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秦腔）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通安故城的秦腔有多少年的传统我无法考究。我就从自己记事（会看戏）说起吧！ 
那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吧！通安大队的戏台在高山学校附近。（由于高山有戏台，所以就成了当时通安大队的文化中心）。遇到逢年过节或苍天久旱无雨时，总要在那个戏台上唱几天几夜的戏。逢年过节唱戏，是一年到头村里人欢庆佳节的一种庆祝方式，要是平时唱戏就有其特殊性和神秘感。比如久旱无雨时，村子里一些德高望重的人会组织唱戏——要雨。不知是真的神仙显灵还是巧合，每次唱完戏总要下雨，既缓解了庄稼旱情，又解决了村里人畜饮水困难。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惯例，这种现象在通安故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是当地人的精神寄托和文化食粮。
无论是哪种文化，都会熏陶着每一个人，甚至伴随着他（她）成长。成长的过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让你永远无法忘怀，现在回想起来，倍感亲切。八十年代通安大队的秦腔在方圆几十里确实名气很大。一旦演出，戏场里总是人山人海，在我的记忆里那场面不亚于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小孩挤的看不见，就骑在大人的脖子上（架光光）看，来的迟的就站在附近的驴圈窑上，学校的土墙墙上看。有一年正月里的白天唱了一折《朱春登放饭》，主演是杨湾的夏老先生和高山的刘女士。正当人们聚精会神看着精彩演出时，站在土窑窑上看戏的人把土窑窑踩塌掉进窑里了，顿时土雾飞扬，场面失控，放饭暂停，急呼救人，虚惊一场，有惊无险。窑塌掉了，人好儿呢！掉进窑里的人自己爬出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放饭继续！那场面，啧啧！！！……
那个年代娃娃多，一家子五六个娃娃是正常的。所以看戏时负责娃娃的安全和戏场治安也是个大问题。总有一些调皮捣蛋的娃娃往戏台上扬土，戏耍打闹，影响正常秩序。那时负责维护治安的是新堡子的史老先生（时常穿着一件黄大衣，戴着个暖帽，穿着一双布暖鞋）。我对史老先生有着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他“坏”了我的一件“大事”。当晚演出的本戏是《黑逼宫》，我特别喜欢戏里由南张刘先生演的“三王”，因为“三王”的两个肩膀上有两疙瘩，后面看起来就像三个头，非常美气。所以我就早早的吃了饭准备抢个位置看“三王”。我到现在记得清清楚楚，当晚我穿的布鞋左脚有个洞，左脚的大拇指漏在外面，临走时塞了一点烂纸堵脚指头，防止冻脚。急急忙忙赶到戏场占了个位置（站在了敲大锣的南张七爷身后）。低头一看，纸还在，脚指头没有漏出来。想着可以美美的近距离的欣赏刘先生演的“三王”了。事总不随人愿啊！戏要开演时，史老先生开始清理戏台上的娃娃了，我赶紧藏在了七爷的身后，还是被史老先生发现了，照着我的小屁股就是一脚，我一个踉跄，火速跑下戏台，低头一看，堵脚指头的纸没了，脚指头漏出来了。想到台子上找那点纸去，但又不敢上去，当时对史老先生的那个狠啊（完全用咬牙切齿来形容）！
那时家乡还没有拉上电，演夜戏靠的是汽灯照明。时不时唱到半途汽灯就灭了，还得找人扎汽灯，收拾汽灯的时候演出就停止了，收拾好了继续接着唱。有一天晚上王河的冉先生戴的茬茬胡子演的啥戏我忘了，但在出场时要别人拿着火把，嘴里含着煤油，向火把吹一口煤油，要在火海一样的氛围中出场，由于汽灯故障，台上一片漆黑，整火把的人把火弄到冉先生的茬茬胡子上了，胡子着火了，台下一片笑声，冉先生急忙跑到幕后换胡子去了。那个精彩那个高兴啊，确实美！
小时候看戏趣事时的点点滴滴至今记忆犹新。像史老先生那样认真负责维持秩序的人现在想起来让人尊重万分！！老一辈人，不论大队干部，还是每一名演员，他们都像维护秩序的史老先生一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把大家的事当自己家的事一样干。
有了父辈的默默付出，才有了通安故城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扬。时隔三十多年，通安城的戏曲文化从辉煌走入了低谷乃至接近了沉睡状态。文化在演变，时代在召唤，文化艺术的发扬和传承是当地百姓所渴求的精神餐食。我们这一代人还有高山戏台上前辈留给我们点点滴滴的美好回忆！不知道我们下一代的美好回忆是啥？难道仅仅局限于通安城那个塌庄庄里面自乐班的几段演唱？当我在视频里面看到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乡亲们的欢声笑语时，我的心情却格外沉重。因为我从乡亲们的脸上能够读出，他们也想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中过年——看戏。
家都在看
这个秘密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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