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人物志】 刘颜涛丨 文化是书法的支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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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书法的支撑

——“首届全国‘三名工程’”书法50家系列访谈

□  刘颜涛  / 文

记者：现在书法艺术很繁荣，书法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不是古人所能比拟的，而且我们这个时代也给予了书法家最大程度上的物质和精神的奖励。但是一个书法家真正的自信是来自这些吗？

 

刘颜涛：应该说我们现在的书法家欣逢盛世，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在过去，除去进入“仕”阶层的官宦书家外，很多书法家都是些流落到民间的失意文人，社会的价值观也视文艺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虽然也说“文章千古事”，但主流价值取向还是觉得不是经国济世的大丈夫所为，书法甚至被视为“末技”，然而历史却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书法经典，精神财富，令我们高山仰止。再看他们当时经历的坎坷和生活的艰辛，甚至是才华横溢却穷困潦倒终身，让我们唏嘘不已。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书法家、艺术家可以这么扬眉吐气，当是一件幸事。

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自己反而有一种惭愧之心——在这么好的优越于前贤师辈的条件下，自己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又做了多少走了多远呢？跟古人比，且不说能否达到那样的高度，而是怎样去努力缩短那个差距。我们越是在这样一个好的时代，越是要自我反省，越要有一种担当，一份责任。如果有了优越于前贤师辈的物质条件，而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在艺术上反而跟他们距离越拉越大，纵使宅再豪，车再名，也没有自信的底气和资本。

我觉得真正的自信就是作为一个书法家，应该一日日、一月月、一年年地去尽到自己应尽的本分，应该有一个书法史的概念，在书法历史的长河中，在浩瀚的墨海里，通过自己毕生孜孜不倦地努力追求，能成为“一粟”，这样才能无愧于书法，无愧于自己的人生。

 

记者：有人说，我们在技法上可以做到比肩古人，但是又总觉得缺了很多东西，缺的是什么？

 

刘颜涛：现在书法的教学方法或者说训练方法的科学，资料的齐全、印刷的精美、信息的快捷以及学习的便利，确实是这个时代的优势。很多的作者，甚至很年轻的一些作者，单说在书法技法上的那种到位，对技术性的掌握，甚至可以说不逊于古人。但是那些作品，初看觉得笔墨精妙，仔细再往深处看的时候，就感到虽吸引眼球但不耐“品”，缺少笔墨背后那个满腹诗书的书家，缺少的是文化气息。因为真正的艺术它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技巧固然需要，没有高超的艺术技巧，没有对这种语音娴熟的掌控能力，所有情感的表达都成为一种虚无。但是掌握了足够的技巧以后，如果不能体现到一个人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不能传递出书家的喜怒哀乐性情思想，你就会觉得那种缺少蕴藉的技巧的微不足道了。

真正好的作品，是由技入道的，是通过技巧，通过这种书法的语言，在表达人的思想，表达人的情感，这是艺术的本质。如果艺术不能传递人的真情实感，不能表达人的思想的时候，只能说是一种技术，一门手艺。“只有把书法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求转化成笔底风光”。我们不能厚古薄今，说古人所有的都好，也不能说古人在技法上没有一点点败笔。但他们纵有“败笔”，也是势不弱、气不薄，正如黄庭坚的诗，“宁律不协，不使句弱；宁用字不工，不使语俗”。这就是在“技”与“道”中，更多的是应该有一种意蕴，有一种精神。这说起来好象很空泛，但是作品到一定层面，就能看出来，能看出一个很儒雅的、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作者来。这样的作品才充盈丰满厚重。“道”的层面，精神层面，说到底还是一种文化。所以书法必须有文化的支撑。书法家首先应该是个读书人。

一支毛笔，一种颜色，在一张白纸上，就这么舞蹈、游走，能成为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经典，成为一种国粹，肯定有它的民族精神。民族的精神仍是文化底色。“不激不厉，风规自远”，凡事都有一个度，什么是度？就是说勿不及，勿太过。什么都不能过激。细瘦而不干瘪，丰腴而不臃肿，减一分则太瘦，增一分则太肥，秾纤合度是为美。你追求雄浑的，过了这个度，那就是一种霸气粗野。你追求清秀的，过了这个度，就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成了纤弱，显得单薄、糜弱。所以怎么把握这种度，如何做到“淡寂无枯悴之嫌，繁藻无淫妖之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儒家的“中庸”。再者，书法创作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过探索、汲取、融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风格，最后要呈现出一个什么态势？她不能是人为设计出来的，美的标准就是自然。自然是最高的。艺术创作的自然是什么？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道家所说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就是“大朴不雕”、“道法自然”。

所以说支撑书法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如果缺失了，书法到一定层面后，很难再有更好的发展和更高的超越。

 

记者：刚才您谈到了文化是书法的支撑，请您就此话题展开来谈一谈。

                                             

刘颜涛：书法是用毛笔书写汉字的艺术。书法艺术美的本质是以笔墨线条来体现文化内含与人格精神。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是“书以载道”“书为心画”。现在我们追求的“艺文兼备”和“技道双修”，便是包含着技法、文化内含、人格精神三个方面的内容。人格精神所包含的个性涵养、胸怀格局、家国情怀、意志毅力、博爱奉献等等，在书法中通过精湛的技法和丰厚的文化表现出来。技法是基础，人文修养是灵魂。因此书法的学习应围绕技法和人文精神展开；有技无文易浅薄野俗，有文无技则非书艺。所以书法的学习需要多临帖，更需要多读书，而且即要读有字书，还要读无字书，无字书是“世事洞明皆即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因为书法不仅是一门艺术，还是一种文化。我们称好的书法作品有书卷气，就是说书法既要有艺术性又要有文化性。好的书法作品气韵生动、神采飞扬，这种活趣，就是中国文化重视的生命。“生命”这两个字就是牟宗三在谈到中国哲学传统时，以之作为中国哲学传统的领导观念。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关注的是生命的定义和生命的价值，是一种生命安顿之学。儒家安顿的是人的道德生命，道家安顿的是人的艺术生命。佛家关注的是生命的解脱。在这里我展开多说两句。

比如书法与周易哲学。

其生生：《易传》之“天地之大德曰生”，可以看作是中国生命哲学的总纲领。书法线条的流动正如生命的运动，其点画线条是一种活的内在生命流动，要给人流动而不执著，充盈而富有生命力的感觉，要表现出自然万物的动象。书法特别重视“韵”，“韵”就是生命运动过程的节奏化、韵律化、音乐化。书法特别强调内在气脉的贯注和流动，也就是生生不息、笔笔相连。包括书法用笔中的“笔断意连”、“笔不周而意周”，也是把不着笔墨的地方当作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把空白、虚无也生命化。

其和谐：《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汉蔡邕言：“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唐虞世南说书法：“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张怀瓘说：“夫物负阴而抱阳，书亦外柔而内刚。”书法家动笔即是阴阳，以笔墨泄阴阳造化之机。古人作书，以笔之动为阳，以墨之静为阴；以笔取气为阳，以墨生彩为阴。易经讲阴阳相生，表现在书法上，实为阳、虚为阴，即“虚实相映”；刚为阳，柔为阴，即“刚柔相济”。

其用简：即以简易蕴含丰美。《易传》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中国书法最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它形式最简单、最纯粹，只不过是一些单纯的点画往来，线条连绵，色彩也不过最简单、最朴素的黑白二色。而这种辅助手段越少表现的难度越大，有难度才见高度，这高度便是“大道至简”，便是在简朴中蕴含着最概括、最丰富的生命意趣和人生况味。中国哲学最高境界是无味之大味，希声之大音，无形之大象，无容之至言，这正好体现在形简神丰的书法。

又如书法与儒家哲学。

汉蔡邕说：“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正是毛笔柔软的特性，使得书法家的书写能创造出无穷的变化，提按、转折、粗细、中锋、侧锋等等，笔法的千变万化都来自于毛笔的柔软。毛笔不仅柔软，而且在柔软中有刚健的力量，即其弹性。毛笔有“四德”：尖、圆、齐、健。尤以“健”为紧要。刘熙载说：“盖能柔能刚之谓软，非有柔无刚之谓软也。”古人常说，使笔如使刀，宝刀能柔能刚，也全在于那韧性和弹性。“儒”字，从文字学观点看，是“柔”，从人从需，是人之所需，人需要什么？需要温暖需要爱。是“即之也温”的温暖文化，是“仁者爱人”的爱的世界。“仁”是爱，“孝”也是爱。都是要抱着一颗温暖柔软的心，去面对、亲近、抚摸这个世界。但一味地溺爱和滥情也不行。孟子补充了“义”的力量，“义者，宜也”（适宜），义是一种约束性，是一种刚毅的力量，也是人心应该遵循的道理，这种规范制度和秩序便是“礼”。儒家说：“发于情，止乎礼”，笔锋柔软的触动，就是心灵的跃动，就是“情”的被动，通过笔锋发出来还要止乎“礼”，那“礼”就是要在笔法的规范和结字、章法规律的制约下，适度地、有分寸地流泄自己的情感。就是在这样笔触的“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游走中，“中庸”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的人格理想和审美理想便建立起来了。

再如书法与老子哲学。

文明状态从自然状态中剥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但文明进程中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则又是人自私自利的根源。也是人间一切争斗的根源。人有了自我意识就更刺激了智和愚、巧和拙的分化，分化越多，矛盾越多；机心越多，尔虞我诈也越多。老子憎恶文明的极端演化所带来的人的精神的过度分裂，呼唤要回归到自然而然的本真状态，要“绝圣弃智”，“绝巧弃利”。因为社会的进步并不代表人的自由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并不代表人的道德的进步，所以老子总是提醒人们不要被物质技术所役使，要“抱朴守真”，要保护生命本身。

老子给人们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状态；一种是人工的，机心的，造作的，伪饰的状态，一种是天工的，自然的，素朴的，天饰的状态。老子的“拙”，不是笨拙，而是反对人工的做作和虚伪；拙不是枯朽，是对生命活力的唤醒。

由金石文字所代表的碑派书法，就体现了一种枯拙之美。书法上追求的“金石味”，就是指由青铜铭文（金文）和砖瓦石刻文字所依托的金石材料固有的质感，加上铸刻技术和工艺过程的作用，再辅以历史久远所造成的自然风化和剥蚀作用，以及拓工打墨的轻重等多方面原因所综合形成的独特美感和审美趣味。这种书法的线条质感追求“万岁枯藤”，即外表苍劲老辣，粗糙而不光滑，态势则屈曲下垂，内含劲健，看似古拙、苍茫，却有一种不加修饰的率真之美。“枯”，在用笔上是迟涩，在用墨上是干裂，即古人讲的“用笔须毛、毛则气古神清”，这种碑派书法追求的老树枯藤，枯笔飞白，剥蚀残破，漫涣迷离，都指向了一种拙的美。所以，针对南宋以来书法家逐渐以精巧相标尚，以妍美为能事，明末清初的傅山才喊出了“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这一振聋发聩的声音，刘熙载也说“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

颜涛书法室——安阳市健康路163号

艺枯在润，艺老在嫩，大善不饰，大朴不雕。中国书法强调要追求意境，追求人书俱老，但同时又追求天真、天然、童真气、童稚气。其实，老境是对婴儿活力的恢复，是对生命稚气的回归。俗语说，老比小，“老小孩”，就是老子说的“能如婴儿乎？”赵之谦曾说：“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刘熙载也说：“写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    

               

    还有，书法与庄子哲学。

艺术审美最能体现人格的自由。人的精神获得自由和解放，就是庄子“游”的精神，即生命的逍遥。凡是受到庄子哲学精神沾溉的书家，在笔墨技巧上，都有一种“游”的趣味和性格，即所谓的“飘逸”。当涤除了实用的束缚之后，更促使想象力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得到无限超越，书法家便在笔墨优游中被艺术化了。庄子的“无己”，“丧我”，使人从有限世界的困顿和无奈中获得精神的解放，使人获得一种内心的自由。而心境越是自由，就越能得到美的享受。“无我”的境界，就是庄子“忘”的境界，也是庄子“逍遥游”的境界。当书法家完全沉潜于自由挥洒的精神境界时，心与字的对立消解了，心与手的对立也消解了，所谓“得心应手”，“心手相应”是也。

“魏晋风流”，晋人的书法集中体现了晋人的美。晋人的美是庄子的美，是玄学的美，晋人在生活情调上的高洁，无不与庄子的思想相通，正反映了晋人摆脱儒家礼法的束缚，领悟到自由自觉的人格精神的个性之美，进而能够认识到自然和艺术之美。这是一种倾向于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这种美，不仅可以表现在用笔的简，还可以表现在用墨的淡。《庄子》云：“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和“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所神往的这种美可以用清淡和朴素来概括。这种纯素的观念，是一种恬淡的、寂寞的人生里流出的美，以庄学和玄学为根柢的作品。风格一定是淡的，淡的精神就是逸的精神，以淡为贵，就是以清、以远、以虚、以无为贵，这是庄子精神落实到艺术作品上必然的结果。艺术作品中生命意境的淡远，应该从空阔处去领会，从境外去领会，也就是在无笔墨处去领会，这就是庄子所追求的“游心于淡，合气于漠”的人生。

中国书法批评的一个传统是以“品”来论书，张怀瓘在《书断》中则确立了神、妙、能三品，唐代李嗣真和宋代黄修复又将“逸品”置于神、妙、能三品之上。这“逸”的哲学就是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说的庄子的哲学。对逸的书风的追求，不仅让人们从魏晋行草书中看到晋人飘逸的美的灵魂，而且直接导引出后来宋人“尚意”的精神和元人“淡逸”的美学追求，贯穿其中的就是一种生命的超越情怀和自由精神。

 

另有，书法与禅宗哲学。

禅宗讲“悟”，妙悟强调的是从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之中。核心是回到世界，物我合一，这也是中国天人合一哲学在美学和艺术精神中的体现。书法家在创作的极境中，常常进入“忘”的境界，“忘”就是一种身心融合，物我为一的表现。钟繇说自己：“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在世俗眼里，这是痴癫狂怪的外在表现，但却是一种疯狂的沉迷状态和忘我境界在书法创作中的落实。这种沉醉艺术对人间世俗秩序的木然，痴顽而近乎呆傻，却同时开启了生活的性灵，抛弃了机心，回到真心的显现。清书法家王文治说：“吾诗、字皆禅理也。”王文治以“淡墨探花”之誉而名垂书史，他推崇董其昌，除了他们两人对于淡逸墨色的共同追求外，更源自他们都受到禅宗思想的深深沾溉。董其昌笔淡墨淡意更淡。用笔泯没棱角，以淡淡的、柔柔的笔触来抚爱生命，亲近自然。其笔触丝丝可数，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禅宗又讲“空寂”，“情到深处人孤独”，有孤独方有虚静空寂，虚空寂静方可参禅方能开悟，方能在笔墨中透露出一种空明灵透，方能体现一种艺术精神和人生态度的淡。淡与不淡，不仅在于笔墨、功力和技法，更在于心性的超然和淡泊。淡，是一种人生的历练，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喧嚣后的沉寂，是沉寂后的飞升。

（未完待续）

刘颜涛        一九六五年五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委员、书法培训中心教授，中国文字博物馆书法艺术委员会委员、书画院院长，河南省安阳市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被中宣部、人社部、中国文联授予“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中国书法家协会授予“德艺双馨”书法家称号，十次全国文代会代表，多次担任中国书协主办全国书法展览评委。作品参加“首届‘三名工程（名家、名篇、名作）’五十家书法展”、“中国美术馆首届当代名家（五十六人）书法提名展”等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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