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万新 赵宁 被迫出国 孙西林原名孙锡，化名孙山、孙昌克。1910年出生在昌图县曲家乡户山村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幼年，念了五年私塾，然后就读于八面城高级小学。1924年考入奉天省立一中，1926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东北大学预科乙班(采矿冶金系)。当年冬季，经同学佟玉华(中共党员)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孙西林 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控制东北，加紧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1927年曾向张作霖提出修筑“五路”(吉林一一会宁；吉林一一五常；长春一一大贲；洮南一一索伦；延吉一一海林)的要求。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反对。东北大学的爱国学生组织讲演团，号召东北人民捍卫自己的主权，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五路”。孙西林是讲演团骨干之一。不久，校方出于爱护同学，通知讲演团主要成员即速离校，否则有被国民党兰衣社逮捕危险。孙西林、吴希庸、邵华锋等几名同学怀着对师长深深依恋之情，悄悄地离开了东北大学。 到欧洲去 1928年底，经同学胡师童的帮助，孙西林几名同学赴比利时留学。经共产党员朱镶忱介绍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又创办了《反帝》期刊，向华侨和留学生介绍国内动态，宣传马列主义。1931年孙西林放弃了冶矿专业的学习，转到鲁文大学攻读法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朱镶忧和孙西林组织和发动“反帝大同盟”，分别在布鲁塞尔、列日、鲁文和煤城等地举行示威游行，声讨日本侵略者罪行，号召爱国侨胞以实际行动支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因此，孙西林等主要成员被比利时当局逮捕，不久被驱逐出境。 孙西林，好不容易逃到法国，在巴黎郊区一个人造丝厂找到了工作，才算有了立足之地。1932年秋，经朱镶忱同志介绍，孙西林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在法国入党的同志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法共党员。他们在法共中央殖民部领导的中国支部过组织生活，支部书记是何希畏同志(又名何以端)。孙西林入党不久，组织分配他到法共中央中国语言组工作。他们经常以“东方语言学会”的名义召集开会，联系工作。据袁葆华同志回忆:“我能够在法国坚持工作十八年之久，与孙西林同志对我的帮助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1934年8月因工作需要，孙西林、邱华锋、张亦华、周易四名中共党员，被法共中央介绍到莫斯科第三国际工作。 在莫斯科 列车弛进莫斯科车站，孙西林等人整理行装准备下车，乘警前来干预，不允许他们下车，因他们办理的只是过往签证，不是护照。没办法，只好把行李留在车上作抵押，才得以离开车厢到站台散散步。刚好在站台上遇到“外国工人出版社”派来专程接他们的苏联同志。 1935年冬，组织调他到东方无产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936年4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同志到莫斯科。由于工作需要，组织决定选派一名文化素养较好适合从事敌后工作、从未暴露过身份的人给李延禄同志作秘书。结果孙西林被选中了，从此他协助李延禄同志从事上层统战工作达三年之久。 “九一八”事变后，李延禄同志一直站在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线，他熟悉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情况，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为加强全国的抗日舆论宣传工作，让全国人民了解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形势，孙西林与原满洲省委负责人俞杰协助李延禄共同整理编写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一书。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决定，由潘汉年、李延禄、孙西林三人组成代表团，以东北抗日联军代表及东北三千万同胞的名义，向南京政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本人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战。 为了让代表团的同志熟悉国内情况，陈云同志给他们讲《苏维埃政府的政治经济和中国革命的任务》高自力讲《土地革命政策)，藤代远讲《红军长征的经验及军民关系》。临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亲自接见抗联代表团的团长，鼓励他们认清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坚定做好统战工作的信心。同年9月，李延禄、孙西林身负重任从莫斯科启程，绕道意大利回国。 促蒋抗日 1936年11月，李延禄、孙西林二人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上海。这时孙西林化名孙昌克，协助李延禄开展工作。按照党的指示，他们首先通过李杜将军的秘书董麟阁的帮助，与上海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取得联系。第二天在翁州饭店与沈钧儒、马相伯、李公仆、陈叔通、褚惠僧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聚会。李延禄向大家汇报了东北人民及东北抗联的情况，说明此行准备到南京请愿的旨意，得到与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大家表示愿作东北抗联及东北人民促蒋抗日的后盾。由于得到社会名流的支持，在上海成功地召开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会议，扩大宣传了党的抗日方针政策。 11月9日，潘汉年、李延禄、孙西林三人在马斯南路拜见宋庆龄和何香凝，向他们阐明了去南京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得到宋庆龄、何香凝的支持。 赴南京一行是在李杜的秘书长刘丕光陪同帮助下实现的。李延禄在国民党军委办公室副主任刘光召集的军政部和参谋部有关人员参加的小型会议上，汇报了东北抗联的情况，并递交了“请愿书”，提出六项具体要求:一、请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团结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各阶层一致对外抗战；二、收复东北失地；三、援助东北抗日联军；四、释放政治犯；五、解放抗日运动和抗日言论；六、东北抗日联军应有代表团参加国民代表大会。 刘光看过六项要求后，一再说问题太大，得军委开会研究。当即给主管东北抗日事务的李杜发电，请其回国商讨抗日大事。李杜在法国复电，同意尽快回国。李延禄与孙西林抓紧时机扩展统战工作，先后给宋哲元、张学良发电，说明东北抗联代表此行南京的意图及请愿的要求。宋哲元、张学良均表示支持。西北军冯玉祥将军得知东北抗联及东北人民促蒋抗战的六项要求后，非常高兴。同意在国民党的军委会以上积极支持东北抗日。 抗联代表团一系列的积极活动，不仅得到各党的支持，还博得了东北军及西北军的响应，一时在舆论上形成一股促蒋抗日的强大压力。这对日蒋的“睦邻邦交”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为此，蒋介石的日本顾问村宁次曾向蒋提出抗议。 11月22日上海爱国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入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为营救“七君子”，代表以东北三千万同胞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强烈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代表团还派孙西林携李延禄的慰问信及食品到苏州监狱探视和慰问。 正当代表团向国民党军委提出要求面见蒋介石的“待见”过程中，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孙西林到上海后，结识了李延禄的长女林平(现名李万新)。每次相逢，他都是主动热情地向林平介绍许多国内外新闻及时局的形势，并拿《巴黎救国时报》给她看，两人常就时局的发展开展讨论。孙西林在法国从事学运、工运多年，到苏联后又集中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虽然他当时只有二十六岁，但在政治思想及知识视野方面都比一般青年成熟开阔得多。他与林平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的原因时，透辟地分析了由于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力量发展的不均衡性，必然要引起对的重新瓜分。这些观点使林平感到非常新颖。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上海，林平从“双十二事变”的“号外”中知道蒋介石已被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在西安的消息后，兴奋得一溜烟跑到霞飞路新华公寓李延禄的住处去报告喜讯。这时李延禄和孙西林二人也正在谈论此事。林平和当时广大的爱国青年一样，认为杀蒋是最大的爱国行动。她慷慨激昂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最后像作结论似地说:“杀，立即枪毙!” 孙西林对林平的爱国热情十分赞许，同时也看到她在政治上的单纯幼稚。为了让林平冷静一点，他有意压低嗓音说:“张、杨抓蒋这叫兵谏，目的不外是逼蒋抗日。对蒋介石如何处置，要权衡利弊，也许不杀蒋更有利呢，不能感情用事啊!”孙西林本想缓和一下热烈的气氛，使林平能全面分析问题，认识问题。谁知这句话倒把林平激怒了，她委屈得几乎哭起来，说自己一心为抗日救国，什么感情用事，并咬定孙西林不主张杀蒋是对祖国和东北人民的背叛，没有民族感情等等。 正当代表团密切注视着西安事变后时局发展情况的时候，有一天，潘汉年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去西安进行调停，说服张、杨争取和平解决问题的决策。为紧密配合中央的行动，代表团当即决定由孙西林草拟电文呼吁张、杨二位将军以中华民族的生存利益为重，迫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目的，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以利抗日救国大业。周恩来同志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促使蒋介石接受了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八项协议，打开了全国不分党派、民族、信仰、团体，立即实行全面对日抗战的局面，粉碎了国民党右派势力企图杀掉蒋介石，嫁祸于共产党，从而制造更大规模的全国内战的反动阴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来，林平才意识到自己的认识问题的水平、对时局的分析判断能力与孙西林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从此，她不但改变了认为孙西林过于主观自信的看法，还对他产生了由衷的信任，敬佩和爱慕之情油然而升。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帷幕。但此时的上海仍为白色恐怖笼。代表团三人出于工作和安全的需要，分别住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也是单联系。孙西林负责潘汉年与李延禄之间的联系，利用自己懂英语、法语的有利条件，经常出入租界地作英法侨民家的房客，以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孙西林头脑清晰、反应敏锐，言谈举止十分谨慎，他办的毎一件事都经过周密的计划安排，从无差错。在上海这样斗争尖锐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应付自如是很难得的。李延禄同志每回忆起这段工作，对自己这位得力的助手总要称赞一番。 1937年3月，周恩来同志曾两次到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馆与抗联代表团的同志们一起研究工作，并亲自带领代表团的三位同志去拜访李杜将军，鼓励李杜与我党搞好合作共同抗战。周恩来同志还指出要尽快地把东北救亡团体组织起来，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造声势、造舆论，促使蒋介石早日抗战。代表团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迅速开展工作。三月，孙西林起草了以李延禄的名义向全国各省发出的通电，倡议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陈先舟、李延禄、孙昌克(孙西林)、刘澜波、栗又文等人。会议讨论并决定了救亡团体的名称为“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任务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支援东北抗日联军；营救张学良将军等。会后发出一千五百余封告东北同乡信，并分别派人前往各地开展动员宣传工作。许多爱国人士纷纷捐款，以作抗日救亡总会的活动经费。在这段紧张的筹备工作中，与各方人士联系、文件的起草等许多工作，都由孙西林完成。6月中旬，在北平召开了“东北抗日教亡总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东北抗日教亡总会”简章，选举出常务委员，当选的常务委员有: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李延禄、孙克昌等三十余人。又在常委中推选了执行委员及秘书长。此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建立起来。这些群众团体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些救亡团体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推动全国抗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期间，抗联代表团为营教政治犯做了许多努力，王元丕、王吉仁、黄元起等人被保释出狱，与代表团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七七”事变爆发，日蒋的“陸邻邦交”宣告破产，形成了全国全面抗战的新形势。代表团的同志们认为前段任务已经完成，便请示中央是否可以撒兵转战。周恩来同志答复“下步工作仍很艰巨，不能撤兵。”让代表团等待新的工作任务。7月20日左右，代表团突然接到通知说:蒋介石接见李杜将军，要李延禄、孙克昌、刘丕光同时前往。蒋介石对李杜及代表团说:你们不是要抗日吗?我本想拖，现在拖不成了，就死里求生吧。蒋介石答应给李杜部分军费，让他组建军队回东北抗日。这样李杜便急于赴苏联请求援助，以解决军火及装备问题，并欲取道苏联远东返回东北。李杜邀请李延禄、孙西林共同行动。经请示中央，同意代表团陪同李杜一起出国。他们原计划从南京飞往兰州，经新疆过界。飞到兰州机场刚降落，新疆军阀盛世才便得到消息出来挡驾，不准飞机入疆。李杜一行无奈，只好退回上海，决定于11月13日从上海出发。 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战火弥漫，时局动荡。此时孙西林与林平二人感情升华，已有默契。林平准备去延安，孙西林即将出国，何时才能重逢很难预料。因而在送别时两人都不免有些依恋，孙西林宽慰林平说:“我看玄老(李杜号玄存，时人多以玄老相称)此行难以如愿，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返。你在上海等我一时，我们一同去延安。”林平对孙西林的分析力是信任的，她等待着他们的归来。 李杜一行经欧洲到达莫斯科，通过国民党负责接收武器的大员杨杰，与苏联政府交涉，要求苏方将援华武器直接交给李杜将军。苏联强调按约办事，坚持一定要把武器运往指定的交货地点一一中国兰州。对于李杜要求改换去远东的护照，取道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一事，苏方也不批准。李杜等人护照的有效期限只有四十天，他们一无所获地离开了莫斯科。到巴黎后，李杜要去英国逗留一时，李延禄与孙西林便直接回国了。 因上海失守，1938年4月，李延禄、孙西林二人便直达香港。通过廖承志的关系与周恩来同志取得联系，上级指示他们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待命。上海失守后，林平早已来港，同年8月，经组织批准，孙西林与林平结婚。 在这段等待工作的时间里，孙西林找来许多有关军事方面的书籍日夜攻读，如《孙子兵法》、《游击战术》等，他说自己军事方面的知识太贫乏了，必须尽快武装头脑，积蓄力量，随时准备投身于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线。他还找来《共产党宣言》、《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列主义书籍让林平学习。他们商定要充分利用这段待命时间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尽量避免因盲目性给工作带来损失。孙西林多次对林平说，延安是中华民族优秀革命者最集中的地方，一定要在革命的激流中进步，到延安后更要加倍努力，跟上革命队伍的步伐。 10月中旬，周恩来同志来电，通知李延禄、孙西林三日内到武汉。10月22日他们飞抵武汉后，立即到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当天就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因当时正值日军以百万重兵围逼武汉的危急情况，周恩来同志让他们乘“新升隆号”客轮马上撤离，并亲自赶到码头，为紧急撤退的同志们送行。临行时，周恩来同志叮嘱大家，要注意防空，最好是夜间行船，白天隐避，要服从李克农同志的统一指挥。 “新升隆号”刚开到嘉鱼县燕子窝便遭到日军的轰炸，李延禄、孙西林等同志不幸落水。孙西林在江水中大声呼喊寻找李延禄，多亏一位老乡将李延禄同志搭救上岸。他们经洪湖、长沙来到桂林。刚巧李杜将军也在桂林，他们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到“广西大旅社”与李杜话别。次日乘机经重庆、成都转道西安，直到1938年底，才辗转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在党的怀抱里 从1932年入党算起，孙西林已是一名有六年党龄的老党员了。但他多年在国外生活，回国后又一直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上层统战工作，长期的白区生活，时时处处都要百倍警惕，全身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不敢有半分松懈。如今踏上延安的土地，真如游子还乡，一连几天都处于兴奋之中。到延安后，他再次使用在苏联时的化名孙山，他说这个名字时时鞭策自己要激流勇进，不要名落孙山。 1939年孙西林在延安 1939年春，党中央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工作，决定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主任是王明、副主任是康生和李延禄，李范五同志任秘书长，委员有:韩光、刘澜波、钟子云及孙山(即孙西林)等人。“东北工作委员会”负责往晋察冀等地派遣干部，做有关东北方面的工作，同时为在条件成熟时，收复东北作好人力方面的准备。如干部的选择、培训等。中央决定从延安各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在“抗日军政大学”里单独成立东北部大队(简称东干队。调王谭任“东干队”队长，李范五任指导员，孙西林为支部书记，全队一百二十余人。“东干队”的同志多数是东北人，有的来自长白山，有的来自松花江，许多人都有一段国土沦丧，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切齿仇恨，当时“东干队”的口号是:“打回老家去!”喊出了东北人民的心声。中央对“东干队”十分关注，选派许多斗争经验丰富、理论水平高的老同志给他们讲课。如陈云讲党的建设；王若飞、秦邦宪讲敌后工作；刘澜波讲东北情况；杨松讲中国问题。“东干队＂同志们除学习政治理论专题外，还学习游击战术及一般军事知识。他们参加开荒生产、军事操练，自己背米、砍柴、烧炭，大家过着艰苦紧张而充满朝气的生活。 孙西林是“东干队”的党支部书记，从“东北工作委员会”方面仍兼作部分统战工作。1939年夏，“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派一名秘书，到延安转达李杜将军邀请李延禄到重庆再次研究去苏联一事。当时中央考虑李延禄已回延安，政治身份已明朗化，不宜再赴重庆。但出于礼节及对李杜将军的尊重，决定让孙西林前往重庆面见李杜，说明情况。孙西林此行是冒着风险执行任务的。后据刘丕光的女儿讲，其父因与东北抗联(指李延禄)有联系，又会见中央几位领导人，于1941年被国民党军统局逮捕，在白公馆关押六年之久。国民党对待李杜的秘书尚且如此，对我方的人员就更谈不到什么信义和安全保障了。 孙西林重返延安后，便集中力量抓“东干队”干部历史的审查摸底工作。队里百余名学员，有的来自前线，有的来自敌后，也有的来自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为摸清这批干部的情况，逐个进行登记调查，孙西林经常靠两条腿爬山涉水到处奔波，偶尔也骑马。一次他外出调查，在马背上颠簸了一天，回队的夜里便得了肠扭结，肚子疼得满头大汗。同志们把他抬到医院，大夫诊治后说他太劳累了。孙西林工作精细认真负责，不久他就把这批学员的历史情况摸清了，为组织上全面地历史地了解和使用每一个干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档案资料。 孙西林很注意抓支部生活及干部教育，“东干队”党组织的生活是健康正常的，支部经常组织党员同志学习党的文件，进行生活检讨，汇报思想、学习、劳动、纪律各方面情况。支部副书记孟波生是大学生，她年轻热情有朝气，但缺少支部工作经验。组织委员是一位农民出身的老同志，有斗争经验，但文化水平低，工作方法简单。孙西林和他们一同分析问题，帮助他们熟悉每个学员的情况，他对同志既尊重又有具体帮助，同志们相处融洽，配合得当。孙西林初到“东干队”时，许多人听说他在国外多年，又在大城市做上层统战工作，看他身体单薄，鼻梁上卡着一付近视眼镜，斯斯文文，典型的知识分子作派，不免担心他吃不了苦，经受不起边区艰苦生活的考验。孙西林从同志们的目光中看出了大家的关切和疑虑，他深知多年来特殊的工作环境给自己留下了很深了烙印。长期的国外生活，使他对国内及边区的斗争缺乏深入了解和切实感受；白区工作养成了一套严谨地独立作战习惯，但对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等基层工作感到十分陌生。到“东干队”后，他一直兼任李延禄同志的秘书，但尽量挤时间参加集体活动，只要在队里他就和学员们一起出操跑步、一块进山背柴、开荒种地，同样每日两顿小米饭。每当结束一天紧张劳累的学习训练任务后，大家便聚拢在洞前，借着星光月色谈天讲故事。谁也舍不得耗费那点十分珍贵的灯油。孙西林经得多见得广，每到这种场合他总是十分受欢迎，讲起故事来娓娓动听动听。 1939年7月，党员决定成立“中国延安女子大学”，校长、副校长分别由王明、柯庆施兼任。“女大”聘请了孙西林同志为四班和九班的指导员，从此他除“东干队”的工作外，还经常到“女大＂”为学员作理论辅导。年底，“东干队”学习结业，原计划将这批学员派往东北地区工作。后来中央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考虑到敌强我弱的特点及东北地区的特殊条件，决定保存这批革命力量暂不派出。将“东干队”的一大批干部分配到王震同志领导的三五九旅工作。 1940年春，“东北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正式建立，李延禄、李范五、孙西林为常务委员，其主要任务是:继续培养训练干部，为打回东北去积蓄力量，并总结我党在东北地区开展工作的经验教训。李延禄、李范五同志都曾在东北工作过多年，他们了解日伪在东北地区实施的各种方针策略，有实际斗争经验，他们依据掌握的有关情况，由李范五和孙西林二人执笔编写了题为《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点滴》、《东北概况》和《伪满统治人民的办法》等资料，供中央参考。 1941年秋，根据精兵简政的精神，“东北工作委员会”撤销。1942年春，孙西林被分配到中央统战部工作，任党派科科长兼统战部机关支部书记。任党派科经常与边区外的客人接触，是一项政策性和原则性很强的工作。孙西林认真学习领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切实贯彻我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原则，反对并揭露国民党妥协、分裂、倒退的反动方针，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战，做了大量工作。 孙西林到统战部工作不久，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便向全党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号召，提出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作风，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分子到实际工作中去，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孙西林早就渴望有机会能到前线或基层，直接与工农兵群众生活战斗在一起。党中央发出号召后，他主动报名要求下乡，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同意他到党中央的所在地北郊乡任副乡长兼秘书工作，孙西林偷快地背起行装走到农民之中。 北郊乡管辖七个村庄，乡长高文宙同志是当地的一位老党员，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但因文化水平低，工作中有许多困难，孙西林参加乡政府工作后成了高乡长的得力助手，春天订生产计划，秋天征收公粮，利用农闲办夜校，开展扫盲运动及卫生活动，北郊乡的工作很有生气。孙西林注意向农民学习，与农民交朋友。一九四四年夏，林平从米脂回到延安时，感到孙西林下乡一年多，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林平同志回忆说:“西林很讲卫生，常对我讲病从口入的道理。可是有一天他和几个农民蹲在窑洞前谈什么问题，一位老乡把抽了半锅的小烟袋从嘴里拿出来递给西林，他接过来连口水都没抹，一下就噙到自己的嘴里。他和农民能处到这种程度是超出我的预料的，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1944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北郊乡被选为边区的模范乡。北郊乡七个村庄处处都有孙西林的足迹，他为北郊乡的工作洒下了辛勤的汗水。 孙西林到延安不久，林平也辗转来到延安。1939年他们同在“东干队”学习、工作，和学员们一样过着集体生活。由于见面的机会少，即使相遇也总是客客气气地相敬如宾。孙西林原则性很强，夫妻之间也严格遵守组织纪律。那时林平同志还没有入党，而孙西林是“东干队”党支部书记，他与林平谈话从不涉及党内问题，不该说的不说，这在他们之间已经养成了习惯。1940年林平怀孕后，孙西林知道自己要当爸爸了，非常高兴，对妻子更加体贴关怀。他告诉林平对孩子教育要从胎教开始，注意保持愉快的心情，多参加适当的劳动和体育锻炼。1941年2月，他们的儿子小丹狄诞生了，孙西林主动承担起许多家务。他常说:“救世主造人太不公平，孩子养育重担全压在女同志身上，太辛苦了。”夜里孩子一动他就起来照顾，儿子成了他的小时钟。每天早晨他总是悄悄地先起床，把孩子的尿布洗干净。 有了孩子后，林平曾因孩子拖腿感到委屈，有时心情不好，拿孩子出气。每遇到这种情况，孙西林便风趣地说:“儿子是无辜的。”他边照顾孩子边耐心地进行诱导。孙西林很讲究方法，从不生硬急躁，在家对妻子、儿子也是如此。林平回忆说:“西林对于我既是丈夫也是兄长和老师，不论是政治学习，思想修养以及生活各方面，他都给予我很大的关怀和帮助。” 到东北打天下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消息随着电波传到延安，整个山城顿时沸腾起来。孙西林夫妇高兴得合不拢嘴，拉着小丹狄和大家一起跳陕北大秧歌。为庆祝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的伟大胜利，延安军民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到处是狂欢的人群。 在延安人民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中共中央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接连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的七道命令。同时命令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挺进东北。 夜深了，欢腾的热烈气氛渐渐平静下来，孙西林一家回到窑洞。这时林平还没有从喜庆的狂热中解脱出来，用她自己的话说:“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沉浸在喜悦之中，这一个兴奋代替了一切。”因而当孙西林提出日本投降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时，她竟傻愣愣地无以对答，交了“白卷”。孙西林在高兴之余，已经考虑到下一步的行动，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国时局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延安总部正在调动千军万马迅速前进。每个干部都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到东北去，到第一线去。 当天晚上他和林平谈了自己的想法，并商量了在中央动员之前应该着手的准备工作。林平说:“每当时局发生关键性转折的时候，西林总要对我进行谆谆地教导，使我跟上形势，在政治上保持清醒的头脑。” 时过不久，中央便组织第一批赴东北的干部队伍。孙西林接到通知后，抓紧出发前的时间，处理交待统战部及北郊乡政府的有关工作。为了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必须和国民党蒋介石争时间抢速度。延安第一批赴东北干部大队的三百八十余名同志，经过简短的准备，于9月2日告别延安，踏上了北进的征程。中央为他们配备了许多牲口，欢送的同志们风趣地称这支队伍为骡马大队。林平抱着丹狄在欢送的人群中频频地招手，丹狄学着妈妈的话大声喊着:“爸爸，到东北再见!”延安在沸腾，家家都在准备行装，人人都等着出发的命令。按中央布署，林平等同志作为第二批，将在一周后出发。 干部大队以日行一百二十里的速度，日夜兼程地北上同志们用两条腿和美国的飞机军舰赛跑。大队刚刚接近五台山便遇到阎锡山的截击，他们在一二师掩护下，冲过敌人的封锁线继续前进。干部大队直到绥德才进行了一次小休整，孙西林把自己骑的枣红马留给绥德兵站，请他们转交给林平同志。他一直牵挂着林平母子，怕她们在行军中跟不上队伍。干部大队到张家口后乘上了小火车，火车头上的用水也要大家用盆端，列车走走停停，比步行快不了多少。到沈阳后，李延禄、李范五、孙西林等同志以合江省工作委员会的身份，被派往合江地区开辟工作。 登上开往北满的列车，孙西林心潮翻滚难以平静。离別十七年的家乡就在眼前，此时此刻家乡的茅屋、亲人的面影，一柱桩往事像淙淙的泉水一样涌流出来。这条路，早在“东大”读书时他就跑熟了，八面城离四平很近，隔窗西望，那一片开阔的平原就是家乡的土地。从一九二九年出国至今，已整整十七年了，家乡在日寇践踏下变成了什么样子?祖父去世后家里情况怎样?父亲吸鸦片的毛病改了吗?弟弟们也该娶妻生子了吧?妈妈还象往年那样操劳吗?想起善良沉默的母亲，他多么想一步跨进家门扑在妈妈的怀抱啊!十七个春秋母亲为儿子流了多少眼泪，添了多少白发。孙西林不是草木之人，他何尝不思念年迈的老母。这次过家门而不入，实在是任务紧迫，形势逼人。 列车驶过四平车站，家乡飞快地退出视野，他心绪渐渐平静下来，估计不要多久一定能抽时间回乡探望亲人。11月下旬，孙西林到达佳木斯市。当时的佳木斯市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苏军进驻佳木斯，东北抗日联军的彭施鲁同志，以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的身份，协助苏军维持城市治安，并负责联系接待来自各种渠道的革命力量。党中央派来的李延禄、李范五等同志，刚到合江立足未稳。大资本家曲子明以维持会长的身份公开活动，并挂出“复兴委员会”的招牌，掌管市政。十四年未曾在东北露过面的“合江省国民党党部”的牌子也挂了出来，日伪残军、军警宪特伺机活动，全市断电、工厂停产、商店倒闭，市民过冬的必需品煤炭、粮食，都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市内各派明争暗斗，危机四伏，市郊各地方土匪武装接踵而起，谢文东、李华堂、李忠祥等大股惯匪都跃跃欲试。急待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建军、建政、剿匪、稳定市民生活、恢复城市正常秩序等，都迫在眉睫。首先要组建佳木斯市人民政府，把市政大权从曲子明等“复兴委员会”手中夺回来，必须要物色一个在当地有威信的人出任市长。孙西林经过一番了解后，提议由董仙桥同志任市长(董仙桥曾任佳木斯中央地下市委书记，一九三八年被捕入狱，“九三”胜利后重返佳木斯)。李范五同志代表合江省政府正式任命董仙桥为佳木斯市市长，孙西林为副市长兼任佳木斯地区专员。在原“福增庆”的楼上接收了一度被“复兴委员会”把持的市政大权。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市政府成立立即向全市人民颁发布告，稳定民心，号召全市人民协助政府维持治安，恢复市政建设。孙西林亲自主持工商业者会议，动员他们早日营业，向市民售粮售货，保障人民的生活。他深入发电厂、火磨厂，敦促制定恢复生产的具体方案。冬煤紧缺，运输力遭到严重破坏，他和市委书记高大钧同志一起，到双鸭山煤矿联系解决佳木斯市人民冬季用煤问题。孙西林为佳木斯市人民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12月中旬，林平带着孩子来到佳木斯，丹狄见到父亲高兴得又蹦又跳，向妈妈宣布“再也不走了，我跟爸留在这儿了。”分别三个多月，林平见到孙西林最突出的印象是方型的脸变长了，额头上印出了两条深深的皱纹，他明显地消瘦了。夫妻见面，孙西林第一句话就是:“你来了太好啦，开辟工作真需要人啊!”他向林平介绍了佳木斯地区的斗争形势，谈到东北人民普遍存在正统观念，对我党还不够了解，并特别强调开展工作需要干部，剿匪、建军、建政都必须有自己的人去工作。林平带着孩子从延安出发，奔波两个多月才到佳木斯，一路劳累身体很弱，本打算休息几天再工作。听了孙西林一席话，第二天一早她就到组织部报到，要求分配工作。 当时东北的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帮助下攻占了山海关、锦州，步步向北推进。合江地区的土匪武装，看到形势有变化，立刻作出反应，一度被我军收编的孙荣久部叛变，勃利、林口、同江、萝北等县，接连发生反叛及负责干部被杀害的事件。恰在这时，我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孙靖宇同志又不幸负伤，不能出战，佳木斯外围的大股土匪拉着架梯准备攻城，形势严峻，气氛紧张。佳木斯市内潜伏的各种反动势力，在国民党“合江政治特派专员工作本部”的策划下，不断散布谣言、制造白色恐怖。什么“铁血青年团”、“刺血同盟”、“铁血青年团行动队”等反动特务组织，密谋暴动、纵火和暗杀，妄想在1946年1月底，把佳木斯从人民的手中夺过去。伪装进步混入民主大同盟的特务邬捷飞，受命立即执行特别任务，组织暗杀。对象为关内来的老八路。孙西林头脑十分清醒，对时局的严重性有充分的认识。他曾多次告戒同志们做好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在家里，他更直言不讳地对林平说:“党在这里还没有建立起群众基础，市政府内有大量留职人员，成分复杂，政治面貌不清，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难免不发生意外的事。你我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林平知道他谈的意外事件是什么，多次叮嘱他要提高警惕。孙西林安慰妻子说:“警惕是要警惕，工作还是要工作。” 1946年1月30日，孙西林听到省工委书记李范五同志要去北满分局开会汇报工作，他考虑到路上常有土匪出没，情况复杂，决定让自己的警卫员小黄护送李书记。当时省、市领导同志们的警卫力量很弱，许多警卫员都是新战士，没有经验，缺少训练。孙西林的警卫员小黄是从关内带来的“老战士”，人机警可靠，所以他决定让小黄跟随李书记去开会。 31日清晨，孙西林上班时，警卫员小黄习惯地随着他跳上马车，他发现后硬把小黄撵了下去，并叮嘱小黄要保证李书记的安全。孙西林到办公室后，即与市长商量上午要办的两件事:一是火磨厂(面粉厂)的生产问题要落实，二是让办公室主任买糖果，会后到孤儿院慰问孩子们。接着便请来实业科长申佩然、工商会长王子丹、火磨代理人朱耀东等人，研究商定粮食加工合同问题。十时左右，市长办公室的会议正在进行时，国民党特务邬捷飞、宁宪君、沈洪福、任哲贤等人已潜入市府大楼，分派任哲贤把守前门，沈洪福把守后门，邬捷飞带领宁宪君直奔市长办公室。宁宪君闯进屋后立即用枪顶住站在门旁的董事长警卫员，邬捷飞闪在宁宪君侧后，开枪射击。副市长孙西林头部中弹当即殉职。公安局副局长高英杰听到枪声立即赶到现场，被隐藏在一楼的特务任继贤开枪杀害。 孙西林同志牺牲了，他计划要做的许多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他有许多心愿还没有实现。他准备带着糖果去孤儿院慰问孩子们，让失去家庭和母爱的孤儿得到党的温暖；他计划在春节前救济一批鳏寡孤独的赤贫户，让他们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愉快地度过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他要尽快地剿灭匪患；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把佳木斯地区建设成巩固的后方基地。他的日程表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为此不得不把个人的私事一推再推。来合江的他不肯耽搁一天的时间回乡探母；春节前夕儿子生病发高烧，一直喊爸爸，他和林平都忙得没时间护理照料；妻子千里迢迢来到身边，经他一番动员，未解鞍马之劳便立即投入了新的战斗。他爱妻儿老母，但他把党的工作看得更高更重。 佳木斯西林公园 孙西林牺牲后，佳木斯人民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市内最大的一个公园里，并将这座公园命名为“西林公园”，将市内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西林大街”。孙西林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佳木斯人民的心中。 (东北烈士纪念馆稿，本文作了删节) 图片来源：网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