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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中山路与浙江商人有着很深远的关系，上世纪初，浙江商人仅银楼就开了“老同震”、 “老天宝’、“老万年”、 “老丹凤”、“老宝成“、 “新凤祥“等六家。 沙市老天宝银楼最后的老板名叫童家樁，也是浙江人，青年时进老同震银楼做学徒，因为手脚勤快，善于经营，很快被提升为外帐收款和付款的开票员。数年后，即1927年，童家樁脱离老同震，与他二哥童家昌在管家牌(现中山路党楼街口)合资创办了老天宝银楼。 童家兄弟共四人，老大童家祥在农村，老二童家昌是沙市私立复和医院(现第二人民医院)的院长，老三即童家椿，老四童家亮是原复和医院的外科医生。这样的一家在当时称得上沙市的“名门望族’ 童家椿经营的老天宝银楼开业以后，生意兴隆，银楼共招聘了七个师傅，八个店员， 还收了六个徒弟。这些人大多数是浙江人。制作金银首饰的原料一般是收购旧金银器，有时也买些金条作原科。以旧金银器为原科的加工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分别投入不同的坩锅内，经过高温加热，熔化成液体，使用硫酸，去除其中的杂质，然后倒入事先铸好的各种形状的砂范里，制成戒指、项链、手镯、脚镯、发夹、领带夹等金银饰品，其间工艺要求十分严格; 如果是金条的话，则没有那么复杂，只需熔化成液体，直接倒入砂范即可，但成本却要高些。 凡是有名的银楼，都有一副约值十两金子的“考金牌”。“考金牌’ 分为两种，一种由金、银混合制成的叫“青牌”， 共计七十根，每根都可考验不同的成色，从99.98% 到60%为止; 另一种由金子和紫铜混合制成的叫“混牌”，也可考验金子的成色，共计三十根。营业员如发现金子成色有问题，必须先用“考金石”检查，然后再用“考金牌”对照，才能避免差错。 银楼里收购的金子每两低于售出价的百分之八，加付每件工钱，利润约为百分之十三，每天的营业量平均为五两左右。显然，靠这样的买进卖出是赚不了多少钱的。银楼靠什么发财? 主要靠信息。这个诀窍就是要掌握国际、国内黄金价格情况: 黄佥价格下跌时，就大量收购，黄金价格上涨时再大量抛售，如此买进卖出，就使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 老天宝银楼开业初期只收购旧金饰，经营的项目也少，后来种类逐渐增多: 头部饰品有金、镶玉簪、发夹、长环、罗丝环、八角环、六方圈环，颈部饰品的有粗细项链、项图; 胸部的有扣钮、扣花、西装别针，手部的有手镯、统丝锅、蒜苗锅、六方圆镇、练镯、表带以及方形、圆形、六方圆形、八角形、绞丝形、 鸡心形等各种形状的戒指，还有镶宝石的戒指和高级钻戒。以上饰品都是金质的。银质的有大小银盾，银酒器、银托盘、银筷，每样有十件，每样都有花鸟图案，十分精美。许多的金器为了避免与别的银楼的成品相混淆，都打有本银楼的招牌名字，例如老天宝有的金器上打着“沙市戍老天宝银楼春上上足赤孝”的字样，其中“沙市”是地名，“戍”是该银楼开业那年所属的地支，“春”是老板名字的略写， ‘上上足赤”是说该件金饰的成色为99.8%，即24K，“孝”是制造该件金饰的师傅的名字。师傅不同，这最末的一个字自然也不相同。银器上则只打着“沙市老天宝”。这样的标记就相当于现在的商品商标及制造厂一样，向当地政府注册备案。每件金银器的制造和出售，本银楼也作记载。如果有人冒名本银楼的标记，就可以向法院起诉，所以说这个招牌既是该银褛的信誉标志，又是保证该银楼免受损害的依据。 老天宝银楼从创办到1929年已经颇具规模，总计职员约有三十人。师傅和店员是老板聘请的，每月工资十元至十八元不等。学徒从师学艺则没有工资。学徒期一般为四年， 外加帮工、年，这期间都只有每月一元大洋的零用钱，食宿费由银楼方面支付。五年期满后“参师”，合格后即能拿每月十二元现洋的工资。当时的银楼业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各银楼在年终结算时，要将盘余的金子按120比20的比例(约为16.67%)提取出来，按照等级作年终红利分给所有的职员，分给的是现洋，一两金子可值一百块现洋。1931年，每个学徒分得了二十六块，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老天宝银楼当时的盈利并不太多。三十年代早期，中山路扩建，重新修筑街道的路面，沿街所有店铺差不多都要拆了重建。老天宝银楼的老房子拆建费约需四百两黄金费，罄其家资，仍然不够，于是只有告贷。 房子修好后，银楼也就欠了一笔外债。 那年江汉平原年成很好，农民手里有了一点钱。老天宝抓准时机，趁农民观到荆州城太晖观进香的机会，将老天宝的门面和招牌刻印在小宣传单上，每个农民送上一张，还写上了许多广告。这一年生意便大有老色，赚了一笔钱，还了欠款。 1938年武汉失守，黄金市场萧条，沙市的银楼几乎全部倒闭，只有老天宝余息尚存， 苟延残喘。1939年国民党政府下令严禁私人经营黄金，并指定在尚未被日军侵占的城市里的中央银行，以官方的名义大量收购黄金。宜昌的中央银行以百分之十的手续费委托老天宝在沙市收购金子，一直到1940年。老天宝就靠这延续“香火”，而且从中也赚了不少钱。 沙市沦陷后，老板童家椿带着汤利山、成延龄，钱栋才、陈成焕等六个徒弟西上至万县。到了那里，无事可干。大约在年底，为生计起见，师徒七个人开始跑行商。从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买回一些香烟、火柴、牙膏、牙刷、发夹之类的东西到外兜售，遍迹豫、苏、湘、浙、鄂、皖、川七省。1943年中央银行解除关于私营黄金的禁令，师徒七人陆续赶回万县，就地开设老天宝银楼，童家椿仍作老板。由于原来的浙江师傅四散，只有由徒弟们来操持银楼的一切事务。童家椿任用原来的徒弟钱栋才为经理。所有职员不拿工资，按需取酬，食宿共付。同年中央银行发行黄金储蓄券，以两万元买一两黄金储蓄券，相当于银元一百元。老天宝看准日本气数殆尽，于是买了不少。到1945年， 已约有相当于三百六十两黄金的储蓄券。 日本投降后，童家椿即派汤利山携券前往重庆中央银行总行兑换黄金。 没过几天，童家椿赶回沙市，重振沙市老天宝银楼，并写信给远在重庆的汤利山，信中任命他做沙市老天宝的经理，自己表示要到外地再开拓其新的势力。汤利山到重庆后，因证券没到期，空住了六个月，几经周折最后总算兑换了全部证券。为安全起见，他请首航沪渝的“民主”号轮船经理将三百六十两金子带回来，自己于1946年1月独身回万县，旋又赶至沙市接任经理的工作，正待与其老板努力同心，振兴沙市老天宝。然而此时童家椿已经卧病在榻，饮食不进，虽经医治，药石不灵，于同年五月病逝，其弟童家亮当了老天宝的老板，财产归童氏家族共有。汤利山可谓奉命于危难之际，力抱狂洞，尽力维持沙市老天宝的门面。 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于是汤一边经营， 一边将赚得的金底子转移到万县，使沙市始终保持着二百两黄金的底子。 1949年8月底，汤利山见沙市已经解放，便将二百两黄金交给童家亮， 遗散其职员， 沙市老天宝也就此结束。之后不久，原来的几个职员和老板一起聘请了一个叫姚家裕的制药师傅，于同年12月1日在老天宝原址经营中西药铺，汤利山任经理。1958年公私合营，汤被任命为私方经理，一直到1968年。 至于原来设在万县的老天宝，于1949年冬季该地解放时资产约有一千两黄金，该店以其少部分开了一家匹头店和一家罐头厂，余下的则全部上缴了国家。（本文系原沙市政协委员、市民建成员汤利山口述，夏循海整理，此处有删节。从文中可以考证，沙市中山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重建过，部分建筑包括老天宝银楼都是那个时候重建的，好像没有政府赔偿，不然怎么花了四百两黄金还欠了一屁股债务呢？今天的中山路老街又要经历一次轮回了，中山路便河以东早就拆建成了步行街，现在又改成车行街了；便河以西的中山路如今也砌起了围墙行将拆除，不过，应该没有老同震、老天宝了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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