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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 丝路新散文 siluxinsanwen 白 1 渭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 朱占伟 钟楼坐镇西安城正中，如同一只巨大而又安详的印章，给西安城烙上厚重的历史印迹。 无数次从钟楼路过，都不由自主抬头仰望，钟楼这位饱经生命磨砺睿智的老人巍然屹立，虽然不言不语，却将西安的过往和现在记录在一砖一瓦，一梁一椽之间。 钟楼是西安的根，从钟楼伸出东西南北四条宽阔的大街，这四条大街构成西安的基础，像一棵大树的四条主干，从上面生发出旁支侧节，在阳光下冒出密密麻麻的叶子，西安城郁郁葱葱繁盛起来。 西安，要感谢的是关中平原这块宝地。发源于甘肃定西鸟鼠山的渭河日夜不息，千百万年来水涨水落，冲击而成的关中平原，沃野千里，风调雨顺。“连山接海隅”的终南山屏障于关中之南，从秦陇交界延伸到蓝田，与华岳相接后继续向东至潼关收束于大河之边。断续起伏的渭北北山给关中北方提供了保护，更北方的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构成北方的第二道屏障。 关中平原为西安提供了营养，秦岭为西安提供了丰沛的水源，在八水的滋润下，在关中腹地水草最丰茂之所，我们的祖先聚落起来，部落、村庄、城市相继出现。浐河边的半坡便是部落文明的代表。历史车轮继续前行，城市文明出现了，周人在沣河之滨建立起都城镐京，西安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从此时到公元十世纪，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西安几乎都是帝王之都，处于中国历史的核心。 周、秦定都西安是自然的选择，他们发起于这里，这片土地又是那么的肥美，他们当然不愿意离开故土，到遥远的异乡定居。而汉帝国的开过君主刘邦定都长安则是战略选择。发起于江苏沛县，以汉中为起点，以关中为根据地的刘邦东出函谷关，四年而定天下，中华一统。茫茫大地何处为都？回到故乡广袤的平原上，还是另寻他处。 洛阳和长安成为群臣争论的焦点，在嘤嘤呜呜的争论声中，张良谏刘邦说：“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邦没有向他的对手项羽学习，他听从张良的建议，将都城长安建在关中平原腹地，羽翼未丰的汉帝国必须有自己的缓冲，必须有天然屏障，必须为自己留下韬光养晦、休养生息的空间。 关中平原提供了全部。函谷关、大散关、武关和萧关如同四只巨大的锁，将关中平原牢牢锁定，各路觊觎者不能叩关而入。函谷关将山东各路豪杰拒之关外，令他们逡巡不前。北方逐水草而居的匈奴，若进攻关中，必须长途跋涉，穿越沙漠和黄土高原，翻过关中北部的山峦，还要渡过泾河和渭河，他们的部队抵达关中平原时，锐气已荡然无存。秦岭和大巴山更是艰险，通往关中的褒斜道、子午道、傥驼道三条栈道，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不算是夸张。 一直错误地认为“金城千里”是形容兰州的，看来谬之千里了。2015年夏天到兰州，荒凉的连树都不生长的兰州只能是固若金汤的金城，而不是沃野千里的金城。“天府之国”的美称在西汉时是给关中平原的，至清朝才转称成都平原。西安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金城千里的美称，天府之国的佳名，甚至连秦岭恢弘的栈道都被人遗忘了。 唐以后，因幽云十六洲失手，中原失去屏障，北方游牧民族可长驱直入，固守关中只能成为一个区域小王朝，汉民族的文化政治中心东移南扩，西安渐渐被冷落。 2015年3月份某期《中华读书报》读到《历史从这里拐弯——明初建都(迁都)西安之议》，作者王丹誉分析，控制燕山和长城的明太祖朱元璋一直有迁都西安的想法，他派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朱标巡视后向朱元璋进献《陕西地图》，而回到南京的朱标一病不起，几个月后病故，西安城成为明太祖伤心之地，迁都方案被束之高阁。作者分析西安钟鼓楼、城墙、秦王府规制，均与当时的都城南京近似，可见建都西安已进入明朝统治者的视野。西安钟楼高36米，边长35.5米；北京天坛高38米，直径32米。二者的高度和直径（边长）大致相同，在同朝代，钟楼在先162年，两者都是作为或者准备作为大明帝国都城标志性建筑而建造的，在建筑风格、规制等方面必然有相同、相近和相承之处。 若明朝迁都西安，满清入主中原的难度便加大，满人想从山海关一路进攻到西安，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定然举步维艰。各处救兵亦能发挥作用。而北京城陷落后，嘉靖吊死，帝国中枢被控制，国家就迅速亡掉了。 假如明朝不亡，皇权相权互相牵制的明帝国萌芽出的资本主义，会不会自发过度到更先进的制度，中华民族会不会继续屹立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充满骄傲和自信。 历史怎能假设。 让我们回到现实，由西安向四周扩展的华夏文明，自然而然将西安置于版图正中心，中华大地原点就在西安城北二十多公里处的泾阳县永乐镇。国家授时中心总部位于骊山脚下，北京时间的信号从陕西蒲城发出。 一座城市，晨钟暮鼓是历史久远的声音，如今，已经听不到那些声音了，但那些声音似乎依然存在，在古老的城市上空盘旋。 一座古城，钟鼓楼之外，必然有城隍庙，火神庙，城墙，而西安三者皆备，西安的城墙甚至是全国保存最完整，气势最恢弘的城墙了。2014年春节游览山西平遥古城，平遥城的城墙没有西安城墙的恢弘之势，若西安城墙是稳重的将军，平遥城墙只能为乡野地主。 目光再次回到钟楼，西安钟楼建于1384年，明洪武十七年，原址在今西大街以北广济街口迎祥观内，与鼓楼相对。万历十年（1582年）移建到现在位置，呈现出“四街呈衢”之势。钟楼移建时“楼惟筑基外一无改创”，现攒顶三重檐式楼阁是洪武始建时的原貌。从空中看，钟楼顶部与北京祈年殿顶部几乎一样，只是基座不同而已。 钟楼西偏北直线距离280米处，遥相呼应着西安另一座标志性建筑鼓楼，它们共同承担起西安文化坐标的重任。鼓楼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其建筑高度比天安门城楼还高2.6米，在讲究规制的封建王朝，真是不可思议。 钟楼和鼓楼，如同两位历尽沧桑的老兄弟，在多次天灾人祸后依然屹立，继续在青砖之上铭刻这座伟大城市的历史。 作者简介 朱占伟，咸阳市渭城区作协副主席，在《中国青年报》、《北京文学》、《山西文学》、《延河》、《中华读书报》、《华商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百余篇，作品多次收入陕西文学年选。出版23万字散文集《在陕西读书与玩乐》，与人合著出版诗集《长安风十诗人选》。 丝路  新 散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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