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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百川先生对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江苏镇江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工作的经验基础上，完成了《乡村教育论集》、《乡村教育的经验》、《乡村教育实施记》等一系列著作，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刘百川先生从事乡村教育的历程、经验和他对乡村教育发展的全部理解。这是了解中国乡村教育的宝贵资料。这个被淹没半个多世纪的民国教育家，这个在公开资料上鲜有提起的乡村教育实践者，今天再重识，可能对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启示。 我们知道，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乡村教育运动，已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为当下的教育实践和理论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借鉴。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俞庆棠等一些主流教育人物，还有一大批乡村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形成的这么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而这其中，刘百川先生就是一位从底层的乡村教育开始沉潜和研究的实践者和理论家。 个人成长与乡村教育 刘百川（1903–1971），曾用名刘于左，江苏阜宁人。刘百川的父亲，刘学林，为人正直、无私，处处为乡民争取利益，故被乡里推举为乡长多年。母亲善良、简朴，在这样的家庭中既感受到父亲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奉献无私的精神，又秉承了母亲淳朴与善良的品质。 少时，他跟随涟水薛小圩的秀才高鹏程读了6年的私塾。高秀才，通经文，能做诗。刘百川生性聪明伶俐，高秀才很是喜欢这个学生，故刘百川在高秀才的指导下读了很多经文，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学基础，特别擅长作文。16岁时，他进入涟水县薛小圩蒙馆，第二年即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学习，此时，就开始组织同学出墙报，他的文章写的很好，校长钱亦耕也甚是赞许。1921年高小尚未毕业的他，又考入江苏省立第八师范。这所师范学校培养了很多人才，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朱智贤先生就曾受教于这所学校，且是刘百川的好友、学弟，私交很深。他们热爱新文学，以“文学家”自居，任他人讥笑谩骂；他们更热爱教育，整天谈“儿童”、“训育”、“赫尔巴特”、“杜威”，他们不停地谈、不停地写。为了鼓励学习、研究新文学，他们组办了自己的社团——“丙寅学社”，并创办了《文学周刊》，供大家撰写文稿、表达想法、交流思想。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刘百川已经把重心完全转移到教育上来了，他一天到晚读教育书籍，与同学讨论教育问题，并写文发表自己的想法。 读书期间，刘百川可谓是废寝忘食，图书馆的书几乎被他借了个遍。他的学习方法与今日的研究生相似，他在课前找相关的书籍阅读，思考；上完课，再思考，所以对教育问题已经有相当深入的理解。在谢鸣九老师的指导下，写下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小学教学法通论》，这本书还是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对于当时教学法的思想可以说概括的很到位。《小学教学法通论》的出版与发行，无论是对于刘百川，还是他的朋友们，都可以说是莫大的鼓励。他们更加爱教育，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必定能使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1926年9月，恰逢江苏省立第三女师和八师要各推荐一名优秀毕业生，互相交换到对方附小去工作，学校领导根据刘百川的才气和突出表现，一致推荐刘百川。在附小，刘百川非常珍惜学校给予他的工作机会，为此他努力地上好每一节课，关爱每一个学生。为了上好每一节课，一边向老教师请教，一边看书研究，再加上他本来天资聪颖，教学很快就相当出色，特别是设计教学法的尝试，打破了旧课堂的灌输和死记硬背之风，充分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刘百川特别强调呆板的教科书是万万不可用的，要自己创作适合儿童的作品。他认为小学教师要有多方面的才能，无论是国语教师还是算术教师都应该有音乐美术方面的技能。在他看来学生内发的兴趣要比外在逼迫的荣誉比赛，更有价值，也更有效果。 1927年9月，刘百川由他的老师谢鸣九介绍到淮阴中学实验小学继续任小学教师。毕业后短短三年的时间，刘百川就被推荐当上了校长，这是对他突出的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1929年，刘百川被邀请主持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区立东海中学附小的工作。刘百川聘任的教师都是八师的高材生或优秀教师，其中就有朱智贤先生，还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年轻人。作为一个校长，他白天忙着学校教学、行政等对内对外事务，晚上则挑起煤油灯备课批作业，记下一天的行程和收获，时常还要搞些研究，写些文字。那段日子紧张、忙碌但充实、有趣。 1930年秋，再次应恩师谢鸣九之聘，刘百川任扬州中学实验小学训导主任，直到1932年5月。在此期间，刘百川号召好友同事，鼓励学生搞教育实验，做教育研究。当时农村教育经费少、学生少，学校多为单级教学，即一至四年级都在一个教室上课。他与阴景曙、杨骏如首创六年单级，探索在农村办单级完小的路子。在教学中继续研究教学法，对普通教学法和分科教学法都有详实的研究。当时社会研究初等教育的状况不容乐观，流行的言论多意见而少事实，多虚假之言论而少以力行之效果，狂谈、臆想遍地都是，这些都为刘百川所深恶痛绝。 尽管他学历不高，未留洋过国，亦未拜名师，然而靠着他对教育的忠诚和热爱、务实求真、持之以恒的精神，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刘百川即在小学教育界颇有名气。他不仅科学合理地安排校内外的各项事情，更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用在研究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上，对小学教学法、训育和行政等方面有扎实的理论研究，发表了《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实际的教学法通论》、《小学训育ABC》等著作。除了自己对教育的情有独钟外，他还鼓励同仁、督促学生致力于教育的研究。他经常与同事讨论教育问题，切磋交流。由于他不傲慢不自满，谦虚友善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同事、学生都喜欢他，久而久之，也都成了同道中人，为着他们共同的理想，团结合作。 为了鼓励同仁和学生研究初等教育问题，1932年秋，刘百川联合同仁和学生组织了“初等教育通讯社”，创办《初等教育通讯周刊》，作为师生研究教育、发表见解的舞台。他从周刊中选了一些文章编辑成《初等教育研究集1》，这篇集子丰富的教育内容，高远的教育理想，切实的教育措施，展现了教育工作者要用自己的武器改造社会、开创一个真正合理的社会，没有人剥削人的进步社会。文集由陈鹤琴先生、罗延光先生等教育家题名作序，朱智贤、陈侠、沈百英、阴景曙、吴增芥等23位分撰者亦是二三十年代教育界的精英。 正是这种扎根一线，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教育哲学，奠定了刘百川先生的教育涵养和人生底蕴，使他对教育问题有不同于常人的深刻理解和体会，这为他后来长期从事乡村教育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乡村教育的实践 当时，早期的乡村教育实验有陶行知的晓庄生活教育、晏阳初的定县平民教育、梁漱溟的邹平村治、黄炎培的徐公桥职业教育以及俞庆棠的无锡民众教育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时掀起了“乡村教育运动”。受此影响，江苏省教育厅也决定设立乡村教育实验区，故于1933年8月，在镇江大港成立了江苏省立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刘百川到任后，由于看到了当地整体社会、经济的落后，遂领导教师发起多项事业，主张利用有限的资源广设学校，使之成为社会的中心。 大港乡村实验区大约二十平方公里，除了大港镇，周边还有二三十所村庄。在创办实验区之前仅镇上一两所学校。实验区成立后，学校几乎遍布每一个规模稍大的村庄，共有二十多所学校，叫做某某镇学校，或者某某村学校。学校设立时，考虑到学校应该是区域的领导中心，所以一个村一般建一所学校，大港镇本是三个镇合并的，所以建立了三所学校，一般人口少的村，不设学校，但是有其它的方法实施教育。刘百川认为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学校的建设应经济实用，也就是要简单、费钱不多、经济实用的学校。不必太正式，譬如校舍可以利用祠堂、庙宇、平房改建。这二十多所学校基本是利用工作，便要认识到一点：“要待我们的工作成功，便要使学校真正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以学校的力量去推动一切的社会事业”，也就是要乡村学校社会化，乡村学校不仅要负责校内的儿童教育，还要负责校外的儿童、青年、成人的教育；学校不仅仅要传授知识、训练技能的机关，更要指导社会生活、改善风俗习惯，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学校还要负责倡导、指导各种社会事业，成为社会的领导者。 以上三种理想的实现都是以学校为中心，实施儿童、成人、青年的教育，改良社会风俗和文化，举办各种社会事业的，也就是依托学校办理各项事业。学校、图书等设备基本是由祠堂、庙宇、民房等改建而成，仅有车碾乡村学校是新建的，但经费也是乡村人士捐助的。实验区给各学校配备了课桌椅等教学办公用品，值得一提的是刘百川利用现代传播设备进行公民教育，他给每一所学校配备了一台直流四灯收音机，目的是用以收听时事新闻，能够使乡村的儿童和青年关心国家时事，并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公民，也使得闭塞的乡村，有了些活泼的生气，各种信息传播的更快捷一些。 由于看到了乡村的落后，刘百川的思考和实践就始终围绕着如何在现有的状况下做最好的改进的问题。他在《乡村教育实施记（第二辑）》中谈到，教育研究“应特别注意到教育的大众化，尤其要注意到乡村的大众”。关于乡村教育的实施的困难，他清醒的认识到：“农村经济破产，农民有离村的趋势，农村极为空虚，施教也成困难”、“乡村里交通不便，与外界少沟通，因之风气闭塞，新思想新知识的灌输，民众往往不能接受。” 他清醒地认识到，“乡村里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觉得相当的空虚，非常的危险，要挽救这衰落的乡村，自然不是少数人的力量能奏效的。一定要大家都能够到乡村里来，那才有希望”、“乡村里的种种，绝不是在城市里的人所以想象得到的，有许多问题，一定要实地到乡村里来工作，才会发现，有许多事情，也一定要到乡村里来工作，才感觉有兴趣”、“困难问题是伴着工作而来的，工作发生了困难，便是对于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困难解决了，便是工作有了进步了”，所在，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在乡村里工作，最不容易看出成绩来，因此我们不希望在形式上有什么成绩表现出来”。 面对乡村教育的艰难，他提出：“一切向好处做”，“我个人对家庭，对朋友，对事业，常常存着‘向好处做’的念头。有时候遇到气愤、疑难、苦痛，想起这四个字来，便无形消失了许多。我们对事业要往好处做，自然会特别的努力，对朋友往好处做，自然会没有互相猜忌，闹意见的事。推而 至于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是这样。‘一切往好处做’，希望大家都能实行起来。” 关于乡村教育实施计划与办法，他说：“我们平时所订的计划和办法，都是由各学校去实施，究竟行得通行不通，有什么困难，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现在去实地参加工作，一切的计划和办法，我们都可以实地去体验一下，如果行不通，马上便可以修正了。”在《乡村教育实施记》里，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刘先生与乡民和儿童的交往，给他们讲故事，同他们玩游戏，与他们书信交往，一起挖渠，一起栽树，一起改厕，一起防盗，一起禁赌。当然，更多的是他与同仁们的共同探讨，共同研究，共同实践，他在大港乡组建了教育研究团体，办起了教育刊物。他主张，“事情怎样做，文章便怎样写，文章怎样写，事情便怎样改进，无论如何不离开事实做文章，更不因了做文章而耽误了本身的职务，至于见解是否特殊，那与各人的眼光有关，我们也无用惭愧了。” 《乡村教育实施记》中还比较翔实的记载了大港试验区兴办合作社的情况。 1936年11月试验区的合作社已经初具规模：聂家滩菜麦生产合作社，社员29人，社股158股，股金632元，开垦熟地31.8亩；车碾口白石生产合作社，社员28人，社股52股，股金245元，另外有股金52元没有到位，已经生产白石3000余担；岱河桥白石生产合作社，社员40人，社股128股，股金236元，另外有股金20元没有到位，已经生产白石3000余担；赵家庄养鱼生产合作社已筹备成立，社员51人，社股69股，已缴股金138元，共计有鱼塘17处，意警方养鱼苗9385尾；姜湾白石公司改组为白石生产合作社，预计社股100股，股金能收足500元；田家存桃鱼生产合作社，社员55人，已认股55股，预计收足股金110元，并选择荒地20亩作为中桃园地；祝家港养鱼生产合作社股金正在筹集，已放下鱼苗930尾…… 刘百川先生后裔刘古平先生说，大港乡合作社的指导思想是：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中大力推行生计教育，提倡组织合作社，把各种副业经营都纳入合作社中经营，并争取通过救灾委员会拨款由试验区经办兴修水利；由实验区各个学校推动乡村的合作社的建立，这也是解决乡村农民贫困的根本办法。大港实验区合作社，就是乡村教育社会化的标志，乡村运动标志。 乡村教育思想的形成 1935年7月，刘百川放弃江苏省教育厅的工作，来到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探索乡村教育之路。他在实践过程中，提出“乡村学校社会化”和“四大教育——语文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和康乐教育”，以及对如何寻求乡村教师发展的自主性问题的探究，这三个方面，就构成了他教育思想的重要方面。我们简单简绍如下： 一、乡村学校社会化 振兴国家，解决整个社会的问题，必要先解决占绝大部分人口的乡村的问题；而要解决乡村的社会问题，必要解决乡村教育问题。这点可以说是当时所有乡村教育实施者的共同的观点，他们看到乡村的破落不堪，民众勤劳但依旧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甚是震惊难受自责。刘百川深深地认同这个观念，从城市下乡，探求具体的实施方法。他在对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进行深入观察和具体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乡村学校社会化的思想。 原《江苏教育》编辑杨汝熊先生曾在大港实验区与刘百川先生共事，上世纪80年代他在《江苏教育文史资料》上发表文章介绍说，大港实验区乡村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把乡村学校办成乡村的文化中心和社会的改造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儿童的老师、失学者和成年人的老师，也是乡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导师，乡村教育应发挥在乡村中的优势。”他认为，这个理论出现的背景是“乡村学校社会化”，并由社会化的概念演变成了“乡村运动”。 刘百川1936年6月10日在日记中提出“乡村学校应该是乡村社会的文化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社会事业的领导者”。他在《乡村教育实施记》中客观的评价当了时中国乡村改造运动，他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俞庆棠以及全国各地的试验区都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教育本身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他认为“乡村教育的思想：教育是政治的一个部门。教育是政治手段的一种，中国的教育，应当实行三民主义的教育，我们的乡村教育也应当是三民主义的教育，这是我们应当认识清楚的。”并且明确提出：“要解决乡村问题，有许多根本问题，须先为解决，如政治及经济的组织，农村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生产的分配，以及抵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等，这都是根本问题，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我们办乡村教育或是乡村改进工作，便觉得非常困难。” 正是基于他把乡村的学校办成乡村的文化中心和社会的改造中心的教育观点的建立。才使得大港实验区两年半的时间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同时加深了他对我国乡村教育理论的认识。 由此观之，“乡村教育社会化”，简而言之，就是将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合并办理，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打成一片。在乡村学校内分设儿童班、妇女班、成人班，并在乡村学校以外办各种社会教育事业。所有校内工作与校外工作都列在学校计划以内。学校的教师不仅是学校的主持人，而且是一切社会事业的领导者。其核心目标可以归结为：“使学校真正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以学校的力量去推动一切社会事业。” 根据刘百川对乡村社会内涵以及具体标准的阐述，乡村学校社会化的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对象的扩大化。从教育对象上看，乡村学校社会化是希望乡村学校不仅要负责教导学校以内的儿童，“还要负起责任来教导学校以外的儿童、青年、成人，以及儿童的家长。” 其次，学校职责的大大增多。学校职能的社会化是乡村学校社会化的最突出表现。简而言之，乡村学校不仅要负起教育的责任传播知识、训练技能，同时还要成为社会的领导者，指导社会生活，促进风俗、习惯的改善，使学校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 如何使学校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呢？刘百川思考后认为，一方面“学校对于社会的状况，要彻底明了”，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学校的社会教化职责，要密切联系当地的乡村，要善于解决矛盾，要高效和智慧地利用好学校的设施，等等。 二、乡村教育的内容主要有四大块 刘百川通过对乡村社会细致入微的观察，认为要解决乡村教育的问题，就必须举办“语文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和康乐教育”这四大教育。这四项教育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为前提，所以必须合并办理，学校成为儿童教育和失学民众教育的场所，学校还要负起推进各项社会事业，总而言之，学校举办的这四种教育，从各个方面促进民众及其乡村社会的进步。但这四项教育的全部内容都要同时完成，在有限的经费和师资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分步完成。于是，刘百川综合考虑了乡村的情况及其需要，每件事的轻重缓急及经费、师资等方面，及其教育的规律，制定了每一种教育分期完成的标准，可以说这种先后有序、循序渐进的方法，对于解决乡村教育的难题是很重要的策略，乡村教育的理想不是一蹴而就能实现的。 刘百川认为要实现四项教育的普及，都必须经过三个阶段。语文教育，首先要达到学龄儿童都要入学，且每户除了学龄儿童外还要有一人能读书识字；第二步要达到三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少年、妇女及成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要读书识字，一般民众都有普通演说的能力；第三步，全民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要达到读书识字的标准。从语文教育的三个步骤可以看出，目标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强调识字教育且在生活中的应用，只是程度一步比一步要求的高而已，这种循序渐渐的学习方法是适合受教育者的学习认知规律的。 公民教育，刘百川认为首先每户至少要有一人能参加团体生活，且能“准时出席各种集会；指导遵守公共集会之秩序；服从团体之决议；热心为团体服务”，第二步是参加组织，了解个人与团体的关系，并能尽自己的义务，享受自己的权利。第三步，所有公民都能运用四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推动地方自治。公民教育从参与团体生活做起，逐步使民众能够了解团体的意义，能够利用团体，增加生产及经济收入，最后达到能够运用四权维护自身的利益的目的。 生计教育，首先要每户都要有一人有正当的职业，并能够维持生活；第二步，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民众都能有正当的职业维持自己的生活。一般民众能够普遍受过职业训练或职业辅导教育。在十八岁以上的成人，不论男女、贫富，都愿意从事于生产劳动工作，自食其力。第三步，就要达到生产事业科学化，能够组织合作社来解决民众的需要。成年的民众每人都愿意参加合作社，用合作的方法经营生产事业。 康乐教育，首先家庭都能注意卫生清洁，每一个人都能解除不良的习惯，锻炼身体。第二步，每个人都能有适应自己的娱乐和运动，且能养成公共卫生的习惯。创办乡镇卫生所、运动场、俱乐部等，使得每一个民众至少有一种以上的娱乐及运动。第三步，要有健全的组织、永久的设施保障民众的公共卫生与娱乐的实施，并逐步降低疾病死亡率，提高民众的平均寿命，健全卫生所、运动场，俱乐部等组织，充实设备，能够服务于全体民众。康乐教育，也是要求民众从最低的卫生标准，维持身体健康，杜绝恶习，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到，人人都有合适的娱乐，锻炼身体，净化心灵，且知道、愿意积极各种预防疾病，最后要建立永久地保障民众公共卫生与娱乐的实施，使得民众能够健康长寿、保家卫国。 三、乡村教育的关键在教师的专业发展 刘百川一生从事教育，是一个地道的教师。他做过师范学校的教员，也做过小学教师和小学校长，更是担任江苏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主任，致力于乡村教育的发展。刘百川本人是深谙教师成长之道的，他自己就是一个一步步步向优秀的教师，是一块研究成功教师的“活化石”。刘百川丰富的教学、行政经验，行动、心得的相得益彰，赋予他教师教育精准而独特的深刻见解。一所学校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刘百川指出，“做教师的要有健康的身体，要有丰富的智识，要有高尚的品格，要有科学的头脑，要有办事的才能，要有劳动的身手。要做教师，这些条件都得备具，才能胜任愉快！” 怎样做好教师，首先是相互切磋琢磨尤为重要。刘百川念过私塾6年，受传统教化颇深，在教师生涯前期出版了《小学教学法通论》，主要从传统文化视角阐释教师教育问题，熟知《礼记·学记》中“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也”之理。 其次是方法采用很重要。刘百川采用的方法最为重要的是自我教育法——自学、记日记、反省。教师自我教育的方法是指教师自己自觉、主动地通过阅读、交流、日记等方式，提高自身的教育专业水平。核心是教师通过各种活动，能够主动、自觉，而不是被强迫，提高自身的素质。同时，刘百川将教师看成是一件兴趣盎然的工作，教师为了个人的专业成长，也为了增进教育科学，需要兴趣熏陶、进修实习、研究讨论等，他成立了中国教育研究社、教师工作日记展览会、读书经验交流会、教育经验交流会，后期还创办或编辑杂志，刊发教师心得。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总结心得，坚持每天记日记，几十年从不间断。 最后，报刊宣传同样重要。刘百川主要是通过鼓励教师写工作日记、开读书心得报告会或教育研究会，将记录辑录成章、成册，在创办的《乡村教育》月刊、编辑《新江苏报》、《苏报》、《通讯研究》、《中央日报》等报纸的副刊上选编发表。刊发心得与问题，供同人参考，与他人商讨，青年教师亦很乐意及拥护，找问题，做教育研究，通过报刊同人实现交流，深化教师专业自主性，教师自主发展与互动发展成为可能。提携新秀也是创办报刊作用之一，比如，陈侠作为刘百川的一优秀学生，在《怀念吾师刘百川先生》中如是写道：“1935年暑假以后，百川先生担任江苏省立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主任，约为到实验区去编辑《乡村教育》月刊。当时他还给江苏出版的两份省报编辑教育副刊。他工作忙的时候，这两份副刊的编辑工作，我也帮他做过。这样，百川先生不仅把我引导到教育专业上来，让我认真当好一名教师，而且引导我进修教育理论，总结教育经验，编写教育书刊，为我参加革命以后半生的教育编辑工作打下了基础。” 另外，刘百川还将提高教师水平的重点放在了教师在职进修方面。“教师工作很忙，怎样抓紧时间进修，而且能持之以恒，的确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提倡采取自我教育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培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再结合教育视导，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在乡村实践中，他找到了三种简单而有趣的进修方法：“星期研究会”——利用星期日，集合三五个道同志合的同事或朋友，不限地点的组织星期研究会、“教学批判会”—— 轮流定期举行公开的教学，让大家来公开的批评、“巡回通讯研究”——利用集体通讯研究的方式进行研修。 结束语 透过历史的烟尘，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作为民国最后的乡村教育的实践者——刘百川或许并不是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他却以自己的成长历经铸就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向世人展示了其与众不同之处，也给后世乃至当代的乡村教育改革与发展以十分深刻的启迪。作为一个时代末端的中国教育家，刘百川能够走上乡村建设之路，走进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表明了他本人对于中国乡村建设的内在自觉。他通过极力发挥教育的作用，实现整个乡村社会的改良，在试验区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学校社会化”的理论、“四大教育”以及三步走的实施途径，并在寻找教师发展的主动性方面做了不少创造性的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天的教育实践中可以用来借鉴和反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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