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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例举一项贯穿人类历史的运动，首当其冲的一定是走路。 疫情以来，长期的隔离生活让人迫不及待期盼外出，渴望逛街、旅行，渴望回到蜂拥的人群中去。步行这样稀松平常的事在严防死守的那几个月，也几乎变成一件奢望。 如今逛街的快乐失而复得，也使我们意识到，“云逛街”式的网上购物并不能满足人们对闲逛的渴求。逛街的愉悦感除了观看和消费，还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步行本身。 行走是何时成为休闲的？
步行的形式不胜枚举：散步、漫游、闲逛、游行、巡视、朝圣、徒步旅行……这些形式中贯穿着不同的目的，也因为走路者所处的空间和观看方式的不一而产生了差异。譬如说，游行的目的是被他人观看，而巡视则常常是为了主动观看察访一片领土空间；朝圣需要一个明确的目的地，漫游和闲逛则不需要。 事实上，19 世纪以前，在城市中行走一度被英国社会视为贫穷的象征。除了贫民、乞丐和流浪汉，稍微富裕的家庭都会选择马车或者骑马出行。而娱乐化的行走是在近两个世纪间才盛行起来的。《走路的历史》说，自 18 世纪晚期开始，英国的精英阶层通过步行来达到游览和休闲的目的，这样的行为甚至可以为彰显身份赋值。 为何行走会被赋予这样的价值转变呢？这与城市的经济转型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密不可分。 1793 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卢浮宫的皇家画廊首次向公众开放，同一时期，欧洲贵族们开始允许中产阶级精英进入他们的私家花园。到了 18 世纪末，周日公园漫步已经成为欧洲中产阶级盛行的城市休闲活动。行路者渐渐不再用以指代贫民阶层，城市道路系统的改善和城市治安的进步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除了城市休闲，中产阶级也开始走到更偏远的地方。工业革命前后，浪漫主义运动席卷欧洲，徒步旅行成为流行。旅行者们去往湖区、河谷、乡下或山间，将自然风光分门别类，伴随着浪漫主义的文学、绘画和诗歌运动，追寻野外的壮丽河山、田园牧歌和如画风景。 华兹华斯便是浪漫派行走者里最著名的一位。他对自然的热情远胜于都市——这是那个时代浪漫主义者的共性之一，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抱有疑虑，视行走为摆脱快节奏、理性化的现代社会的一剂良药。这一潮流直接催生了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其中的荒谬使人哭笑不得：你看，这些逃离资本主义的尝试，最终还是会被资本主义的巨网捕获。 威廉·华兹华斯 《行走的历史》则提到，随着城市的进一步扩张，行走的方式也变得越发多样。19 世纪初，欧洲出现了专门的人行道。到了 19 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强烈冲击，让人们看到了某种可以用"现代"指称的发达社会的预兆。虽然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和地铁逐渐兴起，走路依然是许多城市居民首选的通勤方式。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春江水暖被城市的步行者第一时间用身体丈量。 闲逛是有闲阶级的特权吗？
“闲逛”是 19 世纪中期出现的一种特殊的行走方式。与散步不同，闲逛独属于城市。在乡间，漫步所能提供的观赏功能太过有限，空间的复杂程度也远无法比拟高楼林立的城市秩序。如今我们对步行街、酒吧、报摊和广场司空见惯，但在十九世纪，都市的居民还在学习消化这些新事物。 哲学家本雅明将闲逛者与人群联系在一起。他笔下的闲逛者身处人群之中，却又与人群疏离，漫步在拱廊街，以休闲的姿态观察人群。据此我们可以推测，本雅明口中的闲逛通常是有闲阶级的特权——他们有一定的资产，不需要固定职业，也没有太多家庭生活。他们出现在十九世纪之初，在那个时期，城市开始迅速膨胀，并变得日益复杂。 本雅明 闲逛者是十九世纪欧洲的报纸和连载小说中的常见主题。当时的作者们极力向读者介绍这个对群众来说极为陌生的新兴群体，由此不难看出闲逛者与群众之间的身份区隔。闲逛者行走在人群中，并觉得自如——"人群是我的避难所"，诗人波德莱尔如是说。他们是率先接受现代社会的一群人，相信现代人的生活就是茫茫人群中的你来我往。 没有人会怀疑，波德莱尔是一位散步方面的专家。他喜欢以闲逛的方式审视城市变化，这在那个时代是理解城市的必要途径。身处资产阶级却心怀对资产阶级的反叛，波德莱尔用闲逛的方式抗议，扮演一个浪荡子，殊不知这也恰恰暴露了自己之为有闲阶级的处境。 午夜巴黎 Midnight in Paris (2011) 相较之下，丹麦诗人克尔凯郭尔的城市漫步则温和得多。他一生依靠父亲的遗产生活，并不尝试反叛父辈的阴影。漫步之于他不是抗议，而更像一种将思考植根于世界的渠道。他既不耽溺于社会之中、视融入人群为目标，也没有因为宗教的沉思传统而彻底选择疏离。行走几乎成为他暂时逃离自我意识的唯一途径。 实际上，闲逛带来的阶级特权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19世纪末的到来，女性逛街的禁令被打破，巴黎街头随处可见她们走在去往百货商场的路上。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热衷于逛街，这成为延续至今的一道城市风景。 高效时代，我们还愿意散步吗？ 随着生产力的逐步解放，工人阶级也加入到散步的娱乐中去，劳动不再是行走的唯一目的。对他们来说，乡间漫步的乐趣可以抵消工厂或矿井下工作的辛劳。 然而，即使浪漫主义者给出的逃离现代世界的承诺十分诱人，旅游业也在以各类方式迎合人们从都市出逃的需求，对于现代城市的居民而言，这样的自由终归是短暂的，更常见散步地点依然是他们所栖居的城市。沿着规划者设定好的人行道、斑马线，身体的运动在无形中被管理着。步行五分钟到达超市、十分钟到达地铁站、十五分钟到达商场——每一位城市居民的生活被精确计算，不仅从空间上，也从时间维度上。 全民散步的另一个集中体现是各类庆典活动的举办，比如万圣节，市民们盛装参与到这场一年一度的街边派对中。在这个过程里，观看的对象发生了转变，从自然风光或城市景观，变成了散步者自己。这样的散步带有一定的表演性，其中蕴涵了仪式化的肢体语言。散步者通过这些语言来与空间和观者实现互动。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位参与的市民都担当了意义的生产者，借由步行的节奏、速度和动作，在公共空间中将步行转换为一种个人表达。 很多艺术家都捕捉到了走路的表达功能。1988 年，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与爱人乌雷分别从山海关和嘉峪关出发，两人相向而行，各自行走了 2500 公里后于山西汇合。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长城”，1988 Credits To：publicdelivery.org 来自云南的艺术家何云昌也曾步行环绕英国一周，用 112 天的时间行走了 3500 公里，最后回到英国东海岸，把临行前捡起的一块石头放归原位。这些苦行式的走路带有很强的仪式感，形式上沿袭了朝圣般的虔诚，目的却是全然世俗化、甚至是无目的的。 21 世纪，在人人以高效为目标的社会里，这种无目的的行走却变得越发鲜有。大都市的街道上，越来越多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持续着周而复始的自我剥削。城市街道不再成为市民漫步的首选，取而代之的是越发细分和同质化的功能空间——商场、公园、健身房……空间规划者鼓励行动主体作出选择，前提是这种选择的自由被局限于既有分类之中。
安妮·霍尔 Annie Hall (1977) 跑步机和椭圆机成为城市白领们摆脱体力劳动后的替代品，这种西西弗斯式的身体管理并不足以缓解人们的焦虑感，必须再辅以更加精准可控的数字技术——运动手表、步数监测、GPS 定位。走路的具身体验被遮蔽了，只有可测量的部分在电子屏幕中化为数字。传送带上的身体不再像一种主动的行走，而是"被行走"。有更激进的作者这样评价："被运动的身体就像被人遛的狗。" 都市的街道设计越来越符合车辆而非行人的尺度，很多路段甚至早已禁止非机动车通行。我们是否还拥有行走的空间？我猜，每一个热爱散步的人都有自己的回应——或许，重新捡回压马路的快乐，从走出自己屋子的那一刻就可以做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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