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说说我那爷爷了。
爷爷叫王万龄，排行老三。在龙尾头王家，我们是三门。
“你爷爷脾气不好运气疲（不好）。要不是气性大，也死不了那么早。”奶奶说起爷爷，总是叹气。“运气也不给咱家做主，硬是把他压垮了。”
说起爷爷，还要再说说曾祖父和他的三个亲儿子的故事。
前面说过，曾祖父在龙尾头创下的那份家业，也只是顾住了一家人的嘴。要想把日子过得好些，就还要努着劲干。这时候的曾祖父就动了脑子。三个儿子围着那十几亩薄地，再干一家人也是弄个肚儿圆。是要干点别的，让这个家往起翻一翻了。
曾祖父想到了做生意。这倒不是他过去没想到，只是连吃的都没有，哪有本钱去做生意?我大爷可能是头脑灵活些，曾祖父便让他去做生意，就是贩牲口、贩盐和粮食；二爷人实在，办事细致牢靠，就让他随着自己做庄稼，并让我那个孤儿四爷做帮手；我爷爷人高体壮，有气力，却脾气不好，做生意不能和气生财。曾祖父便买了一群羊让他放。
这样的日子没有过上几年，缠绕了王家几代人的厄运又踅回来了。
头脑灵活但心肠太软的大爷做生意让人算计了，赔了个一塌糊涂。债主找上门来，没钱还债，就拿粮食抵顶。那时，一大家人几年辛勤劳作囤积的了一窑洞麦子，被债主挖了个精光。连弟兄几个小家里的积蓄也被拾掇了个干净。洗劫过后，弟兄几个家里全断顿了。那时节，是个初冬，地里也没有吃的，庄稼到来年春后才能吃，没办法，只有吃红薯野菜。一天只吃两顿饭，早出晚归放羊的爷爷回来了。他不知道家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看着一盆红薯，没有一粒粮食的晚餐，不知道内情的他，一气之下就把红薯给摔了。当奶奶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后，刚烈的爷爷跳出门去，就要去烧债主的麦桔堆。惊慌的奶奶拉他不住，便急匆匆地叫二爷，二爷撵上爷爷时，爷爷已窜到了坡底。真难想象，身体瘦弱的二爷是怎么撵上爷爷的。按照二爷的姑娘大堂姐的说法，二爷几乎是滚下坡才追上了爷爷。追上爷爷的二爷，死死地抱住了爷爷的腿。那一天，亏是放了一天羊的爷爷肚里没吃东西，再说，爷爷看着苦苦求他的二哥累的要死，可能那腿上的劲就小了点。要不然，平时能扳倒一头牛的爷爷，凭二爷那瘦弱的身子是拽不住他的。回到家的爷爷，气的两天都不吃饭。但他却心疼他的羊，那两天，他照常放羊，是曾祖母和奶奶哭着劝着，第三天他才开始吃红薯和野菜。“人要气不顺，喝凉水也能噎死人。你爷爷那脾气，哪能受得了这种气。时候不多，他就得下了病，时常肚子疼。在家里疼就让你爹和你姑姑在他肚子上踩，在外头疼就在地上打滚，几个人按都按不住。”奶奶说这话时，眼里含着泪水。爷爷快下世的那几年，又得了乡里郎中叫作“气心疯”的病，犯了就胡说乱骂，谁都治不了他。“好好的一个人，硬是气成痴痴憨憨啦！”奶奶只要说到这里，总要唏嘘地哭上一会。我这人不迷信，从不相信阴阳感应。但四十多年后，奶奶去世前的痴癫却让我诧异。奶奶得的病很怪，医生检查不出她得的是什么病。她一天吃不了多少饭，却劲头不小，拄着拐棍在龙尾头的岭头上跑来跑去，让我那已经六十多岁的父亲几乎跟不上，那时候，奶奶不断地对父亲说着一句话：“你爹叫我哩，他肚子疼。”那时候，我一回到家探望奶奶，伺候她的大姑便对我说：“咋真怪来，你奶奶得的病和你爷爷一样。”
这一场洗劫，让曾祖父和曾祖母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俩人几乎同时得了重病，曾祖父胸部疼痛难忍，曾祖母哮喘不停。觉着自己时日不多，曾祖父忍痛为三个儿子连同他弟弟留下的那个儿子，把寒酸的家产划成四份分了。这大概是在民国十六年。家分了，孩子们各过各的了，曾祖父也塌气了，没过多久，就下世了。没过几个月，曾祖母也跟着曾祖父走了。
因做生意失手的大爷惹来了这场灾祸，气愤和愧疚让肚里积下了病。之后，他再也没有做过生意，长年累月地守住了父亲分给他的那几亩地。二爷却因这场灾难得了重病，按那时乡医的说法，二爷是抱住爷爷后腿时“努”下的病，他经常心口疼，不能下地干重活，他只活到五十出头，便下世了。那一年的冬天，是我们王家人最难过的时光。红薯、糠菜搀和着吃。过年的时候，是大爷和他那几个堂兄弟四处借贷，才算过了一个寒酸的年。过了年立了春，龙尾头上的迎春花开了，王家人的日子才好过些了。榆钱钱、柳叶叶、槐花花······都成了我家碗里的饭食。初夏时节，地里的麦苗刚泛黄，那麦籽籽就被活生生地挤了出来，磨成“麦熟”（这种食物如今人们还吃，不过是尝鲜吃稀奇），凉拌热蒸着吃。“哪东西咋恁好吃来！”这是当年只有几岁的小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给我说的话。爷爷的病却从此一年比一年重了。但脾气倔强的爷爷，却没有趴下。他撑着瘦骨嶙峋的身子，迎着酷暑严寒，在龙尾头上艰难地劳作着。他竭尽全力为他的两个儿子成了家。母亲和婶婶到家里后，家里就平添了许多喜气，爷爷觉得出气也平展了。
这是一场中华民族的灾难。民国26年（1937年），日本人进中国了。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反击，处于晋豫两省交界处的河南省济源县圣佛头村东端的（现在的山西省垣曲县英言村）龙尾头小山庄，倒还安宁。民国27年，日军三次进犯山西省垣曲县，位于垣曲县边缘的东塬也同样遭到践踏。日军被中国军队和垣曲人民三次击退后，于民国29年，几股日军纠集会犯垣曲，垣曲沦陷。民国30年（1941年），日军十余万人侵犯中条山，发动中条山战役。中日军队在晋豫交界的中条山决战，但决战的结果是中国军队悲壮的失利。日军突破河南的封门口，进犯中原。
“那年，经常听到枪响。有一天夜里，窑顶上的脚步声响了一夜。你爷爷出来看了一下，是黑压压的军队从咱窑顶的北面路上往东走。”奶奶给我说起这事，总是一脸惊恐。“天亮了，那军队还在往东走，这才看清，是一群群穿黄皮的日本兵。可把人吓死了。”
不久，日本人便在圣佛头南边的郭家山建了炮楼。驻扎在那里的日本人和垣曲城里的日本人三天两头地在扫荡东塬。“那年月，咱家可真受症了。你爷爷有病走不动，日本人来了，你爸就和你叔背着他跑。”奶奶只要说起这话，就恨得咬牙。“小日本那货可不是好东西，见啥抢啥。咱一家的牛、羊、猪、鸡被那群畜牲抢光了。”
爷爷要是没有病，按他那性格，那年月他非去打日本不可，说不了就是一个英雄。“咱家就一头牛，那一次日本人拉着就要走，你爷爷从床上爬起来拿起屋里的扁担就要和日本人拼，是我和你大姑硬把他拽住了。”奶奶说起这事，还要再骂几句：“那挨刀的日本小杂种！”
由于日本人扫荡，整天被儿女们背着、拉着，颠沛流离，爷爷的病越来越重了。
民国31年，东塬地区持续干旱，这一年收成微薄，到过年的时候，日本人的走狗们又强征暴敛，收“捐项”（税费），剿“共匪”。那是一个黄昏，圣佛头村的伪保长带着人涌进我的家门，逼着爷爷交粮食抵“捐项”，说不交就把父亲捆到村公所里。看着缸里几乎盖不住底的一点点粮食，奶奶一脸苦愁。还没等奶奶乞求人家，躺在床上的爷爷一声闷吼：“这不是逼着人死哩吗！我没钱也没有粮，就有一条命，拿去吧！”话出口，一口血就喷在了枕头上。
这一年爷爷没能熬过“年关”，咽了气眼睛还睁着，是奶奶用手抚摸着，才慢慢地合上。装殓爷爷的棺材，是奶奶求爷爷、告奶奶借来的一付杨木薄棺。这付薄棺，父亲用了几年才还上。
爷爷死时都记恨着日本人，他瞪着眼睛对父亲说：“我死了你就去当兵，打那小日本狗日的。”
爷爷下世后的第二年，一场蔓延全国的大饥荒，伴随着日寇“铁磙”式的大扫荡，几乎将河南豫北地区夷为无人区。这场天灾人祸，让我们家几遭灭顶之灾。
大饥荒从民国31年（1942年）秋后就露出了端倪，一直蔓延到第三年的春夏之交。这可能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饥荒。奶奶说那场饥荒比她母亲说的清朝光绪三年大饥荒还厉害，因为大饥荒伴随着大瘟疫。更可怕的是，日本人的大扫荡接二连三，恐怖的“三光”政策糟践得庄稼人“没有活路了”。
我从资料中看到，当时的《大公报》社论中特别念及河南的灾荒“饿死的暴骨失肉，逃失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得到账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着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送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得几斗粮食······甚有因不堪忍受非常的痛苦而全家服毒自杀的······”当时属河南管辖的豫北山区龙尾头，就是中国的重灾区。那一场灾难，几将我们王家灭绝。父亲在世时，曾回忆说：“那两年旱得成年不见雨雪，地里的庄稼死完了，那土虚得像糠面，脚一踩冒多高。”紧接着发生的蝗灾，更为可怕。“蝗虫（蚂蚱）来时，先听着一阵大风呼呼地响，结着就嗡嗡嗡地飞着来了。抬头看，天上是一片黄云。低头走，脚下像踩在棉花上。有一次，我和你叔叔、你姑姑在地里干活，眼看着黑压压的蝗虫飞来，碰得人都站不稳，甩到脸上的蝗虫，像石子打的一样疼。我和你叔叔，用铁锨朝着飞来的蝗虫抡，落下来的蝗虫像下雨一样。”蝗虫吞噬了残延的庄稼，还吃光了地上人能吃的所有植物。死亡在向人们一步步逼来。这一年，日寇没有因天灾而收敛，反而更加猖獗。他们趁着天灾，疯狂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扫荡和掠夺，那一年的抗日形势异常严峻。紧随天灾之后的是可怕的瘟疫。当时，在河南全省，饥饿和瘟疫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饥饿和瘟疫让我的父亲、叔叔、两个姑姑和仅有七八岁的哥哥都躺到了炕上，只有奶奶、母亲和婶婶幸免于难。其实，这瘟疫就是“天花”，就是现在儿时注射一支疫苗，终生就能免疫的一种小病。
三个小脚女人对一群病人束手无策，她们东颠西奔地找医生，挖草药，但那时到处是病人，哪来的医生，哪来的草药。凭人说的那些单方，有咋能治了病？叔叔死了，婶婶带着只有一岁多的女孩子走了。已顾及不了那么多的奶奶只听说婶婶嫁到了垣曲的南山，离家也没有多远，但就是再没有见过她。后来有人给父亲说，婶婶和孩子可能也没有躲过那场灾难，母女俩都死了。沉重的担子一下落到了父亲的肩上，他懵了。他没有办法弄到两付棺材，只有用两页旧席，把叔叔和哥哥卷了，埋在爷爷坟茔的地塄下。祖孙三代就这样一上俩下的望着守着，整整相隔了四十多年。1982年，奶奶去世了，按照父亲的嘱咐，我把叔叔和冥婚的婶婶，还有我那夭亡的哥哥，一同埋在了爷爷和奶奶的脚下。
