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培、徐铁志二位先生鼎力助我草成此文，谨致谢忱。
本文部分资料源于《武昌县志》、黄石电视台专题片《金牛客》及《金牛志》，谨此致谢。
——柯尊解
3、鄂王城、鄂县、鄂县人
薛季宣在金牛街上写完他的考察报告《上诸司论金牛置尉札子》，“簿书稍暇”，他决意要藉此去拜谒鄂王城。
关于鄂王城，《武昌县志》介绍说：
鄂王城在县南（按：当作西南）一百二十里，周夷王时，楚熊渠封中子红於鄂。（《奥地纪胜》按：《名胜志》引《九洲记》：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属马迹乡。考马迹乡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距府治一百八十里，与《寰宇记》所称在鄂州百八十二里正合。今遗址关门石尚存。土人呼为鄂王城。其为楚封址无疑。）
鄂王城就在金牛街西向不过十里之遥的马迹乡。薛季宣在父老陪同下，出西街梢过西山冠，兴致勃勃前往马迹乡高河河畔，凭吊鄂王城。但他看到的却是一片废墟，残亘断壁，衰草狐兔，令他感叹唏嘘。
千万感慨集于笔端，薛季宣挥毫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鄂墟赋》。此赋转引自清光绪版《武昌县志》，他处难得一见，故恭录如下，以观全貌，不求甚解：
按藉披图，乃窥鄂墟。有邑无民，荒城已芜。鄂渚缭乎其前，樊山峙乎其北。有峰有峦，有陂有泽。林麓苍苍，环流漾碧，万顷涟漪，际天一色。吏指图而告曰：此三代之建邦也。在楚熊渠，始大宗周，寖微载拓东境，穷兵极兹，乃命子红王而有之。而已知其非是，红归国废，爰始邑焉。吴迁以替，是为周睨之荆蛮，专封之旧地也。走蹙然而应之曰：是则然也，而非尔之所及，感昔伤怀，凄然以泣曰：蛮宗以大，非熊渠之罪也。夫天王至贵，匪夷之类，犹之在人，足元孔异。使周王能保文武之基绪不失周公之典制，外睦诸候，下安万汇。礼乐征伐，惟王是出，后稷之功，有隆不替。蠢尔荆蛮，胡宁以害?伊其自绝，何伤日月?不见崇侯，俄然而灭。自彼成康既亡，昭缪志荒，京邑昏昏，仪於四方。废法专征，诸侯是常。楚越徐吴，於焉僭王。则无荒服之侵凌，为天王之政庞也。熊渠何罪哉?封红於鄂，此其大累，废红而復，岂无还善意邪?而王不是改也。乃有骊戎犯顺，鼎彝屡震，楚及郊畿，重轻是问。则斯僭窃之狂图，非当时之大常规也。且夫百姓何知，观德攸归，楚之盛强，惟能抚之。彼社稷宗庙，尚为禾黍。夫何鄂侯之覆哉！若夫都之故城。哲夫是城，版筑经营，再千尔龄，而犹巍峨弗倾。今之为城者反是，岂夫人之或异版靡不施，工程靡不至，在旦落成而夕颓，委地观夫僭窃之荆蛮，又匪予今之所喟也。走尝观古中都，先王矩抚，而今已亡，犹存此墟。走不知人力斯至邪，将以为皇天之意夫。
《武昌县志》关于鄂王城的介绍，源自《史记.楚世家第十》：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代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熊渠的第二个儿子熊红是第一任鄂王，但没过多久就取消了这个封号，《史记》上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这就是《鄂墟赋》所说的：“乃命子红王而有之，而已知其非是，红归国废。”
首任鄂王熊红后来立为楚国国王，并迁往长江边上的鄂州，有据可考。
但是，为鄂王所筑的鄂王城，决不会因为取消了“鄂王”封号而被拆毁，这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鄂墟赋》也说“爰始邑焉”。鄂王城后来或许就成为楚国封君的治所。楚国在历史上出现过大量封君，其中最有名的当是春申君黄歇，其次就应该是鄂君子晳了，好像还有一个郢君，事迹不详。子晳是楚康王宠爱的弟弟，其生卒年代约在公元前530年前后。其后，关于鄂君，史书似乎再无明文记载。但1957年安徽寿县邱家花园出土“鄂君启节”，实物证明，在鄂君子晳以后约200年，公元前323年，还有一位名叫启的鄂君，此人是楚怀王的弟弟。
从鄂王红到鄂君子晳，再到鄂君启，至少延续了五六百年，鄂王故城一直存在。它能够存续五六百年甚至可能更悠久，其市政规模及城市繁华文明程度，应当是可圈可点的。我们在前面说过，以金牛街为中心的古马迹、灵溪、贤庾、符石四乡所属地域，在古代极有可能就是一个县。《宋书.州郡志》载，太康元年，復立鄂县，而武昌如故，似可为证。
《晋书.地理志》的记载更为明确，引文如下：
武昌郡，吴置。统七县，户一万四千八百。
武昌，故东鄂也。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此。
柴桑，有湓口关。
阳新。
沙羡，有夏口，对沔口，有津。
沙阳。
鄂，有新兴、马头铁官。
官陵。
按《晋书.地理志》说，武昌郡是东吴时期创置，统七县，包含鄂县。可见无论西晋东晋，甚至上溯到三国东吴时期，武昌郡都确实有鄂县。
鄂县县治在哪里呢?
薛季宣的《武昌土俗编》认为，马迹乡的鄂王城，直至晋代仍然是一座县城。清光绪版《武昌县志》更进一步说明：“鄂县盖东近兴国军界。《路史.国名纪》今兴国军有故鄂城，盖马迹乡，本永兴地也。据此则楚鄂故城，即今马迹乡之鄂王城。”
百度上说得更明确：“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分武昌县为武昌、鄂两县，鄂县治所在今大冶市西畈，两县隶属武昌郡，属江州。”
照薛季宣《上诸司论金牛置尉札子》分析：“金牛、马迹、灵溪、贤庾、符石五乡，在本县南。隔絶大冶县界一百三十馀里。”古武昌县所属九乡，四乡在樊湖以北，金牛及马迹、灵溪、贤庾、符石五乡在樊湖以南，若把武昌县分为两县，自是以樊湖以南、被大冶县界隔绝一百三十里的金牛及马迹、灵溪、贤庾、符石五乡自立为一县，最为妥当。
百度虽未注明何以为据，但总不至于是无稽之谈，所言“西畈”即马迹乡故鄂王城所在地，这个结论也与清光绪版《武昌县志》完全一致。
由此应当可以确定，古鄂县县治在马迹乡鄂王城。
因为晋代确有“武昌鄂县”，《武昌县志》就理直气壮地认定：孟嘉是武昌人，并且，堂而皇之地为孟嘉立了一篇近千字的正传：
孟嘉，字万年。（案：陶渊明《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作江夏鄂人。《晋书.地理志》江夏无鄂县，而武昌郡有之。则陶集或系刊本之误也。《世说新语》作武昌人。又嘉弟陋为阳新人，详儒林传。而陶集叙占藉之由，尤为明悉。嘉为渊明外祖，其传可凭，故不復依《晋书》也。）曾祖宗，一名仁，以孝行称，仕吴司空，祖父揖，（案：邵志作父缉，误。）晋元康中为庐陵太守。宗葬武昌阳新县，子孙家焉，遂为县人也。
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孟宗、孟嘉、陶渊明，都是名重古今的人物。
孟嘉的曾祖孟宗，曾任三国东吴司空，位居三司，应当是个很不小的官。因为东吴末代皇帝孙皓字元宗，孟宗为避讳，曾改名孟仁。中国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孟宗哭竹”即为其一。故事说，孟宗小时候，父亲早逝，家里非常贫困。一年冬天，母亲年老病重，医生嘱用鲜竹笋做汤可治母病。适值严冬，漫天风雪，哪里会有竹笋啊！孟宗无计可施，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抱着竹子痛哭。
孝心终于感动天地，少顷忽然地裂，雪地里长出数株嫩笋。孟宗大喜，采回做汤，母亲喝了后果然病愈。
孟宗后来做了官，起初是个管渔业的小官，他独自在外工作，十分挂念母亲，就托人从任所带一包鲊孝敬母亲。母亲不肯打开那个包，原封不动退还给他，并附信教训道：你是管理渔业的官员，却给我寄包鲊，这就有以权谋私的嫌疑。既为官，这是不可以不慎重的！
孟宗大愧，再三检讨自己，发誓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决不以权谋私。
据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上说，孟宗逝后安葬在武昌郡的阳新县，他的后人就在阳新安家了，孟嘉的弟弟孟陋就是阳新人，至于孟嘉后来又怎么成为了鄂县人，就不得而知了。
孟嘉青少年时就有美名传扬。他语言简默，很有度量，二十岁时已经受到同辈人的敬佩，好名声甚至传到了京城。
当年，太尉庾亮以皇帝舅舅的身份坐镇武昌（郡治在今鄂州市），兼任江州刺史。他听说孟嘉贤能有才华，就召孟嘉任庐陵郡的从事（副长官）。
一次孟嘉从庐陵郡回来，庾亮询问他下面民风民情如何，孟嘉却回答说：“我不知道啊，我可以回去问问下面的人。”庾亮掩口而笑。其实，这种官样的例行公事，孟嘉本可以随便编几句瞎话来敷衍上司的，可他不肯这样做。等到别人都走了，庾亮就对他弟弟说：“孟嘉到底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啊。”
太傅诸裒是个渊博沉稳而又善识人才的人，当时担任豫章太守。一次他从豫章来拜见庾亮，恰逢正月初一，庾亮大会州府人士，很多贤达俊彦都参加了这次聚会，孟嘉座位离主座较远。
诸裒不认识孟嘉，就问庾亮：“江州有位才俊孟嘉，他也来了吗?”
庾亮说：“在座呀，你自己去找吧。”
诸裒环顾众人，竟指着远处的孟嘉说：“难道不是他吗?”
庾亮欣然而笑，善于识人才的诸裒能在这么多人的聚会上一眼就能认出孟嘉，实在是件令人惊奇的事情，这不是也证明孟嘉的器宇风度有多么出众吗?
庾亮因此更加器重孟嘉。
孟嘉被推举为秀才，后来成为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参军，也就是参谋人员。桓温也十分看重孟嘉，提拔他做了长史，长史相当于秘书长或参谋长一类。
桓温是个有谋逆野心的人，孟嘉不愿同流合污，他就经常驾车跑到龙山上独自饮酒，一直到太阳快要落山了才回家。桓温问他：“酒有什么好的，你这么喜欢喝酒。”孟嘉回答：“您的兴趣不在酒里，所以你不知道酒的妙处。”
孟嘉身处乱世，不愿显身扬名。
晋穆帝知道了孟嘉的名声，也要在皇宫内召见他。孟嘉却借口自己的脚有毛病，不方便向皇帝跪拜，不肯见皇帝。皇帝竟然迁就他，让人扶他进皇宫。
因为孟嘉的名气太大，到了唐代，房玄龄等人作《晋书》的时候，就在《桓温传》后面，也为孟嘉附了一篇四百字的小传。
不过，这个小传却惹了麻烦，它说，孟嘉是江夏鄳县人。
但是，陶渊明专门为孟嘉写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却是明明写道：“君讳嘉，字万年，江夏鄂人也。”
陶渊明与孟嘉是什么关系呢?
陶渊明的曾祖父是大将军陶侃。陶侃以其第十女妻孟嘉。孟嘉是陶渊明曾祖的女婿，夫人是陶渊明的姑奶奶。更重要的是，陶渊明的母亲，又是孟嘉的第四个女儿，就是说，孟嘉是陶渊明的亲外公。
陶渊明为外公作传，怎么可能把他的藉贯写错呢?
但是，《晋书.地理志》上，江夏郡确实没有鄂县，只有鄳县，而鄂县在武昌郡。所以，一伙人就说，是刊本把“武昌”错成了“江夏”；另一伙人却说，不对，江夏是没有错的，是有人把“鄳县”错成了“鄂县”。
古代刊本刻印或书写，都是竖排文字，把“阳新”两个字颠倒成“新阳”，这完全有可能，而且不容易看出来。
但是，把“武昌”两个字错成“江夏”，真没有可能。
至于“鄳”与“鄂”这两个字，也很难弄错。
晋代的书写流行汉隶，这两个字区别明显；到了南宋以后，刻本已经多用近似于今天的印刷体，这两个字的字形，就更难混为一谈了。
而且，说孟嘉藉贯是“鄳县”而不是“鄂县”，于情不合，于理不合。
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明明白白说：“宗葬武昌新阳县，子孙家焉，遂为县人也。”
祖坟在阳新，家人居阳新。当时的阳新县当在今天阳新西南六十里，而鄂县东近兴国界。《路史.国名纪》云，今兴国军有故鄂城，盖马迹乡，本永兴地也。就是说，阳新、马迹这两个地方同属兴国军，相距非常近，是毗邻。
“鄳县”在哪里呢? 鄳县为西汉所置，位置在今天河南省信阳市以北的罗山县以西，过了长江，又过了武圣关，还要往北走，离长江估计在一二百里之外。
东晋属南北朝时期，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为“五胡十六国”所有，鄳县一带虽然仍属东晋，但其地孤悬江北，危机四伏，战祸频仍。孟嘉身为东晋名士，他怎么可能抛舍家人，从江南的阳新县移居江北一两百里外的鄳县?
说他就近移居鄂县，倒是很有可能。
此为于情不合。
陶渊明为他的外公作传，事在公元401年到公元402年之间，与孟嘉是同时代，弄错藉贯的可能性极小；而房玄龄等人作《晋书》，却在公元646年至公元648年间，离孟嘉已经相去二百五十年，出现错讹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况且陶渊明是为表达孝敬母亲的心愿，为外公作传。据他自己所说，他在为外公写传时，“谨按采行事，撰为此传。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如此胸怀恭敬，如此慎重，生怕有一点点错谬，坏了外祖父的名，伤了母亲的心，又怎么可能开篇就把外祖父的藉贯写错呢?但问题在于，《晋书.地理志》中江夏郡确实没有鄂县，而鄂县又确实在武昌郡。若据《晋书.地理志》，陶渊明说的“江夏鄂县”，根本不存在。那么，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某一个历史时期，鄂县是隶属于江夏郡的，而《晋书.地理志》却漏记了！就像在1949年以前文史档案里，根本就没有“大冶县金牛镇”一样，因为那时候金牛隶属鄂城县或者武昌县。百度上说：西汉末年，江夏郡领十四县：西陵、竟陵、西阳、襄、邾、轪、鄂、安陆、沙羡、蕲春、鄳、云杜、下雉、钟武。在西汉末年江夏郡所属十四县中，既有鄂县，也有鄳县，此为证据之一。
事实上，《晋书.地理志》只是沿袭古代典藉，对个别郡县的变化，并没有作详细记载，错漏是确实存在的。
譬如江夏郡的平春县，东晋太元中因避简文郑太后（阿春）名讳，曾经改为平阳县。那么，在这一历史时期，江夏郡就只有平阳县，而没有平春县。但《晋书.地理志》却只记为“平春县”，未作任何说明。
由此可以怀疑，所谓“江夏无鄂县”的问题，会不会与此类似呢?
再譬如江夏鄳县，西晋建立后，鄳县改属义阳国。东晋十六国时，虽为东晋政权据有，却仍属义阳君，事实上，东晋时江夏郡并无鄳县。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江夏郡的问题的确比较复杂。
三国鼎立之时，北方的曹魏政权设置有江夏郡，江南的孙吴政权也设置有江夏郡，在这同一历史时期，长江南北就同时存在两个江夏郡。
江北曹魏的江夏郡不可能管辖到江南，它就只有鄳县，肯定没有武昌县，更不会有鄂县。
但江南孙吴的江夏郡所属，就极有可能同时有武昌县和鄂县，而没有鄳县。
这是不辨自明的道理。而江南孙吴的江夏郡所管辖地域，又有过变更。
史载，孙权以鄂为都后，曾经改鄂为武昌，另立武昌郡。不久又恢复江夏郡，以武昌县隶属。在这一历史时期，既然连武昌都属于江夏郡，鄂县就同样应该属于江夏郡，如何能说江夏郡无鄂县呢?
吴亡晋兴，长江南北统一于同一个政权，又把孙吴的江夏郡改为武昌郡，而把原来魏国立的江夏郡迁回到安陆旧城。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情况，就极有可能把鄂县隶属于武昌郡，而将鄳县隶属于江夏郡了！
由此而论，孙吴时江夏郡是应该有鄂县的，考虑到孟嘉曾祖孟宗仕吴司空，那么，五柳先生陶渊明说他的外祖父孟嘉是“江夏鄂人”，是不错的。
鄂县县治鄂王城，在马迹乡，即今天的金牛街西向十里之遥的高河河畔。那么，我们说孟嘉是金牛人，几乎可以确定无疑了。但想到陶渊明与孟嘉的关系，直说五柳先生是金牛的外甥，心里又惶惶然，不敢结论，毕竟这个人太有名了。可是，“君讳嘉，字万年，江夏鄂人也。”这句话，真的就是陶渊明自己说的啊！
且将五柳先生陶渊明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恭录在这里备查吧。
君讳嘉，字万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称，仕吴司空。祖父揖，元康中为庐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阳县，子孙家焉，遂为县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闺门孝友，人无能间，乡闾称之。冲默有远量，弱冠，俦类咸敬之。同郡郭逊，以清操知名，时在君右，常叹君温雅平旷，自以为不及。逊从弟立，亦有才志，与君同时齐誉，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声流京邑。太尉颍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陕之重，镇武昌，并领江州。辟君部庐陵从事。下郡还，亮引见，问风俗得失。对曰：“嘉不知，还传当问从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诸从事既去，唤弟翼语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辞出外，自除吏名。便步归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欢乐，怡怡如也。旬有余日，更版为劝学从事。时亮崇修学校，高选儒官，以君望实，故应尚德之举。太傅河南褚裒，简穆有器识，时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会州府人士，率多时彦，君座次甚远。裒问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座，卿但自觅。”裒历观，遂指君谓亮曰：“将无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举秀才，又为安西将军庾翼府功曹，再为江州别驾、巴丘令、征西大将军谯国桓温参军。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左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座。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坠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咨议参军，时在座，温命纸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奉使京师，除尚书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闻其名，赐见东堂。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诏使人扶入。君尝为刺史谢永别驾。永，会稽人，丧亡，君求赴义，路由永兴。高阳许询，有隽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客居县界，尝乘船近行，适逢君过，叹曰：“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者，将非是乎？然亦何由来此？”使问君之从者。君谓其使曰：“本心相过，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及归，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旧交。还至，转从事中郎，俄迁长史。在朝隤然，仗正顺而已，门无杂宾。常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温从容谓君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驭卿。”后以疾终于家，年五十一。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衿，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君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中散大夫贵阳罗含，赋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纵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不？”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谨按采行事，撰为此传。惧或乖谬，有亏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赞曰：孔子称：“进德修业，以及时也。”君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道悠运促，不终远业，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