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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复杂的话题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妇女参政论者》。 从来没有想到，女性获得如今和男性同等的参政权，竟然是这样的艰难。 1912年的伦敦，女性不仅在社会生活中，甚至法律地位上都是低于男性的。 她们工作时间比男性长，薪资比男性少。 她们无法作为独立的主体做决定，其法律地位只能通过父亲、配偶、儿子来定义。 她们上班时被性骚扰，在家被家暴，却不能申诉。 ...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女性，一忍再忍，忍无可忍，只好挺身而出。因为，如果不能改变现状，她们的女儿、孙女，只能永远重蹈覆辙，陷入被欺压的死循环。 最初，她们采取温和的手段游行示威，但迎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被警察驱逐甚至毒打。 既然温和的手段毫无效果，她们只能采取更加激进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到——砸窗户，炸邮筒，甚至不惜用鲜血来染红革命的大旗。 1913年6月，国王出席的叶森德比赛马吸引来了全世界的媒体和英国各界名流。 女权主义者艾米莉戴维森选择了这个时机，她挤开人群、奋力向前，从围栏下钻进了赛道并扬起手中一直攥着的旗帜，毫不犹豫地冲向了国王的赛马。 一时间人仰马翻，国王从马上摔下，而她则在经历了马匹高速的冲击后，一动不动地躺在赛道上，帽子飞到很远很远。 以生命为代价的举动，目的只有一个——to be heard. 最终，她的死亡在全世界被报道，让英国政府不得不重视这个群体的呼声，最终一步步通过了女性投票权。 1918年选举权给予了某些超过30岁的妇女 1925年法律承认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拥有权 1928年妇女获得和男人同等的选举权利 《妇女参政论者》经典台词 有人会说“革命的方式有很多，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这样暴力和血腥的？” 因为她们别无选择。 在这之前，她们以各种方式试图吸引社会对于女性权益的关注和支持，都宣告失败。直到众目睽睽下一个鲜活的生命冲向马蹄，全世界的媒体镜头终于都转向了她，进而转向了她所代表的群体，社会才真正开始重视这群追求平等参政权的女性。 直到这次流血牺牲，妇女的声音才开始被选择性的倾听。 应了谭嗣同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为了“人生而平等”的权利，她们却历尽磨难，甚至牺牲性命。 然而人类总是对既得权利习以为常，却忽略了获取权利之路多么坎坷。 我们现在常常说的“女权”，好像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很多人不屑地质疑：女权主义者，你们究竟在抗争些什么？ 这种话，这批英国女权主义者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听到过无数次。如果当时她们选择了就此止步，或许，到现在女性都还未获得合法的选举权。 这部电影，如果说对于已经拥有了选举权的女性来说，还具有现实意义，就在于，如果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通过流血牺牲才获得如今习以为常的选举权，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以“女性身份的限制”为借口，从社会大舞台上退场，安于退居幕后的“恬淡”生活？ 一百年前，一个母亲为了争取孩子的监护权不惜冒着危险炸邮筒，如今我们如果碍于“女性身份符号”而从社会议题和政治讨论中退场，那么，她们用血和泪争取来的一切，都将会化为乌有。 其现实意义还在于，每一个女性都应该发自内心的意识到“人人生而平等”，并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女性不比男性高贵，也绝不比他们低贱。 人不应该因为性别的差异而遭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和不公。 现在女性的地位已经比几百年前提高了很多，大部分女性也不用担心没有法律地位。但是，女性被家暴、工作中被性骚扰等现象依然普遍，女性的特点和身份依旧被传统社会价值观牢牢束缚。 一个朋友说，看到学生写的关于女性教育的创新项目书里，全部是《女训》、《女戒》、《烈女传》之类的国学，震惊到说不出话来，“难道又要重新翻出那套三从四德的东西吗？好不容易走了这么久，似乎又要倒回去了。历史还真不一定是向前的，可能来来回回的循环往复。” 历史的车轮向前走了那么久，难道还要倒回去吗？这句话在我脑海里回响了很久。 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没有不满、没有反对、没有抗争，一切只会停滞不前。 一百年前有女性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得到选举权，所以我从来没想过选举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如果就这样听之任之、悠哉游哉，到现在我们依旧不知选举权为何物。认为现在的状态好到无需改变，是因为没有看到过更好的生活应该有的样子。 路漫漫其修远兮，抗争之路绝非一劳永逸。选举权，只是一个起点。回首看去，女性走到今天这一步，着实不易。我们既要感激和珍惜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争来的权利，更要有勇气和毅力向往更美好的未来。 人人生而平等，我们值得更好的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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