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总商会 1931年8月6日，上海商会组织了一场大型聚餐活动。 参加聚餐的有上海闻人（显赫的头面人物）、各同业公会（类似于行业协会）、各地旅沪同乡会，以及各慈善团体。 与之前的聚餐不同，这次大佬们汇聚一堂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论VC、PE、估值、风口，而是为了听取各省灾情报告，商讨赈灾问题——这一年6月到8月，中国发生了罕见大洪灾。 鉴于灾情紧急，各界人士当场议定成立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共推许世英（前国务总理）为会长，王一亭（前上海总商会主席，慈善家）为副会长，杜月笙、王晓籁、虞洽卿、张啸林等11人为常务委员，负责劝募资金、物资，救济灾民。  杜月笙与孟小冬 杜月笙担任赈灾委员后，到处奔走呼吁募赈，几乎动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他不仅直接捐款捐物，还在舞厅、赌场、戏院、电影院、赛马厅等场所，组织了大量募捐活动。 杜月笙、张啸林甚至亲自登台演滑稽戏，以自己巨大的影响力，号召伶界义演助赈，他们还呼吁市民压缩婚嫁喜庆之费，省下的钱移作赈款，并带头把给黄金荣祝寿的份子钱捐了。 从1931年8月6日到1932年5月24日，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共筹集了261万赈灾款，其中杜月笙募集和捐赠的约为53万元，占超过总募款数的1/5，远高于其他人。 1935年初，国民政府授予杜月笙三等采玉勋章（因蒋介石母亲王采玉而得名），以表彰其在赈济方面的突出贡献。  襟授采玉勋章 01 1931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很多大事影响深刻，改变了中华民国国运。 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刚刚过去，宁粤对峙又兴起，反蒋势力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引退，双方剑拔弩张；第二次围剿和第三次围剿相继在南中国展开；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逐渐侵占整个东北。是年年底，蒋介石内外交困，被迫下野。 江淮大水灾，便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爆发的。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洪水，与内忧外患、糜烂不堪的时代相结合，其破坏性会几何倍增长。 1931年的气候很反常，从4月开始，珠江流域的东江、北江，长江流域的湘江、赣江，以及钱塘江流域，春雨如泼，江水爆涨，提前进入了汛期，灾情迭现。 之后，雨区往北移动，6月下旬，推进到了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进入7月，暴雨如注，几无晴日，雨期一直持续到了8月中旬。  武汉洪水 据统计，当时降雨量比标准降雨量多出了1-2倍，局部地区甚至高出了3-4倍。 风雨如晦，以江淮为中心、遍及金沙江、沱江、岷江、涪江、乌江、汉江、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淮河、钱塘江、闽江、珠江，以及黄河下游的伊河、洛河和东北的辽河、鸭绿江、松花江、嫩江等河流的全国性水灾爆发。 著名报纸《申报》这样描述当时情况：“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口之难未纾，洛阳之灾又起。” 这次水灾波及23个省，受灾人数2500万（官方报告为2500万人，学者估计超过5000万人），以长江、淮河的泛滥所造成的灾难最为惨重，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八省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方。  灾情地图 长江和汉江在武汉交汇，将武汉分成三块，是为武汉三镇。随着川水和汉水奔腾而下，武汉江堤终于支撑不住。 7月28日，滔天江水从江汉关一带溢出，8月2日，除日租界外，汉口全部被淹（日本人危机意识强，提前采取了措施，当时中国人称其庸人自扰，所以日租界位置虽低洼，但却最后被淹），水深至数尺至至丈余，最深处达五米。  水中商贩 8月13日和17日，武昌、汉阳也相继失守，至此，整个汉口、半个武昌、部分汉阳被淹没，直到9月上旬，水势方退。 武汉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城市，又是内陆交通十字路口，人口众多，商贸发达。水灾共造成16.3万户被淹，灾民达78.2万余人，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百业尽废，几十万工人和苦力领不到工资，饱受饥饿和疾病摧残。  水中的车夫 除了武汉外，湖北还有45个县或全部、或部分被淹，尤其是江汉平原低洼地，几乎被大漫灌，荆门、潜江、天门、监利、江陵、公安、松滋等沿江水网密布地带，遭到灭顶之灾。 据统计，湖北受灾县45个，灾民约950万人，占全省人口35%，是全国灾情最严重省份。 安徽、江苏的灾情仅次于湖北（安徽被灾40余县，江苏被灾35县），原因是这两省有长江和淮河经过，淮河没有出海口，一涨水就泛滥，“小雨小灾、大雨大灾，无雨旱灾”，这次水灾，淮河干堤重大决口竟达61处，可谓千疮百孔，沿江地带一片汪洋。 此外，淮河水还大肆涌入大运河，致使运堤崩决，淹了400万亩良田。太湖、洪泽湖也爆满，万里无田庐，但见云树梢，场景犹如陆地沉沦。  被淹没的城市 02 面对惨重灾情，国民政府启动了大规模救济行动。 1931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并在汉口设立分会，全权统筹指挥赈灾事宜。 委员会以宋子文为主席，许世英、刘尚清、孔祥熙、朱庆澜为委员，还聘请了中外知名人士为委员或顾问，协助赈灾，比如英国资深赈灾专家辛普森，美国传教士何伯葵、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等。 除此之外，民间或各地方的慈善、赈灾机构，如中国红十字会、济生会、华洋义赈会、江苏义赈会、湖北急赈会驻沪办事处等，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也纷纷行动起来。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皖北区赈务报告汇刊 朱庆澜题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称此次灾区之广，几亘全国，面积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被难人数，至少在五千万以上，强调“今日中华民族，实已濒九死之绝境”，号召全国民众“拥赞政府，力图挽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等一众报纸，也以大量版面，持续跟踪报道灾情，呼吁政府赈灾，呼吁八方支援。8月底，蒋介石视察武汉灾区，安抚灾民。 组织和宣传工作到位后，接下来就该干活了。 赈灾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急赈。也就是救命，搞来粮食，运到灾区，发放给灾民，或者开设粥棚发粥，还有收容无家可归的难民，包括建草棚、腾空学校、寺庙、教堂和公共房屋。  受灾民众 二是工赈。即以工代赈，洪水退去后，需要打堤挖河修路，让灾民来干活，然后发给他们粮食。 三是农赈。各省农赈局指导农村设立互助组，用农赈基金购买耕牛、农具、种子，赊给农民，收取利息。 四是防疫。大灾之后有大疫，需要防治传染病，包括为灾民注射疫苗、掩埋尸体、消灭蚊蝇、净化水源等、设立隔离医院等。值得一提的是，防疫工作获得了国际社会大力支持，国联卫生部、西班牙、荷属东印度、埃及派来了医疗队，欧洲国家几乎都捐赠过药品器械。 赈灾工作的最大难题是资金问题。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从来就没好过，连年赤字，1928年赤字8000万，1929年1.01亿，1930年2.17亿，靠发公债和借外债度日，拿不出赈灾钱。  等待救济的灾民 当时，有人建议国民政府采购东北余粮赈灾，但国民政府却向美国贷购了45万吨小麦，虽然美国小麦加上运费和利息后，价格远高于东北市价格。究其原因，买东北粮食需要支付现金，国民政府没钱，美国小麦却是贷款，可以慢慢还。 为了筹钱，国民政府还计划发行8000万公债，但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公债市价狂跌，只发了1000万便不了了之。 国民政府还强制公职人员捐款，月薪200元以上者捐10%，400元以上者捐15%。600元以上者捐20%，以3个月为限。决定停止一切非必要建筑，将经费移作赈灾专用。此外，还采取了加征关税、严查官员玩忽职守、对奢侈品加税、禁止屠宰耕牛、向各国提出延缓庚子赔款、用英文广播电台向国际社会说明灾情等措施。 汉口租界巡捕 国际社会对此次赈灾给予了大力支持，除精神慰问外，捐款捐物也不少，比如日本天皇捐了10万日元，罗马教皇捐了20万里拉，美国红十字会捐了10万美元，美国救世军100多人来华，设立饭厂施饭。 美国人林德伯格夫妇，在开辟经阿拉斯加横跨太平洋航线时（此前都是经夏威夷），听闻灾情，连忙驾机飞来汉口，用飞机测量了灾区范围，航拍了大量灾区照片，英国海军航空队也提供技术支援，为赈灾提供了宝贵数据。 当时的航拍照片（高邮） 03 1931年8月19日到1933年9月30日，国民政府赈灾总收入为6065.52万元，这笔钱包括海关赈灾税、各界捐款、缓交的庚子赔款、美麦贷款、发行公债以及其他收入。 根据金陵大学调查报告统计，灾区各项损失，包括农作物、房舍、牲畜、农具、粮食等，总数达22亿元，平均每户损失457元。而要维持灾区生活和恢复生产，需投入总损失的3/4资金，即15亿元。 6000多万远远不够，这也决定了此次赈灾效果整体不行。事实上，到1932年11月为止，平均每户灾民拿到的赈款，约为大洋6角。这也意味着大部分人在很长时间内，依然要忍受水灾及次生灾害之苦。 高邮百姓运土筑堤 据统计，全国淹死者15万，连同病死、饿死者，有案可查者超过42万人，官方报告考虑到漏报情况，估计死难者达200万人。 除了资金、物资短缺之外，国民政府腐败、低效的官僚系统，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以及世界经济危机的持续，也对赈灾起了极大的负面效果。 当然，作为现代化赈灾方式在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尝试，这次赈灾工作也不乏亮点。 急赈工作惠及269个县的500万人，粥厂每日就食超过20万人，76个收容所累计安置灾民上千万，8个省份的农村相继推进互助组，36万户灾民贷到了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工代赈收容了110万人，为长江、汉水、淮河、赣江、运河修筑了几千公里堤坝，为1932年的粮食大丰收打下了基础。此外，34万人获得医疗救治，215万人接受疫苗注射。 报纸报道灾情 在古代，朝廷赈灾那是皇恩浩荡，体恤百姓，百姓要感朝廷活命之德。 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年代，民众逐渐意识到，救灾是政府责任和义务，不仅不需要感恩，做不好还要骂娘。比如当时很多报纸连篇累牍，鞭策、指责国民政府散漫无能、救灾不力，还深扒玩忽职守、中饱私囊的官吏，要求问责，语言之犀利大胆，令人汗颜。 至于水灾的原因，基本没跳出历朝历代的规律，当时媒体讲得很透彻——气候反常，雨水集中且量大；森林被砍伐，水土流失，湖泊和荒滩被开垦，失去蓄水能力；水利机构腐败不堪，经费被贪污挪用，设施年久失修。 乐观的老人 题外话： 家在汉江边上，小时候常和小伙伴们到汉江大堤玩耍，当时觉得大堤雄伟异常，绵延千余里，不知通往何处。 98年和03年两次大洪水，汉江水暴涨，淹没滩地，两岸不辩牛马，雄伟的大堤在滔滔江水面前，就像一根细线，仿佛随时要被挤压变形、进而崩裂。 站在大堤之上，见江水奔流东下，时而卷起漩涡，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从各处赶来防汛的人们，拿着铁锹、麻袋，投入紧张的抢险工作，但这并没有消除我心中的不安，只能在心中祈祷：挺住，别崩，我游泳技术不行。 好在有惊无险，这两条始建于五代后唐时期、历代不断增高加固的堤坝，扛过了最凶险的洪峰，守护了两岸生民。 现在，虽然远离了河湖纵横密布之地，但关于水灾的恐惧记忆，早已植根于基因——又或许，生活在水灾频发之地的人，几千年前就有了类似的记忆遗传。 但愿，随着社会的进步，水灾能被治住，这种记忆，不要也罢。 愿最近受灾的地区能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惟愿平安。 奉上一张珍藏多年的原生态图照片，枯水期。 【参考资料】 《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 《1931年江淮流域水灾及其救济研究》 《评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中的美麦借款》 《媒体与救灾——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为中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