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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相当然”典出于《后汉书·孔融传》。 东汉末年的官渡(在今郑州中牟)之战，拥兵百万的袁绍惨败于只有七万兵力的曹操，一蹶不振抑郁至死，冀州被曹操攻下。 老爸抢城，儿子抢人。曹操长子曹丕看上了袁绍次子袁熙之妻甄氏，并如愿以偿地顺势拿下。早已对曹操不满的孔融当了一次愤青，他不无揶揄地给曹操写了一封玩笑信：“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曹操当时并没有觉察到孔融的讽刺，阅信后反而天真地问孔融：“武王以妲己赐周公，出何经典?”孔融笑道：“根据当时的情况推测，想当然呗!” 曹操大怒，却又不好说什么，在心里记下小黑帐。终于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逮着个机会，把孔融给收拾了。 孔融没有想到，近千年后，他杜撰的故事又一次成为经典。 公元1057年，英俊少年苏轼来到礼部省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梅圣俞和欧阳修。苏轼写了一篇才情洋溢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两人深为其才情折服，欧阳修大笔一挥，苏轼便金榜提名。 苏轼来谢师时，欧阳修问其文中“‘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见何据？”苏轼说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遍寻无果后，又问苏轼。 苏轼莞尔一笑道：“曹操以袁熙妻赐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已赐周公。’操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 大意是说讽刺曹操的典故，孔融老夫子是想当然，尧、皋陶之事我亦是臆测如此。苏轼可真够狂的，他也不想想孔融的命运。所幸他遇到的只是爱才如渴的主考官，若是皇帝老子，估计要去见孔哥了。 当然，经过历史风雨的侵蚀，到苏轼这里，孔融杜撰的故事早已成为那些耍小聪明者喜爱的老古董了。但苏轼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死用典，用死典，而是以相当主观但又颇为严谨的方式立论。 难怪一代宗师欧阳修听后大惊道：“这小子会读书、又会用书，将来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见《诚斋诗话》）言语中既有荐举英才的喜悦，更有长江前浪面对后浪时的一种无奈和悲凉。 苏轼的际遇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孔融的悲剧人生。孔融和苏轼，同样少年才俊、蜚声文坛、同样以“想当然”典故闻名，结局却迥然相异，首先和所遇者曹操、欧阳修两人的政治身份，性格气质、襟怀抱负有关。 曹操和欧阳修都注重考据，对孔苏二人想当然的典故同样不耻下问，可以说是礼贤下士。 但曹操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懂得“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道理。为曹魏集团利益计，肯定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灭掉孔融等异已势力。 而欧阳修是文学家，他更多注重文坛改革，注重推陈出新。苏轼的出现虽令他不免有英雄迟暮之感，（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但更多的是伯乐相马的欣喜和愉悦。 除了客观原因外，我想两人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性格气质也造成了他们彼此迥异的结局。 孔融生逢乱世，身为名士，率性而为，狂放狷介，屡次触怒当权者曹操，终遭不测；而苏轼则生于治世，圆融通达，能韬光养晦，随遇而安，纵然宦海沉浮，也能颐养天年。 两种“想当然”，却是两种历史，两种人生。个中原因，颇具玩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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