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李 陵封禅泰山的这一年(前110年),天子改元“元封”,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接替父亲的岗位,成为太史令。 接下来这些年里,史书撰写的工作,应该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李陵战败投降匈奴,这件事发生在天汉二年(前99年),下一年,李陵家族被汉武帝全部处死。司马迁则因为为李陵辩护,被处死刑,最终以宫刑替代。 李陵究竟是怎样投降匈奴的?很遗憾,司马迁自己没有详细记录,我们今天对这一事件的了解,主要来自班固。 班固是所谓“正统史学家”,这个说法肯定不错,但却很容易使人低估班固的复杂性与才华。李陵事件是汉家的一个痛点,应该怎样写呢? 首先,绝不能简单粗暴地否定李陵批判李陵,那会让无数在边疆上浴血奋战的将士寒心,也会显得皇帝毫无识人之明。班固把李陵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奋战匈奴单于过程,写得扣人心弦:李陵的临阵指挥惊才绝艳,战斗艰苦卓绝;李陵只差一步没有能够回到汉地的失败,读得人忍不住顿足叹息;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之后,李陵的锥心刺血,让读者忍不住一洒同情之泪。 同时,班固强调了汉武帝精心布局,企图接应李陵,只是各种阴差阳错,没能发挥作用。然后又是一系列阴差阳错,一个李陵不但投降匈奴——而且帮助匈奴训练军队的错误情报被送到了汉武帝手里,汉武帝这才处死了李陵全家。 这是一个没有反面角色的故事,是命运之手的拨弄,造成的悲剧。 司马迁的只言片语,则透露出另外一种信息。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写道:当时自己之所以会开口说话,固然同情李陵,更重要的是,李陵投降后,汉武帝显得“惨凄怛悼”,自己为了宽慰皇帝,才为李陵辩护了几句,却被汉武帝认为“沮贰师”。 贰师是指贰师将军李广利,当年汉武帝最宠爱的女人李夫人的哥哥。汉武帝一直想让李广利建立军功封侯,但李广利却一次次失败,或者即使成功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朝野早已议论纷纷。 这应该是司马迁后来才想明白的因果:天汉二年这次对匈奴的战役,李陵本来只是陪衬,重点要再给李广利一次建功的机会,而李广利却被匈奴围困,汉军将士牺牲者十之六七。汉武帝积极引导群臣批判李陵,本来就是想转移舆论的焦点,李陵是否被冤屈根本无关紧要。而自己称道李陵的功绩,更加显出李广利的无能,等于把人们眼光注视的方向,又拨了回去。 于是皇帝的雷霆之怒向司马迁倾泻,也就毫不奇怪了。 绝 唱下狱之后,司马迁有三个选择。 第一,是接受死刑。这在当时,其实是非常自然的选择,从战国到西汉,一直是危险系数极高的时代,意外死亡的事随时可能发生。相应的,那个年代的坦然赴死,相比今天容易得多。 贪生怕死难免“为天下笑”,重义轻生,却可能得到好评。事实上有气节的士大夫,多半会抢在死刑执行之前选择自杀,以免在大庭广众之下受辱。 但是,父亲嘱托的那部史书,也是自己这些年已经倾注无穷心血的史书还没有写完,这时候死,意味着前功尽弃。 第二,是花钱赎罪。按照当时的法律,如果能够拿出五十万钱,可以“减死一等”。司马迁拿不出这么多钱,也没有朋友愿意借钱给他——朋友们也未必是吝啬,更多恐怕还是害怕借钱引火上身。 第三,选择死刑的替代刑“宫刑”。 司马迁已经只剩这条路可选了。于是他活了下来,汉武帝让他改任一个当时还只由宦官担任的职务,“中书令”。 司马迁很清楚,“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这个选择,意味着今后自己将面对无穷的嘲笑。宦官是整个社会鄙视链的底层,高洁的士大夫们,只要和宦官发生一点牵连,就视为莫大的屈辱。一个本来优秀的人物,若是与宦官亲密一些,他的朋友就可能与之断交,他就要被逐出士大夫的社交圈,何况自己成为一个宦官呢? 但司马迁还是选择坚持活下来。理由,也就是今天中小学生作文里反复引用的那句话: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知道,现在就选择死亡,那真如鸿毛一般轻浮,如蝼蚁一般卑贱。他必须坚持活下来把那部后来被称为《史记》的书写完。他的生命只有与这部书融为一体,才能有泰山之重。 司马迁最终的结局,没有可靠的记录。有人说,他最终还是因为口出怨言,而被汉武帝处死。有人推测他是自杀,也有可能。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写《报任少卿书》的时候,司马迁《史记》肯定已经写完。而这封著名的书信,许多地方看来都不像只是写给任安的,而是一封遗书:处处流露着最大的事业已经完成,人生已无可留恋的感觉。 《史记·赵世家》里,写了一个很不可靠,却也许能体现司马迁心迹的故事:程婴受尽屈辱,终于把赵氏孤儿抚养成人,然后,他就选择了自杀,程婴说,我要去告诉逝者,这个重任,我已经完成了。 仿佛,司马迁就是程婴,《史记》就是他的赵氏孤儿。 司马迁死的时候,大约仍然没有得到亲族和父老的认同。司马氏祖辈的墓地,在家乡夏阳的高门原,而司马迁的墓地在芝川,远远隔开。这种屈辱的处理,和今天当地有关部门把司马迁视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形成了鲜明对照。 自然,这一切毁誉,对司马迁来说,都已经轻于鸿毛。 摘自 | 《领导文萃》2020年6月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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