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历史学的“数字转向”——数字人文（4/4）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0-07-20 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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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深刻影响了人文学科发展的方向，使得“数字人文”成为可能。数字化技术同样对历史学产生重大影响，历史学在史料获取和搜集、研究方法、书写方式、传播途径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研究效率大为提升，研究思路也有所拓宽。数字史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对传统史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历史学者应该敏锐把握时代脉搏，认清历史学科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做好迎接历史学“数字转向”的准备。本期刊发的文章既有从史学史的角度论述历史学发生“数字转向”的必然，又有从方法论角度探讨数字史学的影响，还介绍了我国世界史研究中数据库的使用，希望对数字史学这一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

　　作者：周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过去几个月以来，一场全球范围的疫情，给人们带来了程度不同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同一事件里，相近的生活经历、创伤体验，使得人们能够借由各自的经验而对他人在此过程中的命运有了更为切身的理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感同身受”，在心理学上称之为“移情作用”。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经验的“移情作用”不仅发生在有差异的个人之间，也突破了文化和地域的空间限制，更穿越了时间的维度。现时代的人生经历、立场背景等，是我们在观察过去的过程中无法摆脱的基础，全球危机的亲身体验为历史学家们更好地解读历史中的风云际会提供了一定的启示。疫情期间，课堂教学和会议研讨不得不转换为虚拟空间里的交流；居家隔离的状态下，一网联通，便可以建立起有效联系。可以说，许多研究者多年来所预言的历史学的“数字转向”已然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了。

　　以历史教学为例，远程视频会议系统的开发早已相当成熟，但是在疫情之前，要改变并取代已延续了几千年来师徒相授的传统课堂教学，几乎是天方夜谭；开放性的数字化远程“慕课”，诞生至今已逾十年，虽也曾受到热议和追捧，但始终无法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课堂。而如今，远程教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的教学模式之一，虽是迫不得已，但其优势和效果即便在疫情结束之后也不能被轻易忽视。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之下，能够平稳过渡、保持教学秩序的，正是那些前期在远程技术应用、网络课程开发方面有一定基础的学校和课程。一个电脑课件做得比较完备的老师，肯定比一个主要依靠板书的老师，更能适应由实体课堂向线上教学的角色转换。时至今日，兰克倡导的“习明纳尔”（即seminar，“专题讨论”之意）恐怕也只能转成线上的讨论了。

　　回溯史学史，可以看到，史学进步、新陈代谢的动力，是学科自身强大而主动的反省、修复能力，是开放包容和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历史学都曾遭遇过不同程度的冷遇和低谷，但随着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引入，古老的历史学得以不断地迸发出新的活力。历史学发生的“数字转向”，便是已知的诸多新变化之一。

　　自19世纪以来，历史学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格缜密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职业规范。仅以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为例，史料的范围从一般的档案、文献、典籍等，逐渐拓展到考古、图像、数据、口述等文字之外的形式。最近20年来，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与数字化原生史料的大量出现，成为历史学“数字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关于传统史料的数字化转换。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史料在不同介质和载体之间的转换，如由口述传统向文字书写的过渡，直接带来了传统史学的诞生；再如碑刻铭文的拓印，文稿的誊写、抄录与印刷，还有一度非常盛行的微缩胶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步。其中，文字书写与近代印刷的发明和应用，对人类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产生过革命性的影响。现代数码技术的发展，使得文件的存储、携带、阅读、检索和传播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单就史料本身而论，数字化使得历史研究者有可能尽量多地获取、占有和运用史料，并且全面细致地掌握相关的研究状况。但是，海量的史料超出了人类自然的阅读能力，这是之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新问题。于是乎，文本、数据库和网络范围内的电子检索，成为今天每一个研究者日常的基本操作技能；而再更进一步，就出现了利用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统计学等方法的“数据挖掘”，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大数据”模型分析。

　　再来看原生的数字史料，也就是运用数码技术直接制造产生的各类电子文档、信息和记录。随着数码电子设备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一个“数码”的时代。对于未来将要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他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如何获取这个时代里大量以数字形式出现并存在的历史资料。例如，进行历史人物的研究，一般较为传统的研究路径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档案资料来挖掘耙梳人物的生平信息、人生轨迹等；二是借由人物存世的著述、日记和书信等文本建构其思想、观念和情感世界；三是追踪人物的社会交往和关系网络，从他人的观察、记录、回忆和评论里还原并丰满人物的形象。即使是依然沿用这一路径，在未来的研究者所要处理的史料中，也会有大量的电子邮件、数码通信信息、社交网络记录等。况且时代在变迁，信息存储的设备和格式可能早已更新换代，加之电子信息缺乏实体的物理存在，更为隐秘、难以查找，也易被删除、破坏、篡改和散佚，许多私人信息、官方文件和电子设备可能还设有加密保护。这些情况，对于仍然按照现有学术训练模式培养的研究者来说，恐怕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一些对未来史学发展的展望中，常常会提到“数字考古”“数字考证”等概念，这些或许都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家们的学术基本功之一。

　　事实上，数字化对历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数字化的媒体、技术和工具，已经深入到历史学的各种实践、演示、分析、教学、研究和传播当中，取得的成果也不胜枚举。但是，由于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以及传统学科本身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张力，对于历史学的“数字转向”这一议题也尚未达成一致的共识，亟待深入展开讨论、更新学术规范、明确前进方向。历史学的研究实践，不仅需要广泛借鉴各种新的技术手段、充分利用先进的高科技产品和工具，而且要前瞻性地思考历史学本身在未来数字时代中的学科定位与理论特色。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历史学的理解，不应该是僵化刻板的，历史学家的形象也并不只有寒窗古卷、皓首书斋这一种。 

　　历史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在时间序列上展开研究的学问，因此人们常常把历史比作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对话。而作为对话参与者之一的历史学家，通常站在其所身处的时代，带着对现实生活的关怀，展开相应的研究和写作工作。作为历史学分支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审视自身学科的独特视角，也促使我们思考与展望历史学的前沿趋势和未来前景。历史学者应该抓住时代机遇，迎接历史学的“数字转向”。

　　相关文章：①我国世界史研究中外文数据库的利用 ②数字史学的方法论问题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0日 14版）

[ 责编：孙宗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