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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汇，古代文化典籍的渊薮，《四库全书》自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完成后，历经劫难，至20世纪初，仅存四部。为使《四库全书》免遭《永乐大典》化作灰烬的厄运，如何传播与保存这卷帙浩繁的镇国奇珍，一直是近代有识之士梦萦魂牵的事业。十九世纪末罗振玉等人就倡议将其迁入新创建的京师图书馆，并让其有永久无虞的安身之地。自然，要让这东方文化的金字塔不遭沦灭，印行是最好的办法。20世纪，有一个名字与《四库全书》的印行和传播史共在——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启者商务印书馆，从草创未久的20世纪之初，便把《四库全书》的印行和传播作为了自己保存和传播民族文化的使命。
许多研究均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1919年的影印计划作为影印四库全书的最早动议。但实际上，早在此前两年，即1917年，上海首富、犹太人哈同和商务印书馆其时的灵魂人物张元济均曾有印行四库全书的动议。
早在1915年，作为一个敏感而有实力的冒险家商人，在用现代印刷技术印行了皇皇巨著——《频伽大藏经》，取得了一定的出版经验和商业利益后，哈同就起意将《四库全书》列入其生财计划。
哈同想印行四库全书的消息，很快就被与其同处一隅的张元济获知，虽然知道以是时商务的实力无法与哈同相比，但显然，民族责任心和追求事业与发展的梦想促使张元济决定置身其中。1917年1月7日，他利用出身翰林的地位与关系，以商务印书馆的名义直接向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呈文申请，商借京师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影印。但不幸于同月18日被驳回。
张元济转而寻求与哈同合作。1月30日，张元济致信当时地位显赫的清朝要臣岑春煊，恳请他介绍与哈同接洽合作承印《四库全书》。经过多方努力和岑春煊的斡旋，在年谱中又有这样的记载：4月16日，岑春煊约哈同于花园午饭，席间，姬觉弥言将有大宗印件托商务印行，先生允即派人接洽。又谈印《四库全书》事。次日，先生派郑禹往晤姬觉弥、邹景叔。姬等云：《四库全书》可分一半与商务承印。这位姬觉弥，是哈同的大管家，炙手可热，又监印过《频伽大藏经》，自然于出版是内行。他使张元济终于得到了四库全书的承印权。
这项沉寂的史料表明，倡议印行《四库全书》，张元济先生应居首功，尽管后来这次筹划没有实施，但商务人为《四库全书》化身千百，广泛传播所作的努力已经开始。
发端于1919年，由北洋政府倡议印行《四库全书》的事件，早已成为人们熟知的史实。当时，一战结束，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到巴黎参加和会。以叶恭绰为首的一批学者在会议期间大力宣传《四库全书》，建议法国巴黎大学首设中国学院，并向中国政府借用《四库全书》，以研究中国文化。法国内阁总理班乐卫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在他感觉，《四库全书》就像伏尔泰的百科全书一样有价值，于是建议以庚款来印行。为此，北洋政府迅速决定在北京设立文化局，专门施行印行之事。允诺影印后分赠法国总统及中国学院。此事由内务府主管朱启钤督办，并委派叶恭绰主领其事。旋即，叶恭绰便安排朱启钤与陶湘和张元济展开磋商，商议由商务印书馆承担印书事宜，将商务印书馆拉入了这个《四库全书》保存和传播的计划。
1919年5月，班乐卫访华，顺道到上海并参观商务印书馆。今天，我们在《张元济年谱》中发现了许多有关记载：
1920年1月10日，约鲍咸昌等商影印四库全书事。2月6日，致傅增湘书，托代揽影印《四库全书》。9月28日约高凤池、鲍咸昌等讨论影印《四库全书》事。9月30日致王显华书，谈与经恩公司联络南京路购地，将入京商印《四库全书》等事。10月1日与谢燕堂详算四库全书印刷成本。10月2日约商承印《四库全书》。10月8日赴京访叶恭绰，谈印《四库全书》。10月12日晤朱启钤、陶湘，谈承印《四库全书》事。
……
按叶恭绰制定的印书计划，主张原样影印，计划印行100部，并拨款30万，由商务承印。张元济则从实际情况考虑，主张实行“消极进行之策，不如请政府预垫若干，一面售预约卷，购得若干再行开印”，提出了符合商业运作的理念。并不断调整、制定可行的承印方案。但好事多磨，由于北洋政府难以筹措足够费用，此次筹印的努力终付东流。
1924年，商务印书馆即将迎来30周年纪念。张元济决计在馆庆30周年之际，着手影印出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是年2月，张元济派高梦旦进京与清室内务府接洽，商借文渊阁四库全书运沪影印事宜。预计全书运抵上海后，以半年为筹备期。一年半后开印，分十期出书，每期二百册，半年一期，斥资500万，分五年印完。由于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和五年的等待，清室方面也乐于获得一笔收入，因此，最终达成协议，拟定领印办法十二条，并报请北洋政府国务院，内务部、交通部、教育部备案，由交通部派专列运沪实行。4月5日，商务派员如约到文渊阁查点装箱，不料装箱仅三分之一，曹锟亲信利用手中权力向商务索贿，遭到拒绝后，借故以总统府公函阻止装运。
面对如此横生枝节，张元济亲自致函国务院总理孙宝琦陈说情由，他在4月15日给孙宝琦的信中说：“此书关系中国文化，且卷帙繁重，印刷不易，需费尤多，……今敝公司所印，系就原书缩照，定价较廉，意在广为流布。窃维与政府宣传文化、嘉惠中外之意，尚不相悖。何敢为罔利之计？”请求放行。他悲愤地预言：“元济敢妄言，商务印书馆若不印此书，在若干时期以内，必无人能肩此任。此若干时期以内，又不知经几许沧桑，今仅存之三部，恐且为永乐大典之续矣。”
《四库全书》的印行再一次中辍。
1925年，叶恭绰多次给张元济致电，表示政府仍有意印行，并希望再派专人北上商议。张元济立派李拔可北上，经商榷，最终同意按张元济缩印方案实施，并由商务印书馆与教育部签订合同，将文津阁运沪影印。
但事不凑巧，此时，直奉战事爆发，铁路运输中断，李拔可建议改由海运，而张元济等商务领导层不愿冒险，只好待时局稳定再施行。前此，张元济曾发感慨，“《四库》事层层难关，真如唐三藏之取经，此时又遇高太公，真不得了。帮忙者只有行者一人，未免大苦。但不知何日方能行至雷音寺也。”却不料时事发展真应了这句谶语。
1926年，时局已暂平息，但政府方面又换了新人。新来的教育部次长称：此事不但部中反对者多，且阁员中亦少明白真相者。予以回绝。
商务人只有等待。此间，张元济曾致函好友傅增湘吐露心声说：如此一大事因缘，自然不能不有许多魔障，但使吾辈力行不懈，终当有登彼岸之时。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平告急，古物南迁，文渊阁《四库全书》转运至上海。
在这民族危亡之际，有识之士深恐《四库全书》遭《永乐大典》的命运，遂重拾影印之议。1933年春，教育部委托当时庋藏《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亲自找到张元济，希望商务印书馆印行《四库全书》未刊本。张元济遂将此事介绍给当时主持商务事务的王云五。王云五虽不甚熟悉古籍，但他知道这是十几年都没有等来的机会，因此他对张元济说：“为营业计可以不做。为名誉计、为本馆同人宗旨，却不能不做。”
当时商务在遭受“一·二八”战火重创后，正处于恢复期，但商务人仍然希望以珍本为基础，力图续印日久，便可成一全《四库》。“四库不能全印，诚属憾事，然能印未刊之本，慰情究为聊胜。”
让人更意想不到的是，针对初步拟定的《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在教育界文化界内部掀起了一场激烈争论。当时，北图馆长袁同礼和善本部主任赵万里主张以善本代库本，并得到了文化权威蔡元培的支持。一时之间，众多知名学者纷纷发表意见，对教育部拟定的十三条原则予以评论，重点是对选目发表意见。陈垣、王重民、柳诒徵、孙楷第、傅斯年、董众、郑鹤声、金梁、董康、叶恭绰、谢国祯、黄云眉、吕思勉、孟森等知名学者对《草目》中三百六十六种选书发表的意见尤多。这次论争，虽围绕印事而起，但对于《四库全书》扩大流传影响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最后，教育部坚持选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并对《草目》进行讨论修改。至1933年10月，终于编定《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选定书目231种。
影印工作开始于1934年7月，由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及有关各方代表组成的临时监察委员会同至上海，监视开箱，按目检出各书，点明册数、页数，分期交付商务印书馆就地影印。至1935年7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共计231种，分装1960册，先后分四期陆续出齐。
无论如何，出版之事终于告成了。这是《四库全书》之幸，更是商务印书馆对民族文化的莫大贡献。所以，珍本初集刚一问世，学界反映强烈。即使在今天来看，《四库珍本丛刊》的印行仍有着相当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一是这些未刊之作得以化身千百，免除了人们对四库精华遭沦亡命途的担忧；二是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四库》再无争议，众望所归。商务印书馆与《四库全书》影印之因缘遂如磐石。
其后，世事沧海桑田，商务印书馆虽又印行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未收书目》（收入国学基本丛书）等有关书目。但1949年后，文渊阁渡海而去，迁至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因受出版业务调整限制，50余年间，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的梦想终而空置。
但值得表述的是，因历史原因成了一家四地的商务，竟都延续了传承科学和文化的香火，其中的台湾商务终于1980年代印行了《文渊阁四库全书》。
而北京商务印书馆与《四库全书》再次相遇却是又一个世纪之初。
2003年，历史终于又展现了它的机缘巧合。为了使保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在行将迁入新的石室金匮永久珍存前得以化身千百，为学界造福，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延续命脉。北京商务印书馆动议影印目前流传最为完整的四库抄本之一——文津阁《四库全书》。2003年5月14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下发了《关于同意商务印书馆安排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影印版出版项目的批复》（图管字〖2003〗第201号）标志了这项泽及当代，惠及后世的重大项目正式启动。为商务印书馆与《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再续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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