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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开心笑笑_ 图：来自网络 四 我准备进的厂是“广东省中山市的双新鞋厂”。它是一家台资企业，主要生产时装女鞋，远销欧美等国，员工约7000人，是当时南方出了名的三大鞋厂之一。那时，丰县人大多在东莞、昆山和张家港打工，在这个厂内，丰县籍的员工所的比例不到1%。 带我进厂的老乡叫娟，比我大两岁，上学时体育成绩相当好，曾是丰县某校的重点培养对象，也是因为家境贫寒，不得已离开了校园。她算得上是最早外出打工的前几批人员之一，每月都会寄钱给家人，是村里出了名的打工妹，也是“双新鞋厂”出了名的“厂花”。 说她是厂花，一是因为个子高、长得漂亮（172cm）；二是因为技术长、为人好。我和亚娟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我羡慕她那股不辞劳苦的闯劲，她却羡慕我会用电脑。她对我说，华，你嫩聪明，又会电脑，在这儿肯定能找个好活。 能不能找个好活，我没底儿。自己连个普通话都不会说，能找个啥好活哩？我在心里犯嘀咕。 娟说，这个不怕，只要你敢开口，说得多了，自然就会了。 我开始留意电视里的各种对白，开始试着跟他们讲普通话，开始进厂的各项准备工作。照像、体检、开介绍信。介绍信是当地劳动局开的，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必须符合基本的条件：18岁以上（有身份证）、未婚（有未婚证）、身体健康（有健康证）、毕业证。娟带着我，不辞劳苦的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跑，两天下来终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2000年3月22日，一大早就起床了，精心打扮了一番，还象征性地涂了点“小口红”。但心里还是像装了个小免子一样，突突直跳！老乡诙谐地说我：“别怕，齐整着哩，肯定能进去”。 能不怕吗？单是求职的那密密麻麻的队伍，单是那求职的二三百人，单是那气魄的办公楼，都把我震住了。 老乡去上班了，拽着准备好的资料，我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9：00多的时候，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短头发，职业装，很有范很有气质。她好听的普通话，落落大方的举止，既让我体会到了两人之间的城乡差别，同时也减缓了我的紧张情绪（后来知道她是人事部专门负责招工的）。 列队完毕后，出来了一位看起来特别有派头的40多岁男性（台湾人，后来是我的直接领导，此处暂不提），看得出来这位是个大领导，话不多，但掷地有声。 他先让我们生熟手分开、又要让我们按年龄分开，最后让我们按学历分开。来求职的几百人中，学历最高的也只有廖廖几个高中生。犹豫了一下，我还是站在了高中生的行列。我在心里鼓励并安慰自己，就算我没有高中生的文凭，但我绝对有高中生的能力。 熟手先进厂了！ 高中生，必须经过考试才能确定。我心里想，不管怎么样都得考考，算是长长见识吧。一张试卷，方方面面的题都有，似乎也不怎么难。 好在，通过了，我也进厂了。 剩下的那些初中生，只要是长得可以的，也都进厂了。 算下来，求职的二三百人中，90%的都进厂了。 原来，进厂，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原来，进厂，最重要的不是文凭，而是技术！ 原来，进厂，与我会不会电脑，似乎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五 双新鞋厂是一家大型的一条龙企业，有裁断、仓库（物料仓、成品仓、中底仓）、成型、针车以及人事、财务等几大部门组成。当时针车线有十一条、成型线有六条（后又扩充到成型线9条）。我被分到成型五线，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鞋油工”。 “鞋油工”，这工种听上去就是一个很基层的活。看着那一堆堆黑乎乎的鞋油，我有一种深陷虎穴般的无助与纠结。 在此之前，我还以为，自己多多少还会点电脑，算是有点技术；再说，自己也是经过为数不多的考试过关才进的厂，再怎么着也不至于去打鞋油啊。在我看来，这是一份很伤自尊的工作，从心底里，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愿意，就留下来；不愿意，就打包走人。我不愿意就此打包，我只有留下。 和我一起学打鞋油的是张潘的一个老乡，另外一个是位老员工，四川娘们，个子不高，但长得很漂亮，一袭及腰的长发让她在整条线都显得很耀眼。组长把我和张潘老乡领到那个四川美女面前，说，你们以后的工作就是打鞋油，打得既要快也要好，不能堆鞋子，有不明白的可以问你们班长或者阿莲（一条线的老大就是组长，其次是班长。 班长是位30多岁的四川男人，人称“垃圾”；阿莲就是刚才提到的四川美女。）助理拿起一只鞋子，一块海绵，开始示范给我们看。我笨拙地一手拿鞋子，一手拿海绵，然后蘸鞋油，再把鞋油均匀地涂在鞋面上。打了几双，助理检查一下，还可以，记住，一定要打均匀，而且不能把鞋油弄到内里上。 助理去别的工序了，剩下我们三个鞋油工，开始了紧张而忙碌的打鞋油工作。我负责把皮鞋从热腾腾的烤箱里拿出来，有空的间隙还要打鞋油。鞋子是套了楦头的，从烤箱里拿出来的时候烫得厉害。 每节烤箱都是三、四双鞋子，烤箱里面的鞋子要全部拿出来，不能再转回去。刚开始，我还能帮着打几双鞋油，不一会儿，烤箱转速加快，我连拿鞋子都拿不完，就别谈其它了。 四川美女怒气冲冲，骂骂咧咧的对我们吼道：笨得像个猪，连个鞋子都拿不完，连个鞋油都打不好，是不是吃饭长大的啊！我和张潘老乡自知理亏，也不敢说话，只是拼了命的去学去适应。在这个工厂，老员工排挤新员工、干部骂员工，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我心想着忍忍吧，等自己学会了就不会这样了。这个四川美女，从第一次开口骂人的那一刻起，我就再也看不到她的美丽。 我们的容忍并没有唤回他们的一点侧隐之心，反而使他们更加嚣张和飞扬跋扈。动不动，阿莲都会对我和张潘老乡指桑骂槐，还会顺手牵羊把我们的手套占为己有。有时候大家正干得起劲，突然一双鞋子从天而降，砸到我们面前，接下来就是一顿班长的臭骂。现场，天天都会上演鞋子大战，班长远远地把鞋子丢到员工面前，开始大呼小叫、无休止的训斥。 一天下来，我滴水未进，口干舌燥，双手被楦头烫得全是泡，而且还粘满了黑乎乎的洗不掉的鞋油。回到宿舍里，看到堂姐，像抓到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我歇斯底里，大哭了一场。堂姐抱着我，也哭得像个泪人。 堂姐家与我家是前后院邻居，是我从小玩到大的伙伴，比我大两个月，但比我早几年就出来打工了。她是一个坚强的女孩，也是一个孝顺的女孩，她牺牲了自己，用打工挣来的血汗钱供两个哥哥直到大学毕业。她不停地安慰我开导我，想开点，人人都是这样熬过来的，慢慢就好了！ 受了委屈，我都会在堂姐面前痛痛快快的哭一场。我不是为了博得她的安慰，我只是在寻找一种渲泄的方式！我知道，既然来到了千里之外，既然背负着全家人的希望，我就不能退缩，就算熬，我也要熬出来！就算走，我也要获得大家的认可才会走！ 就靠着这个信念，我留了下来。 我每天6：30左右到车间，先把鞋油打好，把开水打好，把手套用纸胶缠好（因为手套上缠上纸胶，手套就不会那么容易浸透，可以用得时间长一些）。7：00开始早操与早会，8：00正式上班。中午休息1个小时（但我从来没休息过，一来没南方人午睡的习惯，二来我好借此机会看点书或写点东西），晚上加班到23：00，然后冲凉睡觉。 很多人都说最累的厂就是鞋厂，在鞋厂里面最累的作业就是流水线作业。这点我深有同感，刚进厂，工作还不熟练，只要车间流水带一开，我就像绷紧的一根弦一样，一刻都不能放松。稍一放松，就会堆鞋子，影响到下一个工序，真是忙得顾不得喝水，顾不得上洗手间，甚至脸上有个蚊子叮着都顾不得去打它。我机械式的重复着这样的生活，一天又一天…… 那时候，最快乐的，就是中午的那一个小时，没人打扰，可以随心所欲的看自己喜欢的书，写自己喜欢的文字。 虽然，我只是一个鞋油工，但是，我从心底，瞧不起那些没素质没修养的班组长。他们对员工，从来不会心平气和地教诲，从来不会有一丁点的尊重，总是出口成“脏”，随意辱骂员工。他们之所以能当上班组长，都是“多年媳妇熬成婆”----熬出来的。大家尊称班长为“垃圾”，这再合适不过，他没有一点管理能力，除了摔鞋子就是骂人。 员工的忍气吞声，员工的无奈煎熬，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领导的无能，领导无德的教育，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六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鱼龙混杂的地方，丢东西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也没有什么贵重东西，每月不到800元的工资，除了邮寄到家里的，自己留的也没多少，所以，我从来不担心这个问题。 张潘老乡也是，她也不担心这个问题，但是问题却找上了她。 我和她不在一个宿舍，但我们经常会结伴上下班，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在一起。她们宿舍经常丢东西，不是这个人的苹果丢了几个，就是那个人的洗衣粉被人用了。我和她合计着，一定得瞅个时间，把那个贼逮住。 计划赶不上变化，贼还没抓住，没想到却把张潘老乡搭了进去。 夜里差不多一点钟了，朦朦胧胧中听到有人叫我，还伴着哭泣的声音。我心里咯噔一吓，不寒而栗！半夜三更的，不会见鬼了吧？我吓得不敢答应，声音越来越大，终于听出来了，是张潘老乡的声音。肯定出事了，赶快起床，开门。 门外，张潘老乡满脸泪水。赶快把她拉到楼下，找了一块空地，刚坐下，她便抱着我哭了起来。这个坚强的女孩，这个即使是被现场干部指着头骂都不掉一滴眼泪的女孩，哭得如此伤心，肯定是受了莫大的委屈。半个小时后，她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开始跟我诉说她的无奈。 原来，她一下班，就遭到了宿舍人的围攻，大家一致认为是她偷了兰的钱，非要搜她的东西。她无所畏惧地让她们搜，没想到，钱还真从她的枕头下搜了出来。 这是栽赃，恶意的栽赃。她怎么可能会偷人家的钱？她刚下班，哪里有时间去作案？退一万步，就算她偷了钱，她又怎么会傻得把钱放在宿舍里？ 一个善良的女孩，一个平时连水不会喝别人一口的女孩，一个从来不占别人一丁点便宜的女孩，一个一门心思想着去抓贼的女孩，怎么可能就是贼？ 但是，证据确凿，又能怎么办？ 这是宿舍，工厂里的宿舍，不是派出所，不是警察叔叔的警察局，没有谁去做“包青天”，为我们击鼓鸣冤的。 那个时候的双新鞋厂，管理体制还不健全；那个时代的员工，法律意识还很薄弱。所以，避免不了会有一些“替罪羊”来承受这不白之冤。 那一夜，在千里之外的异乡土地上，在那个很多人都向往的打工天堂，两个打工妹，如同跌入了地狱一般。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她，再多的话语似乎也难以抚平她那颗受伤的心。我只有做个聆听者，静静地倾听着她的肺腑之言，咀嚼着她的点点滴滴。 从那以后，很多工友都疏远了她，甚至连领导对她说话的语气都怪怪的。没过多久，张潘老乡便辞职了。她告诉我，虽然她很想在这里证明自己的清白，但她却忍受不了大家那疑神疑鬼的眼神。她说，时间会证明一切，真相终会大白的。 她离开了，但真相并没有随着她的离开而大白于天下。提起她，工友们仍然会说“那个小偷！” 这是她的悲哀？还是我们的悲哀？抑或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真正的那个小偷，肯定会受到良心地谴责！ （好在，后来厂里盖了新的宿舍楼，有专人牵头，宿管员专项管理。更重要的，还装了监控装置）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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