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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虽小 玩的是整个天空 三爷 于建勇 我记事的时候，三爷三十多岁，没有妻子，家里有两个儿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尽管三爷见了人总是弓着高大的身躯，带着笑脸先说话，但村里没人愿意和他多说话，我们这帮小孩子也不愿和他的两个儿子玩。偶尔在一起玩，被大人看见了，便会被喊回家，训斥一句：“往后离他们远点！” 有次我问爷爷：三爷到底干过什么坏事，“小孩子家家的，好好念你的书就行了，打听这些干什么！”爷爷的话更使我觉得三爷“有故事”，被我缠得无奈，爷爷便告诉我：“他就是……坏蛋，记住，离他远点！”扔下这句话，爷爷便专心抽他的烟袋锅去了，不再吱声。 爷爷的话让我认定三爷就是个坏蛋。平常在街上见了他，我总是斜瞅他一眼，从来不叫他“三爷”，有时看到他在扫大街，就故意往他跟前扔纸团。三爷的二哥二爷是残疾军人，与三爷邻门。 生产队为了提高收入，允许有手艺的木匠或瓦匠外出耍手艺，年底回来交360块钱买3600分工分。三爷不会什么手艺，但他也想出去干活。当他到队长于二叔家提出这个请求后，被于二叔劈头盖脸训斥了一顿，灰溜溜地回了家。后来三爷的母亲带着两瓶酒，踱着小脚到于二叔家求情，于二叔说，三爷这样成分不好的人，一年要交500块钱才能出去，想以此别住三爷，不想三爷一口答应了这个条件。村里人都纳闷，三爷不会什么手艺，他去哪儿挣这500块钱呢？后来听人说，他是托一个战友，去了大连一个火化场帮人家抬死人。 三爷离家干活是不能带着两个孩子的，经过他的母亲说和，大爷和二爷家每家收养了一个。这两个孩子每天放学后都上山拾草，拾的比我们都多，但回家还经常受到冷眼和责骂，有时都不给饭吃。那几年，每年春节时三爷都要回来，在母亲家过年。来时，带一个空瘪瘪的绿色帆布提包，走时，带点地瓜干、芋头什么的。每次临走前，他都会拿出一下午的时间，把两个孩子叫到母亲家的西间，爷儿三个关上门说话。三爷的母亲开始时能听到低语，后来便听两个孩子在哭，再后来三爷也哭，爷儿仨哭成一团，几乎每次都这样。 我与三爷真正的接触，是高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干活那段时间。那时三爷已经回了村，队里安排他当牵牲口的“把头”，领着我们这几个刚下学的小劳力，牵着队里的牲口往山里送粪，往家里运粮食。三爷一人牵着一头骡子、一匹马，我们各牵一头毛驴。我们人小力薄，掀不翻驴背上的驮篓，他总是默默来帮我们。三爷话不多，只有在偶尔喝了酒后，才给我们讲他的故事，讲他当年在哪儿打过日本鬼子，在哪儿与八路军打仗时朝天放枪，在哪儿妻子得病死了，在哪儿被八路军抓了俘虏。我这才知道，当年他和二爷是一起离家去投奔八路军的，结果二人走散，他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彻底让我对三爷改变印象的是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有一天我们牵着牲口往山里送粪，遇到一家盖房子的人家上梁，放鞭炮时他牵的那头骡子惊了，回头便向村里小学校方向狂奔。当时正是课间，孩子们都在操场上玩。三爷死死地抓住骡子的缰绳往后拽，后来被骡子拖倒在地，但他依然不松手，最后终于在操场边上拖住了骡子。当我们赶过去时，见他鞋子早掉了，光脚也磨出了血。但他全然不顾自己的脚，看着操场上的孩子，嘴里一个劲地说：“好险！好险！”另一件事，是那年春天生产队从地窖里取地瓜育苗，下地窖的孙明叔被憋晕在里面，在场的两个男劳力和几个妇女没人敢下去救，束手无策。恰巧我们牵着牲口路过，三爷毫不犹豫，解下骡子和马的缰绳，拴在自己腰上，让大家把他顺下地窖，然后他背着孙明叔爬了上来。上来后，他被憋得满脸通红，大口喘气。据说后来孙明带着东西到他家答谢，他没收。 我参军离家后，关于三爷的记忆便越来越淡了。前年回村过年时，我见到了他，高大的身躯已经佝偻，头发也已全白，本来就小的眼睛因为眼睑下垂，只剩下一条缝。他告诉我：他已经89岁了，两个儿子对他很孝顺。现在形势好了，没人再嫌弃他，他很知足。 海阳市公安局 于建勇 女教师向学校领导反映，说晚上窗外有人 那些年，我们的大案要案 编辑 张红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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