，中央、地方部门的长官全部由蒙古、色目人充任，意图堵塞汉人入仕为官之途。 1337年，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聚众起事，伯颜趁机下令汉族人不得拥有兵器、马匹，甚至连农家用铁禾叉都被禁止使用，以防造反。不仅如此，在同年底，伯颜还提出过一项异常疯狂的设想，即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以此来杜绝汉人“造反”的隐患，事见《元史·顺帝本纪》。庆幸的是，元顺帝虽然是伯颜手中的傀儡，但毕竟不是疯子，对于这项荒唐透顶的建议，果断予以拒绝，伯颜力争无效，最终也只能作罢。 伯颜的倒行逆施不仅引起顺帝的猜忌，也让其家族深以为忧。1340年，伯颜之侄脱脱与顺帝心腹世杰班、阿鲁等合谋，乘伯颜出猎柳林之机发动政变，将其废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旋流放于广东阳春县安置。伯颜忧愤交加，最终在流放途中病死，结束自己罪恶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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