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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真情|冀彦峰·婶婶之痛

 新锐散文 2020-08-08

09

冀彦峰作品

婶 婶 之 痛


作者简介

冀彦峰   山西长治人,生于1966年9月,高级政工师,长治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农业银行作家协会会员。爱文学写字,喜户外徒步、室内乒乓。有散文、诗歌、小说等散见于报刊、杂志和微信平台,用静美的文字,写寂寞的人生。



周六,在父母家,母亲说道:现在国家允许生二胎了,你们也再生一个吧,毕竟一个孩子孤单了些。说完,眼睛看向妻子,一脸的渴望。母亲也真是,我们都五十多岁的人了,哪里还有这样的精力。即便可以生,说不准,不等孩子长大成人,我们就已入了土,对孩子来说,岂不更是孤单。心里尽管这样想着,但老人家的话,却让我的脑海里不时闪现着婶婶的身影。

叫她婶婶,不是因为亲缘的原因。年龄上,婶婶并不比我大多少,婶婶生于五三年,我生于六五年,按说是同龄人。之所以有辈分之差别,都是因了婶婶一家与我的父母走动的较多的缘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母亲先后从县城调入了晋东南地区所在地长治市工作,我们兄妹便一起随父母就读于长治市的中小学校。婶婶那时已成家立业,先于我们来到长治。婶婶在晋东南报社上班,是一名记者;婶婶的老公在地区公安局工作,是一名交警。他们两个都是公家人,按照计划生育国策,他们只育有一子,小名叫狗蛋。

婶婶与我父母是老乡,在偌大的城市,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老乡自然显得就格外亲切,平时少不了串门。婶婶和叔叔经常带着儿子来我家,妈妈总是拿出好吃的给狗蛋弟弟吃,有时还会留在我们家里一起吃饭。那时,哥哥已参加工作,我上高中,妹妹上初中,弟弟刚上小学。弟弟是个很文静乖巧的男孩,眼睛很大很亮,皮肤黑黑的,个子很高,比妹妹还高出一头,每次来,都是静静地坐在凳子上,听着大人说话,不乱跑更不乱翻我们的东西,很是讨人喜欢。妹妹邀他出去玩,他起初躲闪着,后来来的次数多了,又在婶婶的鼓励下,才跟我们玩在了一起。这点仿了叔叔,叔叔也不多说话,婶婶爽朗地讲话,大声地说笑,叔叔基本上是个忠实的听众,偶尔陪着一起笑笑。

婶婶在报社是名记者,她先在社评部工作,采访是她的本职。有一段时间,报社对每位工作人员下达有报纸征订任务,对别人来说,这是个很头疼的事情,但婶婶对此并不怵,每每不几日便完成了任务,受到领导的赞誉好评。这得益于她真诚的为人、泼辣的性格和吃苦的精神。时间不长,报社领导便调整她去了广告部,主抓报社的广告业务。从此后,她为报社创收增效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反而在文字上却荒疏了许多。

我大学毕业,最早分到一国有企业。九十年代,正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国务院提出,对长期经营困难、僵而不死、靠国家输血度日的老大难企业,要实行破产倒闭、关停并转,在企业内部则进行“打破铁饭碗、打破铁工资、打破铁交椅”的三铁改革,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成千上万的企业工人,一夜之间失去了生存的依靠,像一只只被无情抛弃在汪洋大海中的小舟,在风浪中飘来飘去没个着落。

看着渺茫的前景,我想到考取公务员,便找到婶婶。婶婶在办公室正忙着接待着客户,周围坐了许多的人,有的拿着广告合同填写着,有的两眼盯着婶婶,嘴里不停地问询着什么,桌子上放着两部电话,婶婶手里拿着一支听筒讲着话,另一部电话却又叮铃铃地响起来。

看到我进来,她麻利地说了句:等会儿打给你,便扣了电话,也不接听另一部电话,撇下一屋子的人,招呼我到另一个屋。她微笑地问:有事吗?二则。听我说明来意,马上从书柜里翻出几本参考书,交给我说:不知道对路不,你先看看。这可是我写作的看家工具书,一定保护好,别弄丢了。如果还需要其他的书,我回家再找找。

其后,我先后参加了检察院、司法局等组织的增编补员考试,均未如愿。再后来,我工作调入农行,由于工作忙,又有了自己的家,整日里单位、家庭、孩子的事情,与婶婶见面的次数就很少了。

2007年秋冬之交,周日去父母处,听爸爸说,叔叔得了心脏病,正在医院治疗,我们便买了些水果前去探望。病房里,叔叔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身体很是虚弱,婶婶陪在病床前。看到我们一大家子来,她立马站起来,给我们让座。几年不见,婶婶看上去苍老了许多。尽管疲惫,但笑容仍是那样亲切,声音仍是那么明亮。看着她这样,并没有被叔叔的病吓到,我们都松了口气,内心很是佩服她的气度和勇敢。坐了会儿,医生进来说病人恢复期,需要安静休息,我们便告辞了。在回来的路上,我纳闷地问:怎不见弟弟呢?妹妹说:你们还不知道,狗蛋前段时间一直流鼻血,婶婶瞒着叔叔在市里的医院检查过,医院说不好。又去了北京肿瘤医院复检,现在已确诊得了鼻癌。我的心像被大锤猛击了一下,痉挛在了一起。

又过了几年,狗蛋的病愈来愈重,慢慢的叔叔也知道了。叔叔本是个病人,便早早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婶婶也请了长期的事假,夫妻俩常年奔走在长治的家与北京的医院之间,救治弟弟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最后,花光了家里全部的积蓄,也没把弟弟的命留下。

弟弟的后事办完后,我们又一起到婶婶家探望他们。已经过去一月有余,显然婶婶还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我们到达时,开门的是叔叔,听到是我们,婶婶是从床上爬起来的。城市的单元楼房采光很是不好,而婶婶室内的每扇窗户都挂着窗纱,房间暗暗的,太阳还没落山,却给人黑夜的感觉。叔叔开了灯,灯泡是那种LED的,发出冷冷的光,餐桌上散乱地堆放着开了口的方便面和榨菜之类的东西,客厅的茶几上积了一层灰。婶婶拿起抹布擦拭着,嘴里说着:快坐快坐。

坐定后,父亲说:孩子已经走了,日子还要过下去,你俩也要想开些,该吃吃些,不能凑合......本来很镇定的婶婶,泪水一下流了下来,哽咽道:我真想和孩子一起走了啊。我已经在狗蛋的墓旁多买了一个墓穴,可是,我还有一个老娘,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总得送走她才能打算自己......

我听着,心里那个难受,眼泪也止不住地掉下来。婶婶已经将近六十,假如当初国策允许生两胎,即便狗蛋走了,还有另一个牵挂,婶婶也不至于如此的感伤和绝望吧!现在国家又准予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但对于50、60后的一代人来说,这样的政策出台的也太晚太晚了。

半年过后,一次我与妻子在街上闲逛,远远的看见婶婶和叔叔也在遛弯,他们相扶着、手里牵着一只小泰迪,慢慢地慢慢地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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