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4年3月5日，我出生在昌图老城。1941年考入“满映”。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不久，中共长春市委接收“满映”改为东北电影公司，我积极地参加了东影工作。先是从事摄影工作，后改为导演。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可以说，我是随着长影的发展壮大而成长起来的，我和长影息息相关，使我难以忘怀。 李光惠 我是1941年来到伪“满映”的，在第二期养成所学习放映，后又学习摄影。抗战胜利后，在中共长春市委地下党员刘健民、赵东黎领导下，“满映”建立了电影艺术工作者联盟和电影技术工作者联盟，我是属于电影技术工作者联盟的，后来两个联盟合并起来，成立了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当时的“满映”派别很多，斗争尖锐复杂，我们在斗争中把这个厂子保护起来。1945年10月1日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公司成立后，就把演员组织起来演戏，这样一方面扩大社会影响，一方面增加经济收入，来维持大家生活。与此同时，我们批年轻人创办了《东影学院》。学院设在厂办公楼的三楼，张辛实是名誉校长，马守清是校长，我是大班班长。学生的来源，除本厂青年职工，又在吉林和长春招了一批学生，共有60多名，学校开设演员、摄影、放映、洗印等专业。还请了不少日本人来讲课。曾在辽宁艺术剧院的演员魏华门(已故)，和最近从美国回来讲学的王琦都是这个班的学生，王琦是吉林招来的。长春招来的吴静华、刘世秀、王龙江等，王龙江现在抗敌话剧团。摄影的有杨荫萱等。学校办了有半年多，到了“4·14”我们的部队打进城，学校就停课了。部队的战士都住在我们的独身宿舍。他们在攻打市内的伪司法部楼时，就由我们这些学生当向导。长春解放后，东北局派来了舒妊任公司经理。不久，国民党挑起了内战，发动了进攻，我们厂就决定撤到兴山去，为了日后的电影事业，我们把东北影厂的主要设备共装57个车皮北运。火车刚开出长春不远，就有一节车箱起火，是一节闷罐车，里面有日本人家属。原来是车内点的蜡烛晃倒了，烧着了木箱、电线和炭精棒，引起了火灾。于是我们全下来摘挂，这节车中间，胶皮电线烧成烫人的黑油，我们硬是用肩膀把车拖出道岔。大家的手全烫出大泡，烫得最严重的是杨荫萱同志，后来到兴山大家为他请了功。 留在东北电影公司的日本人 到了兴山以后，我们就先把器材入库，并找到一个小学校做厂房，开始建设。1946年10月1日将东北电影公司改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袁牧之同志说:“别的厂可以用文字写历史，我们是电影厂，我们写历史可以用胶片纪录下来。”于是决定拍建厂的纪录片。当时成立了一个小组，成员有福岛宏，他是日本技师，还有我和刘德源。我们拍了东影如何自力更生建厂，怎样修洗印间，挖地下水道，打水泥，成立保育院，训练干部等等。这就是我厂那部资料片。四十年过去了，有些事，仍使我记忆犹新。 1946年8月15日，佳木斯要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全市召开庆祝大会，会后还要公审战犯，其中有伪合江省省长，和几名日本人，厂里决定派马守清、我、王德成和唱鸽龄组织一个班子拍摄庆祝活动。庆祝大会是在佳木斯一个党校的院子里召开的，会上表演了黄河大合唱等节目。宣布公审战犯时，两个战士押着一个战犯站在主席台前。这时，会场突然响起枪声，原来两名看守大门的警卫人员(朝鲜人)被伪合江省省长的小舅子所收买，他们向会场开了枪。会场顿时大乱，六个战犯和一个陪绑的被我战士当即打死。我那时正好在台后面换胶片，两只手全插在黑布口袋里，还用毛巾紧扎着，一出事，我就抱着机器滚到教堂里去。这时一颗手榴弹就掉在我的身旁，我一脚踢出两米多远。当时在台上的佳木斯市公安局长，一直在台上指挥，非常沉着勇敢。同时，于蓝的女儿，她刚刚演完黄河大合唱，听到枪响，一点都不畏惧，还不断地拣枪往台上扔，暴动很快被平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临战场。 1947年除夕，厂里决定派徐肖冰、我、杨荫萱、陈喜武到哈尔滨建立办事处。这样可以把前方的消息和东北局的指示比较快的传达到兴山。我们几人带两个大碗，我提一个大壶乘车去哈尔滨。火车行进途中，有一个妇女要生小孩，列车员到处找水壶，于是我就把水壶借给了他，列车员用这把壶到火车头上接来热水，才把接生的孩子洗好，这件事使我一直难忘。 1947年春，我们在哈尔滨办事处时，接受了厂里交给的项任务，就是袁牧之厂长要求去拍表现人民群众支援人民战争的纪录片，内容是老百姓自动组成担架队支援前线的场面。我和张永、董合宝三人到了榆树兵站，住在老百姓家拍了不少群众抬担架的场面。后来我想拍个大场面，我就去找兵站站长说，怎么不见更多的人呢?站长说:“随部队去前方了要打仗了。”我听后便问:“仗怎么打法呀!我也想去前线拍片子。”站长说:“你若能去，我给你写个条子就可以去。”于是，我赶紧给徐肖冰同志写封信，请求上前线，并要求批给胶片。徐肖冰同志很快回信答复了我的要求同时在信里还表扬了我，说我主动请战、觉悟高等等。兵站站长给我写了条子，我就到了东北民主联军一纵队，司令员是万毅，这支部队是三下江南的主力。我们被编在新闻小组，组长是刘白羽，我们全受他的指挥。那时我们全都戴着狗皮帽子，穿着大“乌拉”。部队首长很重视我们，把我们当成宝贝一样，政治部王主任、宣传部李部长经常陪着我们。我们参加了战士的训练诉苦会，很受教育。听说三下江南就要开始了，我一看这场面可真大，战士们全都反穿着棉大衣，一片白色，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弯弯曲曲山路进行，真是壮观极了。一出村，我扛着摄影机就拍起来了。首长说:“你先别照，炮还没过来呢，你着什么急呀!”我说:“这有多好看呀!照点儿是点儿。”可没想到，这次真照对了，以后再也拍不着这样的场面了。因为后来无论是行军还是过江，全是在夜里。我当时拍的一张照片，现在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参加的第一个战役是攻打城子街，我们整天听见炮响，但由于交通不便，虽然距离我们十六里地，但我们上不去。我非常着急，后来一天行军到了前方，跑到半路，突然部队下命令又往回跑，又回到了松花江的北面。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我所在这个八团是担负诱敌深入的任务，两边的队伍全没出动。我们往回一跑，国民党的71军88师的部队就追我们，这样两边的口袋嘴就扎得差不多了，原来这是一个战略部署。我们跑到德惠附近就不动了部队就地休息，不许说话，不许抽烟。我问宣传部长:“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休息!休息!”我一看，满天空全是照明弹。 再值得回忆的是1948年春，党组织让我拍摄营口市原国民党部队王家善师长率部起义和在解放区整训的过程。当时我和助理王永振，从哈尔滨去营口，整个中长路全是敌人，无法通过，我们只好走图门转道南洋(北朝鲜)经清津、新义州，返回我国安东(丹东)再去瓦房店才能到营口。我们几经周折到了瓦房店，巧遇王师长起义部队，我拍了记录片，并把该部队送往通化驻军。又在通化拍了《解放军教导团生活》这个记录片。然后返回营口，拍营口解放后的生活。到鞍山拍了恢复后的鞍山钢铁厂。在辽阳我参加了接收辽阳纺纱厂，组织工人生产等，然后才回厂交了任务。 我在前线战场上拍片子，曾经历过几次危险，几次都是死里逃生。哈拉哈解放，我们都想赶快解放长春，可老是在德惠，卡住那些地方打，还抓了美国俘虏。我们在哈拉哈火车站拍了开仓放粮的场面，在返回宿营地时，路上碰上了国民党四架飞机，两架一组向我们开火，把驮机器的马匹打得直蹦，我抬头一看，上面直冒火，飞机上的机关炮可低了，顺着飞机翅膀冒大火苗子。这时一溜子弹打来，顺着我的身子一溜烟似的过去，我一摸下额出血了，我又顺着下额的伤口抠出一个大子弹头，还热乎哪，我装在口袋里，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 1947年，夏季攻势，在四平打完仗，到辽源煤矿拍完了《练兵回来》之后，要到唐泥崴子临时码头乘船，再去梅河口乘火车。那时国民党的飞机一直封锁着咱们的交通线，无论是坐火车还是坐船，敌人总是纠缠个没完。我们是乘运送炸药的小汽船回去，这个地方是个松花江的江岔子临时码头，小丰满修的水闸把水憋到一个山沟里，我们就利用这个江岔子用烧煤的一条汽船往前线运炸药。我就乘坐这条回来的船，把拍的资料装在一个煤油桶里，用焊锡焊上裝在船上。白天不敢走，只有晚上走，第一天走得慢，没出事。第二天白天，国民党飞机看得紧也不敢走。没有吃的，只好到老乡家里想法弄点吃的，但什么也没有，只弄回一捆葱来吃。到了晚上又继续走，当走到河岔子处，那里有一个树叉子上挂着一盏灯，不知为什么这时灯灭了，前面的小船划过去了，可我们这只船一下子就撞在树叉子上，连人带桶全都掉在江里。后来前面的同志发现我们出了问题，回来搭救了我们，才使我们转危为安。现在想起来，这些资料真是来之不易的。我参加拍摄《民主东北》从第一辑到第七辑。在东北解放战争的三年中，我一直是乐观的，虽然也遇到一些危险，但都闯过来了。 1948年摄影队发展到13人，我们又接受拍摄东北最后战役的任务。我被分配到解放长春这条线，在长春外围孟家屯搞宣传。那时每天都向长影一宿舍方向喊话，还放小船，就是在南湖放只小船，放上传单，然后顺着风飘过去。有时放风筝，在一个大风筝上边装有一捆燃烧的香，放上传单，风筝飞出去，绳子一断，传单就不断地撒落下去，对敌人劝降。长春解放后，田方同志给我们的任务，要把死长春拍成活长春。于是我们拍摄了长春恢复市内交通、修复房屋、以及接通自来水等表现长春市民开始新生活的场面。拍完之后，我们13个人又回到了兴山，最后在兴山拍了《东影保育员)。 1948年以后，我先后参加了故事片《回到自己队伍来)、《内蒙古人民的胜利》、《保卫胜利果实)、《草原上的人们》、《猛河黎明》和纪录片《第一届全军运动会》、《白山黑水话森林》的摄制工作。1954年又接受了故事片《平原游击队》的摄制工作，并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创作奖。在这之后，我又先后参加摄制《哥哥与妹妹》、《皮包》、《喜春的脚步》、《海上神鹰》、《朝霞》、《红孩子)、《列兵邓志高》、《服务员》、《红领巾的故事)、《炉火正红》、《战洪图》等故事片及舞台艺术片《节振国》、《奇袭白虎团》等。其中《红孩子》荣获了建国三十周年全国少年儿童优秀影片奖。1956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9年还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1975年后，我除了摄影外，还担任几部故事片的导演，如《黄河少年》、《吉鸿昌》、和《自豪吧!母亲》。《吉鸿昌》被评为1979年“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并荣获文化部颁发的1979年优秀影片奖。 李光惠 我虽然已年近古稀，但愿把余热贡献给祖国的电影事业。现在我还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并任吉林省分会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吉林省分会理事，吉林省文联委员等职。我还要继续努力为人民群众拍摄更多更好的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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