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马有度先生在中医药的百花园中一步一个脚印，奋力追求，谱写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心栽花花更红”的新篇章。
1956年夏天，马有度高考时他一连填报3个志愿都是报考中医学院。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考上了新中国首批创建的四所中医学院之一的成都中医学院。在校学习期间，勤学好问、品学兼优，课余还研习中医名著。他学习名老中医陈逊斋著的《伤寒论改正并注》一书时，深受陈老“学古而不泥古”求实创新精神的启迪，撰写了第一篇处女作《桂枝去桂加白术茯苓汤》，发表在1959年《上海中医药杂志》争鸣园地。时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著名中医学家程门雪教授对此文大为欣赏。1962年马有度作为我国首届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分配到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工作。他胸怀壮志，在重庆和全国中医药界大展宏图，名声鹊起，成为了明医、民医、名医；医德、医术、医著等硕果累累！真是有志者，事竟成！
马有度教授一直坚守在临床第一线，谦虚好学，坚持能者为师，博采众长，闻人善治某症，即往师之。如刚到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时，即向本院老中医请教并侍诊抄方，步入不惑之年又再次师从重庆市中医研究所名老中医熊寥笙、陈源生、龚志贤、徐友玲等，学习诸师的独到专长。 “实践出真知”，他撰文、著书，多取材于临床有效经验。他主编的《方药妙用》《中医精华浅说》，汇集老中青三代中医临床精华，切于实用，很有指导价值。他常对后学强调：“行医著书，不能空谈，务必结合临床实践，要能治好患者病症。”他主攻中医内、妇、儿及皮肤科，尤其擅长治疗胃肠、心神、虚损、崩漏及过敏性皮肤病。“业精于勤”，人生有限，事业无限，要在有限的生命长河中做出无限的奉献，只有勤奋挤时间。马教授在繁忙的临床、教学、科研、社会活动的八小时之外，多数时间都是在书房里度过，学习研究，著书立说，这就是他的最大嗜好。时间，对于他真是一点一滴挤出来的。他常三更灯火五更起，不避寒暑勤动笔，习以为常，其乐无穷。在这百忙之中，抄稿、联络、寄信、家务等都由贤内助徐亚华女士代劳。寒来暑往勤笔耕，心血浇灌百果熟。迄今，他独著和主编的中医药著作已出版20余部之多，共计400余万字，学术论著和科普著作大约各占一半。振兴中医，既要依靠专业人才，也要依靠亿万群众，把中医药知识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对繁荣中医药事业意义重大。酷爱中医的马有度，一步入医坛，如鱼得水，泛起阵阵涟漪……。他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还特别瞄准了中医药科普这块宝地，他充分利用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等多种传播媒介，全方位地向大众普及中医药知识。仅以科普著作为例，独著有《家庭中医顾问》《健康奥秘》《大众养生妙法》《奇妙中医药》《健康人生快乐百年》，主编与合著的有《大众中医药》《大众心理卫生》《教师保健指南》《四季药膳》《名老中医马有度教授趣谈养生保健》等。
长期以来，他为促进全国中医药科普学术组织的筹建奔走呼吁，历时九年，终于众志成城，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普分会于1994年9月在成都正式成立。他在《加强两翼，振兴中医》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医药要腾飞，必须有坚强的两翼，一翼是学术研究，一翼是学术普及……要充分发扬奉献、团结、奋进、实干的精神，要努力建立中医药科普学术体系，要尽快构架全方位的中医药科普网络，我们的方针就是切实做好两个两手抓：一手抓科研，一手抓科普；一手抓学术，一手抓市场。”马有度教授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他认为院校、跟师、自学是中医人才培养的三条重要途径。1983年他在《自学中医阶梯》“出版者的话”中大声疾呼：“自学需要良师，自学需要益友。切望中医界的有识之士，都来关心自学中医的青年，为他们铺路，为他们搭梯，做循循善诱的良师，做促膝谈心的益友。”《自学中医阶梯》获四川省优秀科普创作一等奖，不仅深受国内读者欢迎，而且日本汉方学者川岛繁男先生还给马教授来信说：“在日本能获得这样的指导中医学习的书籍，犹如久旱逢甘雨。”并将该书多篇论文摘要转载于日本《汉证》杂志，广为流传。
他注重学历，但绝不“唯文凭论”，尤重真才实学，对一切热爱中医的中青年都愿为其攀登铺路搭梯，热情欢迎他们参加医书的编写工作，从中获得锻炼和提高的机会。1983年，我参加重庆市中医药学会主办的《内经》培训班学习。报到时马有度教授见到我报名表后说：“字写得好，是哪一届中医学院毕业的呢？”我忙回答：“我哪届都不是，1958年高中毕业，就拜师学习中医了。”他又说：“我知道情况，那时的高中生是硬火！”在那文凭满天飞的年代，我有幸遇上时任重庆市中医学会副会长、并兼任班主任的马有度教授。马老师不仅不嫌弃我没有中医专业文凭，还信任地提名我当班长。我学习结业回家不久，马老师又主动给我来信写道：“你当了一个好班长，写了一篇好总结，相信你今后会写出好文章。今后有机会来重庆，请到我寒舍一玩。”读完信后，我深深地感动得热泪盈眶，一夜难眠，思绪万千；这又叫我怎么能相信：“徒弟学过手，师傅去讨口”而产生的“同行相忌”民间传言呢？不久，我撰写的第一篇《经漏》论文发表在《山东中医杂志》。马老师读后不仅来信鼓励，还邀请我参加他主编的《中医精华浅说》《防病妙法100则》《医中百误歌浅说》的编写及我们两人合编《四季药膳》等医书。每次编写他都寄来样稿、写作要点、方法，有时还提出修改意见，从中使我医学水平得到锻炼提高。马老师还提名推选我为重庆市中医药学会科普委员会委员。当时我住在长寿县，到重庆市区交通很不方便，全靠马老师书信交流指导学习。所以，我在中医事业上的点滴成绩，都与马老师不厌其烦的谆谆教导分不开。1985年我患前列腺增生症，马老师又主动联系使我很快住进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我手术后，他又第一时间和马师母徐亚华女士带着滋补品来病房探视我，临走时还说：“今后可到我家煮吃，很方便。”他还告诉王辉武教授也来病房慰问我。回忆起这些，马老师不仅是我的好伯乐，更是我终生难得、难忘的良师益友！马教授热爱中医事业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献身中医药学会工作，勤勤恳恳，开拓进取。他在回忆自己和中医药学会结缘这段经历时说：“1979年春天，突然接到北京来电，说是我的论文《保津养阴》已通过评审，可以参加全国中华中医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交流大会，我真是喜出望外，激动不已，充满期待。1979年夏初，我作为全国中华中医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最年轻的几位代表之一赴京参会，从此与中医药学会结下良缘。”
从北京返回重庆，他就满腔热情地投入学会工作，在重庆市中医药学会老前辈宦世安、陶克文、黄星垣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踏踏实实做事情，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行。1985年马有度教授从内科专委会秘书做起，就立下“中医学会是我家！”的宏愿。1989年52岁时他当选为重庆市中医药学会会长，并连任四届会长。学会也连续四届被重庆市科协评为最高等级的明星学会，被中华中医药学会评为先进学会。在学会工作中，他尤其注重吸收年轻骨干进入领导班子，又多次提出自己让贤，使学会领导后继有人，使年轻有为者迅速成长。但由于广大学会会员的拥戴，市科协领导的信任，难以如愿。2007年，年届70岁才得以退选会长，当选为名誉会长。马老师卸任会长后仍时刻关心学会工作，重庆市中医药学会仍获优异成绩，荣获重庆市社会团体最高等级的5A级称号。由于他热爱中医药学会工作，以身作则，真抓实干。1989年9月学会主办成立了以“名医的水平、一流的服务、优质的药品、独特的疗效”为宗旨的重庆市中医专家门诊部，深受广大患者拥戴。马教授亲自按时到专家门诊部坐诊，从不迟到早退，患者门庭若市，一号难求，他的挂号费不仅低廉，而且从不提价，深受患者好评。1979年在北京参加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成立大会
马老师深有感触地指出：“德为医之首，培养高尚的医德，是业医者的头等大事；术为医之基，练就精良的医术，才有济世救人的功底。古往今来，大量的事实反复证明：医德高尚，医术精良的医生，时刻可以助人、救人；医德低劣，医术平庸，时刻可以误人、害人。”
在医术上，他强调一个高明的中医必须具备“精医理，明哲理，通文理，知科理”广博深专的知识结构。这也是他业医征途上的座右铭之一。他又进一步阐述道：“就医理而言，既要继承历代医家之理，也要深究当代中医之理；就哲理而言，既要懂得古代的辩证法，更要懂得当今的哲学观；就文理而言，既通古文，又通今文，最好还能通外文；就科理而言，既要了解前人怎样运用古代多学科知识，尤其要努力学习当代日新月异的多学科成就。一个真正的名医，并不在于名声的大小，全在于明白事理的深广，名医者，明医也。”为了开拓创新，他着重以中药及复方现代药理研究的新成果解释古今名方，历时数载，首次推出别开生面的《医方新解》一书。因其新颖、实用，受到专家好评，读者欢迎。在国外一位斯里兰卡医生曾来信要求他协助翻译此书，日本神户中医研究会编著《中医处方解说》，特将其列为第一部中国原著参考书。他撰写的《中国心理卫生学》先后获西北、西南地区优秀科技图书奖和四川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马有度教授于1987年在西医高手如林的重庆医科大学，由讲师破格越级晋升为中医教授，给巴蜀中医增添了光彩。他还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普分会首届主任委员、四川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重庆市中医药学会会长、《实用中医药杂志》副主编、《大众中医药》副总编、美国《中医科学》编委等职。他为发展中医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编入《中国当代中医名人志》《中国专家名人辞典》《中国少数民族名人志》《中国回族大辞典》等，名扬海内外。马有度教授对祖国医药学不仅始终热爱，而且志存高远。他说：“对这举世瞩目的‘东方瑰宝’，作为一个炎黄子孙，特别是新一代中医，理应责无旁贷地去发掘、去整理、去实践、去普及。热爱是力量的源泉，责任是无穷的动力，我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拼搏之路。”马老师在振兴中医药事业上不断拼搏，谱写出很多壮丽的篇章！
包明儒：原四川省染料厂职工医院中医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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